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编提要
长江、嘉陵江交汇点的渝中半岛，是一个典型的“水丫杈”地带。重庆文化最初发生在这里，是符合文化发生的一般规律的。重庆文化作为与其他地域文化发生模式相似的文化，在与周边地域文化，南北方地域文化的遭遇和碰撞中，容易与之交汇、融合。
但仍需强调，重庆地域文化是独立发生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由重庆艰苦的环境条件所规定，由重庆先民的生活方式所孕生的。重庆文化内核可以用十个字概括：耿直、粗豪、尚义、忠勇、抱团。
重庆文化在数千年积淀和发展中，既不拒绝吸纳，又喷发着独有的气息。反过来，作为重庆文化表象的重大历史事件，地域生命精神，重庆民间艺术……则印证和强化了重庆地域文化内核；它们使现代重庆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与周边城市和北方城市迥然不同的：壮美基调统领下的多姿多彩的文化风格。
重庆地域文化的两面性，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要挖掘和发挥重庆文化优势和亮色，必须敢于正视，正确对待重庆文化的消极面。
引言
直辖重庆，一片孕育英雄和奇迹的热土。
打开重庆地图我们看到：长江从渝西南进入重庆，逢中穿越主要城镇群，从东北方的城口县出渝，进入湖北地界。
重庆主城区腹地，恰逢长江、嘉陵江交汇点，形成了两条大江环绕主城区的壮观景象。
几千年来，重庆先民的居住条件不尽如人意，却成为西南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重镇；作为具有30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重庆又“少文学，有将帅才”，喷溢出一种阳刚血性；
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全球性震荡——13世纪的蒙古旋风和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庆扮演了中止世界动荡的重要角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奇迹。此外，重庆奇伟的江、山，壮丽的大峡、漏斗，民风民俗的耿直、豪迈，无不吸引着国内外各界的眼球。所以我们说，重庆是一片充满景观奇迹，创造了人间奇迹，正在创造奇迹还将不断创造奇迹的热土。
但是，重庆何以成为一座英雄的城市？重庆历史上的累累奇迹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个问题，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得到必要的研究。直到今天，还有人把重庆文化视为“一种边缘文化”，说它“本身没有什么特色”；有人说他很有特色，但是说不出什么特色……由于地域文化研究的滞后，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重庆地域文化经济潜能的开发。
在我看来，重庆文化起码具有以下的特色：第一，重庆文化更多是由重庆自然、地理环境土壤孕育的，不是由外地移民传播而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其次，就全国而言，重庆文化属于南方文化，与北方那种千里大漠，万里戈壁，林海雪原的雄伟相比，它和其他南方城市一样，具有满目葱茏，草木葳蕤的绿色；与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清秀平顺的其他南方城市相比，它又独具西部山城的阳刚雄奇。
所以我们说，在南方城市群中，重庆就像一个秀女环绕的伟丈夫。这是重庆文化的基调，忽略了这一点，重庆文化特色难免被淡化，被抹杀。
根据重庆周边城市的绿、秀和大多数南方学者的审美追求，一部分重庆学者和有关部门曾理所当然地把建设部对全国城市的环境美化要求，当成了重庆特色和追求目标。提出建设“山川秀美的风景园林城市”，“西部明珠”等美丽的口号。但当这些内容被当成重庆特色来追求的时候，无形中抹掉了重庆环境和重庆文化的特色与优势，与春城昆明、江城武汉、苏州、杭州、桂林、成都……等典型的南方城市比秀丽，重庆独有的大江环绕大山城的壮美特色几乎丧失尽净。
历史久远，充满变数，也是重庆特色之一。建城3000年来，重庆的地名经历过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在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时，这里是其中之一的巴郡；汉时因两江环绕而称江州；南北朝时曾称荆州；又先后被称为巴州、楚州；
由于嘉陵江古称渝水，隋时又被改称渝州；直到北宋末年改称恭州。南宋孝宗时，恭州成为三皇子赵惇的封地，赵惇由此称恭王。后来孝宗禅位于恭王赵惇，是为光宗。孝宗为太上皇。光宗即位时，太上皇健在，同光宗一起临视庆典。因为这件喜上加喜，庆上加庆的喜事，恭州升格为“重庆”府（取双重喜庆之意）。今日“重庆”的地名由此而然。
在这以后，“重庆”地名的变化少了，但是地域范围和所指，还在不停的变化。仅就解放以后的行政区域范围看，最早的重庆市，是以渝中半岛为中心的母城。在计划单列以前，这里作为一个省辖市行政区，包括江北、南岸、沙坪坝、九龙坡、大渡口、渝北、巴南、北碚。这个区域后来成为直辖重庆的核心部位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交通、信息中心，也就是我们称之为主城区的心脏部位。
1983～1996年，中央政府把重庆设为计划单列市，重庆行政区扩大到包含合川、江津、永川、大足、长寿的范围。
1997年3月，中央设置重庆直辖市，把长江、乌江两岸的万县、涪陵、黔江二市一地划归重庆，总面积达到8.2万平方千米，总人口超过了3000万，辖43个区市县。本课题研究对象：重庆文化的“重庆”，就是指直辖市范围的重庆。
直辖以来，关于“重庆文化”的研究日渐增多。在我的视野内，本市社科项目和市软科学课题中，有不止十个涉及到“重庆文化”的研究项目，但大多数尚未公开发表。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关于重庆文化研究的文字并不多，尤其是深入研究重庆文化的力作，更难看到。
