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之后，我们技术人员摆脱了20年来的重负，又还未套上名利的枷锁，心情的确陶醉在春天的芬芳之中，不知道什么叫困难，没有后顾之忧地大踏步往前走。
1979年2月21日，我带着厂设计所和特设科的7位同志，应部里安排，赴京参加为歼7改装引进平视显示器等航电设备的对英谈判。出发时我脑子里全是歼7Ⅲ的事，我当时是厂副总工程师兼歼7Ⅲ第二总设计师，刚率小组从国外考察和要了两架飞机（MΦ和yC）、收集了不少部件残骸回来，没有任何主持引进航电设备的思想准备。原来厂里定的是由主管特设的设计所副所长陈志立同志等去谈判，临行前不久，谢明同志接到部里电话，指定要我带队去主谈，于是补买了火车票，就和陈志立、邱普达等同志一起出发了。
在硬卧车厢坐定之后，我向军械设计员高维勤同志借了一本载有介绍平显文章的《航空设备》，开始从书本上了解什么是平显，临阵磨枪，仓促上阵。
在此之前，1978年11月，吕东部长及段子俊、陈少中、徐昌裕副部长率20余名专家去西欧考察，这是有史以来航空工业部部长到西方的第一次考察，考察中决定首先从西欧引进电子火控设备，以提高我们航空电子的起点。春节前在北京开过一次考察后的情况介绍会，我没有参加。之后，部里决定首先邀请英国马可尼航电公司来京谈判，以后还要与史密斯公司、费伦梯公司以及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谈。当时，联邦德国不同意和我们合作。引进设备先在歼7上改装，改装工作定在132厂，132厂对外开放。引进后确认好，再改歼8。我们一行到京后，听了主管这项引进的外事局魏祖冶局长和随吕东部长一起赴西欧考察过的杨光中处长介绍了情况和设想后，就与谈判组全体同志一起投入了准备工作。
谈判组除三机部和四机部部、院机关的有关领导同志以外，共有三机部、四机部所属18个单位42人组成。陈少中副部长指定由我牵头和部机关的苏大鲁、杨光中、顾伟豪三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由我对外主谈。改装歼7是为了装备空军，空军派出科研部章克文、唐志坚同志参加。
第一次和魔鬼打交道
我虽然已出过几次国，但面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老奸巨猾久战沙场的英国佬谈生意，却是第一次，更何况要谈的是现代化的航空电子，我还是一个门外汉。
马可尼公司派出了由一、二把手常务董事彼得曼和助理常务董事兼技术董事马利纳率领的12人庞大代表团，包括公司内雷达、无线电、平显、惯导、飞行控制各分部的经理和专家。这阵势显示了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马可尼公司在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后率先步入中国市场的决心。
谈判虽然有段子俊、陈少中两位副部长作后盾，但出面主谈，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这一轮谈判，预定中间还要去一次成都看工厂的飞机，这是我们厂第一次接待西方国家的外宾，如何安排好，我也得一起考虑。因此在谈判前，关于谈判方案的书面请示中，同时纳入了关于工厂对外的口径。我在报告中考虑到开放的长期性，第一，建议工厂对外叫成都飞机公司，地名作公司名容易记，也不叫制造公司，公司不应该光搞制造；第二，从生产能力、机构、人物到产品都如实讲，只是厂长改叫总经理。这个书面请示，当时即经段、陈副部长同意并报吕东部长批准了。
1979年3月3日，在北京饭店的第一轮谈判开始了。由彼得曼全面介绍马可尼公司开始，然后其他人分别介绍他们的产品。我们在谈判开始详细介绍了歼7飞机，使英方感到我们要引进他们的设备是有诚意的，因此明显地感到振奋。讨论越来越深入和有针对性。看样子，彼得曼这个老板，技术上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在第二天的讨论中，比如谈到飞机内部空间紧张时，他建议换一个小的无线电罗盘；飞机电源紧张，他建议改用效率高的静止变流器；他还提出小飞机航程短不必用惯导，等等；而无线电罗盘、静止变流器都不是马可尼的产品，惯导却是马可尼管的产品，使我感到他们还是实事求是的，谈问题有分寸，并不像我年轻时在上海看到的滑头商人样子。
