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下旬，“专案组”通知徐舜寿，十所不同意他回去，要求他在一所把问题审查清楚。此后的三个月，一所的“造反派”忙于揪斗本所的走资派，忙于派性斗争，无暇顾及徐舜寿，他暂时空闲起来。经造反派中的设计员提议，请他翻译一本美国军标《有人驾驶飞机的飞行品质规范》（MIL-F-8785B），他接受了工作，并很快翻译完成。这本《有人驾驶飞机飞行品质规范》，尽管未能正式出版，但它一直是国内新编飞行品质规范的范本和背景材料中的“正文”。“规范”中很多中文专业名词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与此同时，一所技术处还要他翻译英国有关操纵性研究的书评文献，他用一个半月时间完成了翻译。
1966年7月中旬的一天，徐舜寿的同乡吴铁民（1957年毕业于北京俄专、曾经在601所担任设计员、后担任成都611所飞机结构设计师），看到他抱着厚厚的几本外文科技书走进拐字楼招待所的大门。
“（吴铁民）问道：‘借这么多书干什么？’
徐老师淡然一笑说：‘这几年行政事务太多了，没有时间认真系统看书，目前世界先进国家宇航工业发展很快，高科技层出不穷，不努力学习，就会落后与知识老化，现在一天除写写老一套的‘检讨’按时上缴外，空闲时间较多，一人一间书房可以有较多时间安心读读书了。’又说：‘这些资料刚到（即美军标《有人驾驶飞机的飞行品质规范》MIL-F-8785B），国内将来会用得到的，我想把它翻译出来。’还说：‘看书要动脑子，需要喝点绿茶，请你去市里顺便帮我买两包好一点的茶叶。’
星期天我去中街买了两包‘碧螺春’茶叶，送到他房间内，他幽默地说，这样翻译效率可以提高一半。后来我下厂参加歼8发图，他亦回西安去了，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永别。”
（吴铁民《怀念徐舜寿老师》）
后来担任过603所所长的李洪毅说过：“我看到过他翻译的手稿。在几处关键的地方，他批写着‘是否准确，需要商榷’。他的认真、严谨，没有人能比得了。”
610所原第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的徐世坤①回忆：
“1966年6月20月，601所党委与六院四清工作队，为迎合全国的形势，决定召回驻112厂全体参加‘三结合’的跟产人员，全所在礼堂召开了简短的‘动员’会，会后有组织的观看在行政楼预先布置的徐舜寿等四人所谓反动言行的大字报，以此推动各科、室的揭批工作，其实质就是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这样，就拉开了601所**********的序幕，按组织上的部署，会后我也随大流去行政楼观看大字报，以接受教育。当时现场气氛非常紧张，各自都害怕自己有被揪出的危险，虽然观看的人很多，但非常寂静，只能听到群众的脚步声和肩擦大字报的沙沙声。我看了几篇大字报后，心情很不平静，独自考虑很久，自言自语地说：‘这些材料能构成****吗？有的与事实不符……’但就是这样一句话，被在旁的一位极‘左’人物听到后，立即向组织汇报，以后并用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揭发。当晚，在继续揭批所重点推出的四人外，全面转向科室内部，很多科室也迫不及待的揭发本单位的牛鬼蛇神。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对本室大字报的内容持有不同意见，并用事实说明，情况与大字报的内容不符合的事实，拒绝在大字报上签字。没想到，祸从天降，次日晨，刚走进设计大楼，大字报铺天盖地，给我戴上了各种反革命帽子，最后以破坏**********的罪行，被看管起来。
徐舜寿同志原任601所首任技术副所长，此时已调离601所到603所工作。但作为601所头号‘资产阶级反动技术代表人物’推出后，组织上为迎合部分激进的群众要求，令其回所观看大字报，并进一步揭发与批判，这样，徐舜寿同志按要求回所接受批斗。他住在拐字楼招待所，对这样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住招待所自己打扫卫生、打开水，属正常的事。一天在他去打开水的路上与我相遇，此时我正等待批斗，定性处理并受到24小时的监视，对他只是微微点头相礼，但徐舜寿同志很亲切地说：‘小徐，没有事来玩玩’。我很惊奇，我与徐舜寿同志只是上、下级的关系，只是在原112厂设计室环境小范围常见面，从未有过更深的交往。