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很多，首先，直辖以前，作为一个省辖行政区，重庆很难被摆到独立研究的位置；另一方面，尽管“重庆文化”的特色鲜明，其中富含经济潜力，但多少年来，它与周边城市不停地交互往来，发生了盘根错节的联系和无法割裂的亲缘关系，使得重庆文化的特性很难被剥离出来。“重庆”文化特色和其中蕴含的经济潜能也就往往被掩藏在一种表象之下。有人说：“重庆文化人少有耐得住坐冷板凳的‘素心’人，浮躁有余而底气不足，在经济大潮面前，又显出迫于生计的慌乱和短期行为的无奈。”姑不论作者自己是否也属于这种重庆文化人，这一说起码揭示了重庆文化研究在低水平徘徊的一个原因。也说明重庆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也是使本课题奢望对重庆地域文化的底蕴和内核做力所能及的摸索的主要理由。
第一节 关于文化和地域文化概念的界定
我认为研究重庆地域文化，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对“文化”做一个适合于本课题研究的界定。
一、中国“文化”的内涵
我们通常在口头上说的“文化”，所指对象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比如文化程度的“文化”，更多指代书本知识和学历层次；文化管理部门所谓的“文化”，主要是指文艺，地方文化局官员口里的文化甚至特指民间文艺。《辞海》说广义的文化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文治教化的总称……由于说法不一，在讨论“文化”问题时，有时是大家根据约定俗成的某种理解，但更多的时候是各说各话。
在一个文化圈里，沿用约定俗成的惯例理解文化概念原本也无不可。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兴起了一股“文化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不仅成为显学，还成了身份的招牌。有人说：“在有点身份的人群里，说谁没有钱不打紧，你说他没有文化，他就跟你急”……但在“文化热”中，大家口里说的“文化”和过去理解的“文化”还是不是同一个所指，已经不好说了。“文化研究”的文化，多半是人类学概念，增加了不少新内容，这些和各人理解的“文化”，往往在讨论中搅在一起分不清楚。所以讨论“文化”的结果，经常是让人越来越糊涂。就我所仅见，在近年发表的有关文化差异，尤其是有关地域文化的论著中，没有给“文化”的概念作起码的界定的不少；在同一论著中，前后的“文化”概念不统一的情形，也不是个别现象。
对“文化”的界定不清，与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有直接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要是Culture的意思。但即使是西方文化的“Culture”的定义，也多如牛毛。1995年，季羡林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了一个题为《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关于文化的讲座。他说国外有影响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经超过了500个。你再加上一个，无非变成501，502……季羡林说的文化定义是有一定影响的定义，如果加上没有入流的各种文化定义，恐怕没有人数得清。这样，在一方面沿用约定俗成的文化概念，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情况下，大家使用的文化概念，究竟是哪一个“文化”？
而且这个问题，在研究地域文化的文字中更是混乱。德国学者弗洛姆有一句名言：“任何讨论的前提是澄清概念”。在本课题的研究展开以前，也不能不给本书所用的“文化”做个界定。
我以为，汉语的“文化”，富含“审美”的倾向。甚至可以说，“文化”的本义，就是“审美教育”。为什么这么说呢，汉语“文”是象形字：，这是形似鸟兽爪印的符号。《说文》云：“文，错画也。”段玉裁又据《考工记》说：
“逪画者，文之本意”。他又说：“错，当作逪，逪画者，交错之画也”，意即“文”的本意，就是交错的笔画，亦即花纹、纹路。所以本义的“文”，大约相当于现代汉语花纹的“纹”。而“花纹”的动机和目的，不就是“美化”么。
可见文化的“文”，直接与“审美”有关。
“化”的原始形态是，这是个由两个人相互倒立的符号组成的会意字。所谓“倒人”，是说这个字是由两个头脚互相倒着的“人”形构成。“化”字由匕首的“匕”演化而来。“匕”的本意，也是一个倒立的“人”。《说文》讲：
“匕，变也”。段玉裁在注释里说：“凡变匕当作匕，教化当作化……今变匕字尽作化，化行而匕废矣”（第407页）。即是说，“匕”和“化”都是用把人“倒”过来的图画，传达改变人思想的“教化”过程的艰难。所谓“化，教行也”，就是“教化”的意思。
由此可见，“文”的本意，明显含有“花纹”，即“美”的意味；“化”的本意，则含有教化的意味。“文化”二字连接起来，恰好就可以连成美学术语“审美教育”。从“文化”的原型，可知中国文化的确有重视审美情趣的特色。甚至可以说，在“文化”作为一个词出现的时候，“审美教育”已经是中国文化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从词源的角度考察，与“文化”一词相关的最初话语，有《周易·贲·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意是说通过观察天的纹像，可以看出时令变化；通过观察人的愿望和社会风习，可以有利于教化和治理天下。这里的“文”和“化”是分开使用的。但“人文”的用法和“天文”相似，其所指都有“纹像”，也就是纹路和“美化”的意蕴。所以，“文”的早期用法本身包含的“美化”的意思，从词源学角度支持了“文”的本义就是：“纹”，就是通过纹路，获取美的效果。“化成天下”的“化”，本意是教化，可见从字源或词源的角度考察，“文”“化”，也同“审美、教育”相似。