谈了三天之后，我们感到好些事与我们原来设想的不符合。一是原来设想买现成品，当年即将开始改装，实际不可能那么快开始；二是想通过他们引进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英方认为歼7机头空间太小，且明确提出这要政府专门批，即一下子不容易引进；三是我们想引进惯导技术，英方主动说歼7这一级飞机不必用惯导，我们不顾实际，硬要装，也不合适；四是我们原想先拿设备来试改，飞机改成后再谈订货，他们说不可能，单引进技术，不买成批产品不可能。这就必须修改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另外，我考虑到由歼7一家对付几个外国公司，去货比三家，担子太重，因此建议段、陈副部长考虑扩大一个机种谈对外引进。
陪英国客人到成都看了一天工厂和飞机，又返回北京继续谈判。他们看了我们成飞后，首先一个主要印象是中国的航空工业规模不小。对飞机他们立即看出我们的歼7Ⅱ型和米格-21不一样，座舱盖不一样，防弹玻璃取消了，等等。为了处理好雷达受进气道影响产生假截获，马利纳问我，可不可以把进气道唇口有一段改成非金属的？为了提高雷达罩的效能，能否把锥形改为球形的？我当场从技术上说明不可能，把球踢回去了。
回到北京，部长们已研究决定歼7就不引进惯导了，雷达改为测距雷达；此外，歼8已经上级批准可以对外开放谈引进，惯导及脉冲多普勒雷达由歼8引进。
整个活动到3月17日才完，谈判有一个纪要由彼得曼和中航技副总经理江同共同签的字。这一轮谈判时间达半月之久，参加单位及人数多是很突出的，加以事先的组织工作比较仓促，中间的变化又大，外事工作也缺乏经验，虽然圆满结束，但教训也不少。
回到成都，我身上仍主要担负歼7Ⅲ的担子，主要抓落实部党组关于歼7Ⅲ的决定。3月初4月中又先后接受叶正大、曹里怀首长来成都检查落实歼7Ⅲ的工作。5月初611所王南寿第一总设计师病后，我只好先挑着，按原定计划去北京向部、工办、空军等领导机关汇报歼7Ⅲ的方案，6月初汇报完后又随崔副部长陪张廷发司令员来成都观看M样机，等等，我处在两栖的状态。
直至1980年初，部决定我正式退出歼7Ⅲ设计工作，虽然我为歼7全天候已花了五六年的时间，离开有些舍不得，但可集中搞引进了，也好。
令人烦恼的十轮谈判
怪不得王震副总理对歼7引进改装的谈判太慢发过脾气，我们也没有估计到谈判那么费口舌。
马可尼公司的谈判方针，是先把技术状态弄清楚，然后开始谈合同文本，最后谈价格，在此过程中技术规范逐步成熟一致，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谈判中，我方虽处在“顾客是王”的位置上，但实际上有两大固有难处：一是技术业务水平处于劣势，二是语言障碍。技术上，什么平视显示/武器瞄准计算机，什么数字电路，我方可以说还没有入门，第一次谈判我们向马可尼提出各项设备的技术要求，集中三机部、四机部和空军的专家，只写出了10页纸的要求，对比于最后合同签字时经过双方一字一句反复细抠长达300页的技术规范文本，不太可怜了吗？在谈判中，既要设法弄懂又不能太示弱于人，还要避免吃亏或让人牵着鼻子走，难啊。唯一的办法是天天开夜车，应付白天的谈判，至于谈合同，合同稿是英方提供的，我们几个人，中航技的罗毅，我们厂的王孝业，部机关的顾伟豪和我，只好第一天晚上一起消化谈论，研究好几条，第二天罗毅出面谈，谈完一天，晚上再讨论第二天谈的内容。语言障碍，在1979年那个年代，更是可以想见的。英方用的是本国语言，我方必须用英文，无论技术语言、合同法律语言，我方花的功夫就成倍地增加了。因为稍有不懂，一句话未看懂，一句话未说透，就表示YES，就要出问题。好在1979年中开始，孙肇卿同志以中航技副总经理身份来主持这个项目，他谈判打交道比较有经验，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