我说：‘徐副所长，你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已戴上很多反革命的帽子，被看管起来，与你接触，会直接牵连到你。’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看过你的大字报，谈不上反革命，我们可以聊聊。’自从我被打成反革命那一日起，还没有一个人敢与我接触。徐舜寿同志自己身处逆境，却不顾个人安危，在政治上如此关心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使我非常感激。比起当时一些政治干部，为了个人目的，颠倒黑白，捏造很多不实之词，无限上纲，硬往反革命那边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这样，我也摆脱监视，不怕‘黑串联’的危险，经常来到徐舜寿的居处。
我们相处很自然谈到**********的问题。根据我当时的处境，按照以往的经历，戴了这样多的反革命帽子，只能是消极等待处理、定性，送北大荒或大西北劳动改造。但徐舜寿同志并非这样，他相信党、相信群众，深信组织会把问题处理得好，因此对自己的问题考虑甚少，更多的还是想到科研工作。他认为603所还有许多事要等待他去做，他亦关心歼8飞机的生产，他很急于想回阎良抓科研。在这样身处逆境，政治上倍受孤立之时，他独自一人在招待所，无事可做，对长期处于紧张工作的他，实在是无聊与孤独，他极力要回西安处理很多要做的事。我曾劝告他：‘601所的群众对你很了解，在这里把问题搞清楚，多待一段时间为好。’但怎么也没有动摇他回去‘抓生产’的决心。临走的那一天，他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我相信党，回去不会有什么问题，出差来阎良，一定来看我。’没想到，这就是我们患难之交的最后一别。”
（徐世坤《患难之交竟成诀别》）
他没有听徐世坤的劝告，因为他“相信党”，相信“回去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对群众的误解、批判，他有着足够宽广的胸怀。因此，尽管环境已经非常险恶，但他认为毕竟还要继续自己的事业。他曾经对人说：“我可以不当技术权威，回去拉拉计算尺、干点具体工作总是可以嘛！”徐舜寿在检查中写道：
“领导把我调到一所搞**********是对的，但自己思想上还是很难受。1956年搞飞机设计以来，犯了一些方针政策性错误。1961—1962年叫我们搞2.5马赫数的飞机，猛上，后来又猛下。这种猛上猛下是违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不突出政治，每次碰到大运动我都犯错误，提出任务和条件的矛盾。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问题都说出来，该检查的检查，该批判的批判。罢我的官、撤我的职，都可以，我还是要工作。这些年我真正搞技术工作的时间只有两年，这样干肯定搞不出什么名堂！”
注释：
①徐世坤：1959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随即分配到沈阳飞机设计室从事结构设计。1962年，一所成立后，在一所从事弹射救生设计工作。1968年，从一所调往地处湖北襄樊、研究救生装备的610所，担任第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1985年4月，610所启动了歼10飞机弹射救生装备方案论证工作。1988年8月，时任科技委主任徐世坤担任了第一任主任设计师。
1988年12月，徐世坤等3位同志立足自我研制，本着科学、严谨、大胆应用新技术的态度，在当时性能最好的HTY-4型火箭弹射座椅基础上，提出了高起点的研制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上级部门和主机厂所的认可。就此，歼10飞机火箭弹射座椅方案正式立项。
从改型方案到全新设计。1989年4月，原610所正式开始了HTY-5型火箭弹射座椅的研制工作。
该系统成为我国安全救生包线最宽、采用新技术最多、性能最先进的火箭弹射座椅，达到了国外发达国家现役飞机的第三代弹射救生装备的性能水平。2004年，歼10飞机火箭弹射座椅荣获中国一航科技进步一等奖、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又荣获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