一般认为，最早连用“文化”二字的，是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的：“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的初始含意，作为用“教育去改造”的“文化”，也和“纹化”的旨趣相关，或者说“文化”在古代汉语中，就是审美教育的近义词。这大概是约定俗成的“文化”，文化部门的“文化”，总是与艺术和“美”相联系的根源所在。
二、文化学Culture的内涵
不过，研究地域文化的“文化”一词的所指和上述“文化”的所指相去甚远。本课题的“文化”，使用的也是文化人类学（或称社会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即英文culture。
根据《哥伦比亚词典》、《英汉辞海》等众多词典的解释，这个概念的辞源和含意经过了很多环节的转换，已经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从语源学上看，现代英语Culture一词源于中古英语Cultivation，意为“耕作、培养”，它是经由古法语从拉丁语Cultūra一词演变而来，而拉丁语Cultūra一词又是Colere的过去分词Cultus演变而来，本意为“礼拜，祭仪”。
英国当代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新著《文化的观念》（The Ideaof Culture）开篇第一章中，从词源学角度追溯了Culture（文化）一词的来源及其演变过程。他认为：
“从词源学上看，Culture是源于自然Nature的一个概念。它的原初含义之一便是耕作或对自然作物生长的照料……Culture的同源词coulter（犁头），指犁铧的刀片，也就是从劳动与农业、播种与耕作中引申出一个词来指称最杰出的人类活动的意思。当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写道‘心灵的栽培（Culture）与施肥’时，已经暗示了他在最恶心的‘粪肥’与最雅的‘精神’间的犹豫不决。这里Culture指的是一种活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词才用以指某种存在。可能到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那里，这个词才去掉了诸如‘道德的’、‘理智的’之类修饰词，成为纯粹的‘文化’，一个抽象名词……用一个更为辩正的措辞，我们用以改变自然的文化手段，本身就源于自然……自然产生文化，文化又改变自然……”
从Culture的来源可以看出，即使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找到了“文化”的源头，要把它说清楚也不容易。要给出一个确切的“文化”定义更难。所以，专门研究文化的学者对于文化的界定各有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本课题只列举几个影响较大，而且与本课题概念密切相关的“文化”定义。
一般认为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第一个给出了文化和文明的定义，他说：“文化或文明（Cultureor Civilization）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Complexwhole）。”这个“综合体”（也有人翻译为“复合物”的文化概念，是美国、德国人类学家们所普遍接受的定义。这个定义的特点具有相当广的涵盖面，泛指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产物。
美国人类学家林顿对文化的定义是：“一个文化是习得的行为的构造与行为的结果，其要素由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所共享和传播。”
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大家威斯勒（Clark Wissler）则认为：
“文化这一名词是用以指人类的习惯与思想之全部复合物（Totalcomplex），而这些习惯与思想是由于所出生的群而得的。”他认为文化是人类活动积累的结果，不是遗传的。
威斯勒用一个简单的名词来解释文化：文化就是“生活型式”
（Modeoflife）。根据这个观点：人类无论文野都有其“生活型式”，都是有文化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保持了历史一致性的种群都可以被认为有自己的文化。每一文化的参与者们不仅使用着特殊的工具、价值观、思想和语言，而且保持着他们文化组成部分的清晰的脉络。”根据这一论述，一种地域群体独有的，区别于其他与其对等的群体的特殊的生活模式，就可以称为一种地域文化。
在文化人类学家眼里，人类文化表现在各种特定文化上，也就是表现在不同人类群体的特殊生活方式上。一种文化包括一个群体的人们所使用的行为、思维、感情和交流的选择性模式。这些模式使他们的行为得以和其他群体的行为区分开来。而最为简单通俗，也符合本课题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是威斯勒的“生活型式”。在下文中，如没有特殊的交代，本课题所谓文化，大多可以用威斯勒的“文化”定义去比照。
三、重庆地域文化研究范围与核心术语本课题认为，借用文化人类学视野和方法，开掘、研究重庆文化的内涵，兴许可以有较大的突破。关于人类学方法，前文已经提及；所谓文化人类学视野，简单地说，就是要把传统的现象描述和历史视野进行纵深和横向的扩展。所谓“横向扩展”，是指不仅研究对象所有的文化行为，还要研究周边城市如成都、武汉的文化现象，以捕捉任何可以凸显重庆文化特质的信息。所谓“纵深”的扩展，主要是将时空范围扩展到“有史以来”以前，并延伸到眼下的重庆文化现象。我国早期文化学家林惠祥说过，“人类自发生以来，至今约有50万年，而有史时代最古者不过8000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1/60，其余59分即49万年的长期间，无异于漫漫长夜不过其破晓十余分钟而已。有史时代的史乘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而史前时代却全无记载留给我们后来的人类。人类学既是全部人类史，何能不着重于这未明白的59/60呢？”