1979年3月开始谈，到1980年6月签订合同，前后历时16个月，不计领导层的活动，具体谈判英方来华8次，共70人次，我方去英2次，共43人次，一共谈了十轮。其中酸甜苦辣样样都有，我为此出差200天以上，再加上1979年还有歼7Ⅲ型的出差，家里妻子叫苦不迭。谈判中有时往往谈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第二天还得耐着性子再谈。比如有一次谈雷达性能，英方回去做了工作后想往后退，就耍赖说当初谈的性能是不带雷达罩的，想一下子退30%，而且由道貌岸然有学者风度的技术董事出面谈，幸好过去文字上我们已抠死了的，才把他们压了下去；电磁兼容的责任问题，则反复争论了好几次，直到合同签字前夕才谈妥。最伤脑筋的一次，是1980年4月在上海国际饭店谈价格，谈得双方气都很大，本来预定晚上由孙肇卿请英方耐罗等吃饭，也撤销了，从来不动摇的我，那晚也感到谈不下去，吹了拉倒，却不料第二天耐罗转变了态度。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生活上也很艰苦。好多次住在第二招待所，没有合适的车坐，每天来回跑路，夜夜加班到12点，还得保持仪容。谈到中午，外国人一坐车子被接待走了，我们只好买几个面包啃一啃。最有意思的有一次中航技蒋士钊同志给安排在民族展览馆十楼谈判，外边零下20摄氏度，谈完出去找中饭吃，碰到刺骨寒风，至今记忆犹新。总之，个人受苦受累甚至受气是不少的，但是为了国防现代化的大目标，为了建设人民空军，这些事也就无足轻重了。
1980年6月，我们赴英谈判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终于达成双方一致的合同文本和技术规范。仅我和邱普达二人经手有账可查的就谈妥了一百个左右的大小问题，我们付出的心血可见一斑。我国改革开放后对西方的第一个军工合作项目合同终于在英国国防部大厦里签字了。国内派出了以段子俊副部长为首，由工办叶正大副主任、总参装备部崔文波处长、空军订货部范俊秋部长、成飞的谢明总工程师以及四机部十院副院长、海航科研部处长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签字仪式。合同由孙肇卿总经理代表中航技签字，技术附件是由我代表中航技签字的。谈判小组成员11人包括空军科研部章克文同志、总参装备部张之苓同志等，自始至终都参加了。
合同共为空军装备100架改装的歼7飞机（国内叫歼7ⅡA），引进设备外加20%的备件，一二线地面设备按空军科研部代表的意见按三个基地配置。合同里同时达成了引进设备在我国生产的制造许可证转让的条款，转让费为24套设备的价格，因此又增了引进生产线培训所需的20套设备散装件。飞机改型由我们自己负责，设备装机后的试飞双方共同负责。
飞机改型由谁负责，曾经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担心我们对引进航电设备吃不透引起改装飞机上的失误，因此考虑包给马可尼负责，马可尼公司也认为可以干，可在英国找飞机公司去合作，当然这要花更多的钱。我考虑到：第一，飞机究竟是我们最熟悉，拿出去请人家改型，不像话；第二，自己干省钱，可为国家节省大量外汇（三七工程飞机改型设计和顾问费要价450万美元）；第三，自己改型，虽然有风险，但可逼我们自己在技术上多学一些东西，而熟悉先进航电这条路，迟早要走出来的。因此，在与厂里同志商量以后，我就表态由我们承担不要英方管了。现在看来，连同我在谈判中竭力坚持马可尼应无偿向我提供平显软件并随后无偿培训这件事一起，为我们后来扩大出口改型掌握了主动权。
从急需改善我空海军装备出发，1979年我国即成立了总参、工办、三机部、四机部、空海军组成的歼7、歼8改装领导小组，由段子俊、曹里怀分任正、副组长，中央由王震副总理直接抓。为了要出国签订合同，三机部、四机部联合向中央写了报告请示，中央主席、各副主席全部圈阅同意，并具体批示，如引进生产线的国内建线费用如何处理等，事情办得很慎重。
签完合同，我们就回国了，但孙肇卿同志留英长驻了，所以后来在北京向部党组汇报，向歼7、歼8改装领导小组汇报，都是我具体做的。曹里怀等领导同志对合同和引进设备都认为很好，表示同意。我还参加了国防工办叶副主任主持，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总参装备部参加的7项引进设备国内定点仿制分工和费用的会议。会上研究，大气数据计算机由161厂，雷达高度表由782厂，电台及保密机由712厂，静止变流机由秦岭航空电气厂，照相枪由248厂，测距雷达由781厂，平显由171厂（电子及总装）及248厂（光学部件）分别定点形成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