上午谈完，下午他们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发动机高空试车台，因为本地没有小发动机可供参观。关于这个高空试车台，他们介绍说，已累计投资10亿美元，至今已试验了8000~10000小时，每小时的试验成本是10000美元，试验段空气流量为1200磅/秒，大的储气系统设备流量达12000磅/秒，用蒸汽发动机压气，蒸汽锅炉能力为100万磅/时。另用6台JT4发动机引射。试验时，民用发动机可模拟到Ma0．8，高度35000英尺。军用发动机可模拟到Ma3，高度70000英尺。经三级冷却后，进气前气温可低至零下80华氏度[5]。
我们3人都不是搞发动机的，参观一下，也就是长长见识吧，只不知国内有没有人来参观过。它给我留下一个“大”的深刻印象。光凭这个高空试车台，我们上干线飞机固然有困难，要自己上干线机的发动机，则可说是难上加难了。哪来那么大的本钱？
看完高空试车台后，牛新棠与他们中国部总裁又谈了JT15D的事，然后公司雇了一辆车送我们回纽约。
马司长和牛处长预定3月下旬返回北京，在此之前要抓紧时间到我国使馆去汇报一次，故利用3月21—22日这个周末，我们3人一起去华盛顿。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在东海岸，在纽约市向南方向，严格说是叫华盛顿D.C.，意译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有别于美国另一个华盛顿州，那个州在西海岸，西雅图即在华盛顿州，这是我到了美国才搞清楚的。
中航技的关键同志事先给我们买好了往返的机票，21日早上8点半我们坐车赴拉瓜地机场坐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去华盛顿。飞机到了华盛顿国际机场，我驻美使馆的同志开车来接，在去使馆的路上，我们顺便看了一下五角大楼和林肯纪念堂，我们被安排在使馆边上的一个旅馆住下。
下午我们进使馆向有关领导同志汇报了与格鲁门公司开始合作“佩刀”Ⅱ项目的情况。使馆的领导两年前即知道有这件事了，因为这是中、美间的第一次军用飞机合作，美国政府找过使馆，但具体进展使馆领导并不清楚。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使馆领导感到航空工业部抓这件事很好，要求我们今后多向使馆通报情况，并告诉我们在美国办事的注意事项和工作方法。我们则希望使馆领导有机会时向美国政府做些工作，别给中方加那么多的限制。
第二天中午我们要飞返纽约，上午使馆的同志用车送我们去市区参观了议会大厦、宇航博物馆、大花房、杰弗逊纪念堂、大型雕塑“觉醒”、罗斯福岛公园等。本来拟去登华盛顿纪念碑顶的，但参观排队的人很多，来不及了。一个上午去那么多地方，当然只能走马观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觉醒”，它是一组雕塑，似乎象征着人们从淹没中奋起，一只大手和一只大脚从地面上冒出来，据说我们中国人到华盛顿都要去看一看这别出心裁的雕塑，把它戏称为“大手大脚”。
使馆的同志把我们送到机场，我们十分感谢他在周末的两天里对我们的热情接待。
23日开始已是第3周了，我与陈金琰照例出席了与中、美、巴三方领导的碰头会，讨论了有关的工作。会上最后明确了分工的责任，哪一方分的工最终由哪一方写出报告，还决定4月13日，即第6周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第一次评审，并由巴方萨里姆上校分别向巴空军和中方国内发出电传邀请。我们提出第一次评审内容不仅仅是对发动机、航电及飞机部件的选择方案，而且应有飞机外形及进气道的安排以及对全机性能的估计和评价，格鲁门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美方主要对我们工程师带来的资料感兴趣，而对我们参与他们的工作并不热情，这当然不行。于是我们以马司长即要离美为由，在24日由马和我去格鲁门总部找佩莱哈克谈。
进了佩莱哈克的办公室，互相寒暄之后，佩莱哈克顺手拿起一个飞机模型，含糊而神秘地对我们说，这是正在打算开发的新飞机，我看它并未利用X-29前掠翼的技术，怪的是它的机腹和翼下有着条纹状的宽条反光镜面，大约为了目视隐身用的。但我们此来的目的，不是讨论新技术，所以不便追问，言归正传。