所以，从人类学的视点研究一个社会群体——比如重庆社会群体——的文化，必须把视野放开到“有史”以前。具体说来，应该对更为久远的，孕育“巴渝文化”、“码头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三峡文化”、“峡谷文化”、“山城文化”……的文化土壤，以及导致这种“土壤”必然性的自然环境条件有所研究。
所以，在本课题的核心概念中，地域文化既然是受到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当地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这与伊格尔顿：“自然产生文化，文化又改变自然”的观点是吻合的——它的所指是，一个社会群体世代相传的，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成员共同的行为准则的，系统的生活方式，包括这一地域社会群体共同创造和认同的生活习性、生产方式、风尚习俗和思维习惯，以及其他一些行为规范。这个社群成员，有一定共性的性格特征、审美趣味。一种风格鲜明的地域文化，至少具有区别于相对或相邻地域的审美价值取向。各个或大或小的区域社群（如渝州巴人）在漫长的生存进化历程中，形成了与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即为大家所共有，所认可的共同生活习性。这种习性“若抽象可以是对于世界、人生的认识和看法，若具体则可以是个人的习性或特别的嗜好。”其中有的世代流传并沿袭下来，有的作为暂时的时尚，很快遭到岁月的淘汰而消亡。一些有用、有效、有价值的内容，沉积、保留下来，日积月累，形成指导日常行为的模式。积累、保留下来的行为模式，就是“文化”。驱动文化行为的内在力量，是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价值观。
一种地域文化通过口口相传或绢帛丹青留存和流传下来，经过世代沿袭，在地域群体（即社会）中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这种由一个地域群体共同遵守或予以认可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价值取向、思维特色和生活习性、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地域文化特征。
一个地域范围相对独立的社群除了把这些积淀下来的“文化”进一步系统化，固定化以外，在这个社群的各个历史关头发生的重要的、世代流传的重大事件，和世代积淀下来的价值观一道，显示出这个地域文化的主要脉络。例如以齐鲁为文化中心的中国北方，讲礼求实的文风经由世代的淘积，形成了以《诗经》、《史记》为代表的“史文化”；南方的荆楚由于巫术盛行，文风飘逸而形成了以老庄屈宋为代表的“巫文化”；在四川盆地内，由于东部“坡坡坎坎”，酷热瘴气，盆地西部则一马平川，沃野千里，气候温润，使同属盆地的两大地域群体形成了东部粗豪、耿直，西部闲适、俊逸的不同文化风格……这些，就是“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地域文化之间，有相应层次的可比性。
诞生于19世纪的文化人类学，把地域文化作为研究重点之一。至今学派林立，观点众多。与本课题关系密切的主要有两派。一是英国文化传播学派：该学派的学者十分强调文化传播的作用而忽视人类的创造才能。认为古埃及为世界文化的发祥地，其他各地的文化则是从埃及传播过去的。另一种是以拉策尔（Ratzel）为创始人的德奥文化史学派。拉策尔是人文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因此他把文化人类学建立在地理联系的基础之上。认定：各民族不同的文化是因为地理分布的不同而产生的。而文化的源头只有一个，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只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支流，是地理环境因素使然……
我认为文化传播学派的观点比较适合西方文化圈。因为以古希腊为代表的爱琴海文明，本身就是以海上贸易为主要生活型式的文化。生活流动性大，文化“传播”的机会也大。
所以文化传播学派的理论对于认识西方文化，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而安土重迁的中国先民，往往固定在一定的环境和生活模式中，因而“地理环境因素”，对于中国多种地域文化的作用，也相应地大得多。所以，本课题把“地理环境因素”作为探讨重庆地域文化轨迹和风格的切入点。
本课题探寻重庆地域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辨析重庆文化现象；力求发现和捕捉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根据一定规律归纳、串联起来，揭示地域文化发展的脉络、轨迹和特色。在近年的文化研究中，关于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所以本课题的研究重点，在于搜寻、发现、归纳重庆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且寻求和展示它对重庆日常文化现象的“形而上”意义。
所以，本课题所谓重庆地域文化，是指由重庆人民千百年的生活积累长期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制约和驱动下的生活模式，或者叫生活型式。这个“文化”，主要指重庆历代社群共有的独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习性和该群体社会价值观、共同的性格特征、审美趣味、行为规范和风尚习俗等方面积淀而成的生活内容。其表象最活跃最直观的是区域审美价值标准。（例如北方崇尚壮丽、华贵；南方偏爱灵秀、精巧；楚文化被称为巫文化；秦晋文化则称为史文化）。通俗地说，这个“文化”的内涵，就是指重庆人的生活习性和思维习惯和大家遵守的行为准则。比如我们说重庆人粗豪，重庆人耿直，更多的指世代重庆人推崇的核心价值观。在本课题中，重庆文化内核的所指，也就是重庆文化群体世代流传的核心价值观。