马司长首先向佩莱哈克提出了美方工程师与我们讨论不多，合作不够紧密，使中方工程师有劲使不上的问题，要求佩莱哈克履行他在成都时的口头承诺。
佩莱哈克说，我理解你们的想法，但目前工作刚开始，待有些眉目之后，特别是有些数据要输入计算机计算，这样预计到星期五，就可以坐下来和屠先生、陈先生一起谈了。
马司长说，我的想法是让全部人员都能行动起来，如上计算机，成飞的工程师也可以上。
佩莱哈克说，这我明白，慢慢地双方会更好沟通的。当然有的事，不一定全体工程师知道，我会专门单独告诉屠先生的。
接着佩莱哈克转了一个话题，谈到巴方要在卡姆拉装配“佩刀”Ⅱ，而机头如果也由巴方生产，他感到巴方的制造能力比中国差得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制造整个前机身。所以他想机头至少一半在成都制造为好，或许整个机头都由成都制造，因为肯定工时费中国比美国便宜。佩莱哈克接着说，这种想法不必告诉巴方，屠先生明白就可以了，我们还要向政府去疏通这种想法。格鲁门不打算生产机头，我们现在想得是获得歼8“和平珍珠”的改装项目，董事长彼尔沃思先生已经向你们国防部张部长谈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补偿贸易上，我们都会比波音公司优惠的，中方需要的技术，我们可以向中方提供。我们正在为新加坡培训航电综合技术，在这方面只有硬件没有软件是不行的。
歼8项目的补偿贸易，你们将可分到很多地方去做。
我们听明白了格鲁门在以这种讨好的筹码，争取获得歼8改装的承包权，我们二人对此当然没有权力表态，马司长就应付说，过几天孙先生要来，可以和他讨论这些问题。为了扭转话题，马司长接着说，这几天有几名美国空军在45号厂房讨论技术问题，我们少数人如屠先生、陈先生是否可以参加？
佩莱哈克说，美国空军完全是巴方请来的，是萨里姆在主持讨论，我们公司没有人参加，巴方请美国空军是花了钱的，他有钱他去付吧！真不明白，巴方如把钱花在格鲁门或成飞身上，岂不更好？
马司长最后说，我和牛先生星期四要回北京了，我走了之后，是屠先生总负责，如果屠先生也走了就由陈先生负责。
马司长走前又和“佩刀”Ⅱ项目经理罗默交换了意见，罗默说有些问题是因为双方工作习惯不一样产生的，相信以后慢慢会好的，在组织工作上，他可以再安排好一些。罗默最后动情地说，可惜我不久要动心脏手术并退休，看不到这项目的最后成功了。
格鲁门的工作，由于我们的配合，正处于从原来以假设的飞机为基础向真正以歼7M飞机的实际为基础的转变之中。与他们的工程师们一接触，就可感到他们个个都是工程上务实的行家，反应快速而灵敏。从合作的过程看，可行性研究中即使中方负责的部分，也主要得在美国进行，原来设想在成都为主的想法，不大切合实际了，因为来往的通信太不方便，出国的手续也太麻烦；而且3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特殊，思路不同，工作方法和习惯不同，随时都会有新问题出来，只能靠在45号厂房里随机应变临时决定。我们想法上的这个变化，也获得了部和中航技主管们的认同。因此，按计划尽快自国内派遣一批批的工程师来美，也就顺理成章。
“佩刀”Ⅱ方案中，候选发动机有3个，F404/RM12、PW1216、RB．199。在可行性研究中，主要进行性能对比，至于总体方案中的结构安排，则只做F404的协调工作。实际上大家也倾向于F404了。航电选用，由美、巴双方负责，须要我方参与的只是选用航炮，我们竭力推荐中国制造的双管23炮，因为如美国多管炮，又贵又重，结构变化也大。舱盖、前起落架，美方推荐用F-20及F-5的，座椅用马丁贝克MD-10L，我们都同意。进气道仍按我们推荐的两侧进气，我们参观了他们的X-29之后，发现它的两侧进气和我们的CP型的差不多，垂直安置的矩形不可调进气口，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在与巴方讨论飞机性能时，萨里姆提出要求“佩刀”Ⅱ能有7个外挂，具体讲在执行空空任务时，应能同时带两发中程弹、两发近距格斗弹和三个副油箱，在执行空地任务时，应能同时带四枚炸弹和两个副油箱，或四枚炸弹、两发近距格斗弹及一个副油箱。为了达到大的外挂能力，萨里姆说宁可最大Ma只有1．6。关于起降性能，萨里姆要求的起飞条件是海平面3000英尺滑跑起飞，夏季地面最高温度45摄氏度。这些要求，我们是第一次听到，而巴方早在1985年就向格鲁门提出来了。