第二节 重庆文化研究现状
前文说过，在中央政府1997年设立直辖市行政区以前，重庆是隶属于四川省管辖的计划单列市。对于重庆地域文化的研究，大多数是在“巴蜀文化研究”的大框架下展开的，这一时期，将重庆地域文化特征单列出来作为课题的研究极少。可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重庆学术界开展地域文化底蕴研究的热潮，是从1997年重庆直辖以后才开始的。至少，有关重庆地域文化的研究，在直辖以后才开始受到普遍的重视。
截至目前为止，关于重庆文化比较有影响的提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巴渝文化说
重庆直辖以后，学术界开始重视重庆地域文化的特征。
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根据古巴国曾建都于重庆渝中区，重庆历来简称渝的俗称，从地理范畴的角度提出的“巴渝文化”的概念。这个概念顺应了早期把直辖重庆和原来属于四川省行政区的重庆区别开来的需要，尤其是适应了媒体宣传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的需要，先后出现了报纸上的“巴渝风”，电视节目“巴渝茶楼”之类的栏目和节目。因此，在这个大众视觉传媒深入人心的时代里，“巴渝文化”之说，无形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巴渝文化的提法，突出了重庆直辖市与原来属于四川省的地理差别，对于直辖初期，区别四川重庆两大行政区的需要，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下文将说明，巴渝文化的根据未必准确、合理。随着直辖市经济文化形势的发展，重庆地域文化的底蕴究竟有什么特点，关系到重庆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定位。辨析巴渝文化的内涵也越来越显示出必要性。
这样，强调川渝分家，而没有反映重庆地域文化底蕴的“巴渝文化”说，很难适应新的形势。所以，除了对巴渝文化作进一步的界定外，还需要在更深层次上对重庆文化底蕴，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码头文化”说
早期重庆文化研究中，也有人从地域文化特征的角度，用“码头文化”来概括重庆文化的特征。到今天为止，也还有不少市民对码头文化的说法情有独钟，认为码头文化是重庆文化的“魂”。
那么，“码头文化”，是否可以称为重庆文化的“魂”呢？
在交通不发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时代，“码头”意味着这个地区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文化视野开阔。过去的重庆，也的确以连接盆地内外的水码头著称，重庆也是长江上游的水陆枢纽。据古籍记载，盆地书生出川，也多经由夔门沿江而下。同时，水上谋生，与码头打交道的先民，多半有豪爽、奔放的性格，从这个视角看，“码头文化”确实揭示了重庆传统文化的某些积极面。
不过，“码头”似非某个城市所独有，码头文化，也容易让人联想重庆文化的消极面。“码头”往往是交通枢纽，码头人在集聚各地文化积极因素的同时，也难免沾染种种江湖上的恶习。痞子气、匪气之类，也难免与码头联系在一起。有人描述重庆“码头文化”的消极面说：“喜欢追求轰动效应。”
码头生活的特点是：车船一到就一哄而上，车船一过即烟消云散。说大话、不求实际，办事一哄而上，造出气氛而不重实效。重庆的直辖使重庆人着实高兴了一阵，重庆的不文明的习惯也随之改了许多；借直辖东风，重庆市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素质也提高了许多，但仍有不少陋习难改；西部大开发号角吹响后，到处都在谈投资、谈项目，谈工程，谈引资……
“似乎不需要自己的持久努力，不需要自己苦练内功，只需要就这样谈一谈，一觉醒来，一切都发达了，富裕了”……
这些话也许有些过激，但它至少对“码头文化”的消极面，做了大胆的揭露。可见“码头文化”既反映了重庆地域文化的积极面，同时也容易让人产生消极联想。所以，用“码头文化”来概括重庆文化，与塑造城市形象必须突出积极面，淡化消极面的基本准则是违拗的。
三、“山城文化、峡谷文化”说
也有学者从地理特征出发，根据重庆是世界上罕见的特大型内陆山城，尤其是亚洲第一大河长江纵贯重庆行政区的大部城镇，长江嘉陵江两条母亲河环绕主城区的特色，提出了“山城文化”一说。在国内，“山城”本是重庆的别称，提山城文化，容易令人联想到重庆的山城特色，这与重庆在埠外的印象是相吻合的。不过又有人指出：“山城文化”的提法，毕竟太陈旧，而且很容易让人因此把重庆的范围联想为以渝中半岛为中心的老重庆，而没有能概括重庆直辖市的全境特色，这话也是有道理的。
基于直辖重庆拥有长江三峡优势的特点，有人从旅游的角度，提出了“峡谷文化”或“三峡文化”的口号来概括重庆文化特色。但这个口号也只在形式上照顾到直辖市的总体特色，并没有从文化内核的深度揭示出重庆文化的特色来。
而且“峡谷文化”的概括，容易引人产生褊狭和小气的联想。
并且，这个口号在市民和学者群的影响都不大。
四、“抗战文化”说
着重于重庆市在八年抗战中的特殊地位，不少学者对“抗战文化”的提法情有独钟。在我看来，以抗战文化取代重庆文化的提法，其积极面和不足点仍然是难分伯仲。从积极面看，抗战时期是上个世纪重庆市在国内地位最为显赫的时期，那个时期的文化也确实显出某种角度和程度的辉煌。而且从旅游吸引力的角度看，重庆的抗战遗址很多。可以对海外旅游市场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但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遗产，有的已经随抗战结束被带走，现存的抗战遗址，还缺乏充分的整合，其吸引力还没有充分突出来。
如果不能把抗战时期重庆军民血浴中华的伟绩凸显出来，造成抗战陪都氛围，还是很难让人从“抗战文化”的言语中，感受到抗战文化与数千年重庆文化内核的一致性。即使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说重庆文化特色是“抗战文化”，也限制了此前几千年和以后若许年的发展。
五、“红岩文化”说
直辖市第一届市委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红岩精神”和“黔江精神”进行了大力的开掘、宣传和提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文化管理部门对“红岩文化”的宣传力度也非常大。但在我看来，用“红岩文化”代替直辖初期的重庆文化，或者说从爱国主义宣传的视角，弘扬红岩文化自是无可厚非，但红岩文化的内涵，还需必要的界定。
为此，不妨对红岩文化的源头作个简单的回顾。
“红岩文化”的源头，似可追溯到抗战时期，当时，重庆红岩村是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坚持在国统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刁难下，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红色堡垒。所以，最初的红岩精神是“延安精神在重庆的具体实践”。建国以后，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把重庆地下党英烈在杀人魔窟中美合作所英勇斗争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红岩英烈的斗争精神在全国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岩文化”只是重庆历史长河流淌到现代的一段，虽然是光辉灿烂的一小段，但其涉及范围的局限性，也是存在的。
1996年初，重庆市委决定以“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市委书记张德龄在“纪念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发表33周年和周恩来同志诞辰98周年暨弘扬红岩精神座谈会”的讲话中，对红岩文化（精神）的内涵用“爱国、奋斗、团结、奉献”作了概括。并对八字内涵作了与时事联系紧密的阐释。
从这时起，重庆市委市府把弘扬红岩精神作为落实“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四项任务的一项重大举措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和广泛的落实。
作为重庆地域文化的现代表现，红岩文化只是数千年重庆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涵盖重庆文化的全部。反过来说，“红岩文化”也只有融会到千年一贯的重庆地域文化主脉中，才有根，才有不朽的生命力。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
记者采访时，曾经阐述过当代中国文化的特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也说明红岩文化、红岩精神必须熔铸于千年一脉的重庆地域生命精神，才能不断焕发出青春。反过来说，红岩文化这样的现代精神，如果不能同重庆地域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就是有缺憾的，不完美的。
除以上几种关于重庆文化的提法外，有关重庆文化特色的讨论中，还有一种观点，即重庆文化既是巴蜀文化的一支，又有荆巴文化的一些色彩，是一种“边缘”文化，本身没有什么特色……还有人把当代文化和重庆地域文化分割开来，说“当代重庆文化是一种既承续巴渝文化传统又兼容多种地域文化（尤其是吴越文化）特色的复合型文化。”此外，还有些观点提及重庆文化的基调问题。譬如是建设山水秀丽的风景园林城市还是根据大山大水的重庆地理因素，建设有气魄的山、江辉映的独特城市，关于这个曾经激烈争论的问题，下文再展开讨论。
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思路与旨趣
一、本课题研究思路暨主要内容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说每种提法都有道理。每种提法都着重关注重庆文化的某一个侧面，或者注意到某一阶段的重庆文化特色。但无庸讳言，这许多说法，还看不出哪一种有概括千百年重庆地域文化根本特色的诉求。本来，要弄清一种地域文化的根本特色，也不是看到一点、两点就可以奏效的，必须从哲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地理、文学等多学科视角，对这种文化作全方位透视和研究，才可以发现和开掘出这种文化的深层底蕴。
在这个基础上，提炼和概括重庆地域文化的内核，才容易找出重庆文化形而上层面的，具有统帅意义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本书的旨趣，首先是在深挖重庆文化自身形成轨迹和借鉴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中国文化研究“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运用国际流行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和审美文化的视角，对重庆文化底蕴做多向透视。