根据我们自己搞歼7CP方案的经验，我们向格鲁门提醒飞机焦点向前移，而重心向后移，会是一个大问题，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们现在的方案重心是歼7CP的气动焦点比歼7M向后移动了5%的平均气动弦长，而“佩刀”Ⅱ机翼是原封不动用歼7M的，我们认为很难调整过来。我们这些意见格鲁门听了似乎无动于衷。弗尔斯这个人相当傲慢，瞧不起中国人。有一次会前，他悄悄地跟萨里姆说，干“佩刀”Ⅱ有两大困难，一是飞机是老的，技术上落后，二是苏联没有把设计资料给中国人，数据不全。这话表明，他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歼7的设计能力，苏联人不给，中国人就没招。
我们也向萨里姆谈了格鲁门对我技术上封锁的问题。原来格鲁门在中国的口头承诺，基本未实现。萨里姆也认为合作双方应无保密问题，如果进入原型机研制阶段，必须放松才行，否则是干不下去的。萨里姆还说，第一次评审，法鲁克副参谋长会来，有意见可以单独对法鲁克讲。关于“佩刀”Ⅱ，萨里姆说，它对巴方来讲是件大事，中国方面帮助搞“佩刀”Ⅱ，也是件大事，但格鲁门是个公司，从做买卖出发，可干可不干，责任不一样。
为了降低飞机成本，减少研制风险，我们与美方都同意飞机的改动工作量无论是机体还是机械系统都应越少越好，航电、机械成品及飞机部件则尽可能选用货架产品，货架产品这个英文词也是我们在这次合作中学到的。起先佩莱哈克以为我们希望改动得多一些，以便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后来他来跟我们说起，我马上澄清说，绝无此意。于是双方分别在开会时向中、美全体人员传达了改动越少越好这个原则。为了使飞机的维修性好，佩莱哈克反复做我们的工作，主张后机身下部采取大开口的形式，他说，军队的地勤人员，只有6年的文化水平，素质低，故要尽可能使维护工作简单，看得清楚和方便。
4月14日开始“佩刀”Ⅱ可行性研究的第一次评审，评审会在格鲁门公司总部内进行。巴空军作战副参谋长法鲁克少将及巴驻美武官二位准将来了。中方评审小组由4人组成：李泽蕃、顾诵芬、杨宝树专程来美参加，孙肇卿局长则自南美返国途经纽约正好赶上评审。美国国防部及空军应巴方邀请也派人参加，我们成飞在美的人全参加了。
14日上午评审，实际上是由美方技术经理弗尔斯等按已经准备好的评审资料一张张对着投影仪用英文讲一遍，讲过一段，问有什么问题，没有就继续讲，讲一个多小时，就休息吃点心，再讲一个多小时，完了，吃中饭。中午在格鲁门总部地下层职工食堂吃饭，中、巴人员由格鲁门公司招待，美国国防部及空军人员吃饭是自己掏钱买的。下午，他们安排中方去浏览，实际他讲航电，不让中方参加，我们没有去浏览，抓紧时间进行内部讨论。第二天上午继续评审，不到一小时就讲完了。下午巴方听取美国军方代表的意见，我们当然也不参加。我们内部讨论，总的原则，技术上要管好我们分工分内的事，当然如果总体上改动大了价格会增长、周期要延长，因此风险大了，也应关心。涉及我方的主要问题是后机身下部大开口，会影响刚度，涉及的是尾部颤振特性这个全机薄弱环节；机翼增加外挂，外翼过薄，也有颤振问题；航炮尽量说服采用双管23炮；总体上，现在重心过后，不易调，弄不好会保不住机翼位置；机内油量一定要落实，否则达不到飞行剖面要求，方案就站不住了。
第三天，我们与法鲁克少将单独谈，法鲁克听了我们的意见后说，你们不要怕问题多，可行性研究才开始，现在不是最终方案。当然不多改，性能要求会达不到，改多了，重量也加上去了，成本也增加了，这种矛盾也的确存在。但是目前，你们的工程师要习惯于眼睛放开一些，多一些方案分析，等可行性研究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定。
国内来参加评审的领导们，也感到在美国合作的特殊性。所以孙局长决定我和陈金琰在美国要把工作顶到底，委托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全权管，因为部里、中航技及厂里领导也只能临时来一下。顾诵芬副院长还对如何加强国内工作与在美工作的联系提出了建议：有些计算工作，中方在国内也同时算，必要时设专人来回跑，即使要多花些钱也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