另外，如何突出理论的价值，避免陷入脱离实际的套路，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仅仅堆积一些材料，提出某种四平八稳的理论或概括性话语，而不能与重庆地域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挂钩，这样的研究还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本课题计划在研究地域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内核的基础上，从城市形象设计、旅游经济发展等角度，再作些理论与操作相结合的应用性研究。窃以为只有这样，本研究的理论效果，才有可能脱出纸上谈兵的窠臼，成为道、器结合的有效研究。
所以，本书虽然在重庆市软科学项目中，暂名为《重庆地域文化底蕴研究》，从字面上看是一种纯理论研究，但实际上还有应用性研究的诉求。
考虑到“应用”的需要，我把全书内容分为上下两编。
首先从重庆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入手，考察重庆先民生活方式形成的环境因素，论证重庆文化形成过程及其必然性。在此基础上，结合重庆历史文脉与精神血缘，归纳和总结重庆社群生活方式的特色，从而显示重庆文化的深层内核，提炼出重庆地域生命精神的内核。我在别处提到过，重庆文化内核可以用“耿直、粗豪、尚义、忠勇、抱团”加以概括。
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展开讨论。
从地理、历史两方面考察和印证了重庆文化底蕴之后，我想讨论重庆文化壮美基调与地域民间艺术的关系。根据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的原理，在这部分内容里，我试图证明，重庆文化的价值观内核，决定了重庆审美文化的基调必定是壮美的，而不可能是秀美的。而且，只有重视了重庆文化的壮美基调，才能发挥出与重庆壮美基调相得益彰的秀美景物的多彩多姿。地域民间艺术，通常是这个区域审美观的集中表现，因此，只要在区域传统审美文化，如传统的地方音乐，地方舞种，地方戏曲等方面都可以显出地域审美观的特点，也就从一个重要方面证明了地域文化内核的存在。
本课题的下编，是关于重庆城市形象和旅游形象的定位及其效益和重庆文化亮点，钓鱼城战役的介绍及其经济潜能的研究。一般认为，城市形象的正确定位，关系到这个城市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生命线。柏拉图认为一部城邦法典远比荷马史诗重要得多。这里所谓的“城邦法典”，就是在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的基础上，集中了城市的智慧头脑所产生出来的法典。他从一个重要的视角说明，城市形象的定位是基于对城市文化深入研究的成果，其重要意义是不容低估的。而且一个城市的建筑规划，城市的建设风格，作为城市直观对象，与这个城市形象的直接关系，也是不言自明的。另外，城市的文化内核与市民形象、政府形象、旅游形象，都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城市文化底蕴制约着城市形象的方方面面。
所以，关于重庆地域文化底蕴的研究是否反映了重庆文化的本质，我们揭示的重庆文化价值观内核是否与重庆文化特色一致，在城市形象的塑造上，必定可以得到检验。这是本课题把重庆城市形象（包括旅游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理由。
在研究地域文化形象的基础上，本课题还将把重庆城市形象的正反两方面作一比较。关于重庆形象的负面特征，只有极少数的研究文字对此作过讨论，而且影响并不大。所以在这部分，本课题将在一定程度上根据现有成果，讨论如何淡化和消弭城市形象消极面。在这个基础上，提炼出基于地域文化研究的，符合重庆城市形象特点的概括语：“江、山重庆，奇迹之乡”。
本课题最后一章，主要围绕重庆钓鱼城的世界意义和潜在吸引力，讨论如何开掘重庆文化的经济潜能。在人类文化史上，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动荡并不多。历史上古罗马的扩张和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范围都有限。在所有世界性动荡中，影响面最大的，可能要算13～14世纪的蒙古旋风和20世纪30～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难得的是，在这两次世界性大战中，“重庆”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在两次大战中，重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扫世界的几十年中，直接涉及的国家，用今天的国名来看，就有四十多个。加上抗日战争时期涉及的亚非欧美各国，世界主要国家的人民都与“重庆”这座城市有过间接的联系，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吸引力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这个概念，蕴含了大量让世界感到神秘神往的潜在因素。这一优势，使得重庆文化本身潜藏着能量巨大的，吸引世界眼球的经济资源。
更重要的是，重庆在两次大战当中的作用，都凸现了重庆地域文化“耿直、粗豪、尚义、忠勇、抱团”形成的雄健风格。所以，从重庆文化耿直、粗豪的内核和壮美基调的角度，揭示重庆这座英雄城市在两次世界性动荡中，创造人间奇迹，捍卫人类尊严的必然性，就成为促进重庆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的焦点和潜在的经济增长点。为此，本课题也试图论证重庆地域文化特色与钓鱼城战役的关系，以及钓鱼城战役的世界意义和开发钓鱼城旅游资源对世界各国的旅游吸引力。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概括的、与地域文化内核相一致的开发建议。
二、本课题旨趣、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第一届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吴文俊多次介绍，他发现中国文化的研究传统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也正是这样的发现，使他站在了世界科技的前沿。我认为吴文俊的发现是非常了不起的。更令人敬重的，是他用自己的成果，证明了这个发现的伟大。而且，吴文俊的发现既然适用于现代科学，那就更应该适用于人文社会学科，更应该引入人文社科研究和综合性研究领域。引申一点说，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研究传统是以问题为中心的，那么西方文化就是以体系为圭臬的。事实上，至少在国内，大量文化垃圾的堆积如山，业已证明那种抛弃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传统，视“缺乏学理依据”的见解为异端邪说的研究教条，缺乏解决问题的意识和功效。那么，有没有可能从根本研究方法上，重新趟出一条有用的方法呢，我以为复兴中国文化的传统，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古老而年轻的可行之路。欧洲的“文艺复兴”，不就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适合自身文化土壤的路子么？所以，本书的讨论虽然很难真正脱出眼下流行的风气笼罩，但起码在主观上不愿受这种风习的束缚，力求以问题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至于是否切合“学术研究”的游戏规则，是否被嗤为不懂学术，没有体系，就顾不了那许多了。
用研究的结果，给重庆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是本书最终的追求，这大概可以算一种重庆情结吧。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我既然抱定这个宗旨，有解决“问题”的奢望，就难免针砭时弊，难免涉及敏感的人和事，难免在陈述观点的时候有懈可击，给自己找不痛快。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流行过一句话：任何事情都没有一定之规，但是切记要真诚。为了对得起这份“重庆情结”，本书在介绍观点的时候，并不因为论敌是我尊重的朋友或师长就言不由衷，这虽然讨厌，但是在本文讨论展开前，需要提请朋友们原谅。
从根本上说，本书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但不是说拒绝借鉴国外文化研究成果。国外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也毫不犹豫地拿来为我所用。譬如以下几种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本书研究中运用较多：
（1）全面观察法，在研究重庆早期先民行为时，全面考察与之相关联的地理、历史、哲学、美学、经济……因素，以及绵延古今的日常礼仪、家庭关系等民俗民风因素。
（2）实地研究法，这是人类学、社会学通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是一种观察法，其资料来自现实的广阔天地。这种研究法与目前许多学者采用的，以古籍资料为依据，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有关资料中，搜寻古人记载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迥然不同。它使得文化人类学家可以既作为参与者，也作为观察者的身份深入到文化的内部去观察这种文化和使用这种文化。实地观察可以使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对所研究的某种文化有意义的行为模式上，去寻找那些有规律的行为特征的先后次序，注意其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从而获得第一手材料，再以这种材料为依据，提出论点。
我们用实地研究法即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直接观察，收集了一些第一手资料。研究重庆直辖市现代生活方式，通过深入到民间，参与重庆现代民间活动、与市民交谈和观察来了解当今重庆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及重庆地域文化内核所驱动的现代生活模式。反过来，又以现代生活模式反证重庆地区核心价值观以及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核作用。
（3）比较法，这也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当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在印度的某一村落中研究其社会结构时，他首先了解村民是怎样自己组织起来的，然后通过对比村落里各个不同的群体，来确认他们之间的异同之处”。在本课题中，我们将通过比较研究法，比较分析川渝、渝鄂文化的异同，以及重庆文化与其他南方城市的异同，显示重庆地域文化的独有个性。
除了以上几种人类学研究方法，本课题遵照博采众善的原则，在具体问题上，不排除任何一种有利于本课题研究的合理方法。
所以，本课题力求在梳理重庆环境和历史因素基础上，站在一定高度，摘取社会学、经济学、美学、艺术学、传播学……诸学科成果的有用部分，为重庆文化做一种全面的研究。在目前公开发表的重庆文化研究著述中，这类文字极为少见。而这一点，又是重庆经济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
根据中国文化的“纹化”特色，本课题拟努力突出重庆文化审美吸引力的潜在价值，着重从审美文化的视角挖掘重庆文化的审美意蕴及其经济潜力。
在根据重庆文化特色和条件塑造城市形象这一部分，除对比介绍国内外城市形象案例外，笔者在附录中首次介绍了美国、德国等国外城市形象塑造材料。本课题以为，这些国外城市形象设计的资料，对于国内的城市形象塑造热中，偏离各自地域文化特征，一味追风的情形，应不无借鉴和警醒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