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
从洗衣房回来,在楼下和当保安的小老乡聊了几句,说起了什么时候打道回府的事。瞎说时并不在意,上了楼坐到了电脑前才发觉,这一年事实上是到了头了。今天是2003年6月19日,如果不是非典给闹的,现在早就是暑假了。暑假意味着什么?一个学年过去了。我在北大的第一年其实已经结束了。
想当初,我坐在长途客车上遥想北大,一晃就一年多了。快啊,我只能这么廉价地感叹。那时候像烈士一样来燕园复试,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一直狐疑自己是不是只能作为一个看客,在北大转一圈然后就走人。我把这事看得很郑重,一路上都不能不觉得这是一次伟大的经验,即使完蛋了也光荣。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车,我舍不得睡觉,我想看看这一路是怎么走到北大的,或者是怎么走不到北大的。试卷都做完了,是死是活都跟我已经没关系了,剩下的都是上帝的事了,如果还有上帝的话。反正我是把自己交给了某个类似命运的东西。我觉得进北大神圣无比,我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一路我看得很仔细,不放过任何像样一点的细节,有点像朝圣,山山水水我都得认真地看看,能记的都不遗余力地记下。
收获还是有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大地。毫不夸张。我以为自己从小在乡村的大野地里长大,每天都在大地上赤着脚乱跑,这个东西我还不懂吗?可是汽车行驶在河北的高速公路上,我才发现,我过去知道的只是地,而不是大地。高速公路像一条腾空而起的蟒蛇伏在北国的大平原上,我从车窗里看到外面的大地,真正的大地,只剩下地的大地,空旷辽阔。有关面积的概念在这里统统失效,只剩下泥土铺展成的地球的外衣。它像一张牢固的纸,涂满了熟悉和陌生的图画。有几间低矮的房屋,有孤零零的小树,一头牛在低头吃草。远离房屋的地方一个人在泥土里挖掘,弓腰驼背,屁股对着小屋的方向,那里有他的低矮狭窄的住所。我莫名其妙地有了感触,觉得大地就这么在我眼前露出了真相,然后又长久地为此悲伤。
在考研之前我从没来过北京。中国的首都一直作为无数个画面和新闻标题存储在我的脑袋里。小时候的北京是一句歌词,“北京有个天安门”。再大一点,在图片里看到了天安门,伟大领袖的画像高悬在城门楼上,金水桥前车来车往,好不热闹。我向来害怕热闹和喧嚣,对陌生的地方也有点怵,所以北京让我害怕。我知道,这很没出息,更没出息的是,我想到北京来。当然北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需要坦白的是,在来到北京之前,我一直没能形成自己对北京的判断,这个地方让我说不清楚。傍晚时分汽车进了北京,街灯闪亮,那种昏黄的感觉让我难过。首都怎么会这么陈旧?我一度怀疑司机搞错了地方。后来知道了,那几天北京还留着一个沙尘暴的尾巴。
就这样到了北京,毫无隆重可言,像一口憋了太久的气,想喊出来时,只剩下了叹息。在那些和故乡没有区别的灯光里,我一下子感到了自己的异乡人的身份,举目无亲的恐惧陡然提到了嗓子眼。我甚至希望汽车能够永远地走下去,不要赶我下车。在莲花池车站下了车,天已经完全黑了。下车的地方更像一个蹩脚的小巷子,那种强大的生活气息几乎让我站不住脚。不过我还是对着路边的树说:我来到了北京。
第一次我觉得北大很大,大得我总是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对东门、西门、南门和小南门我丝毫没有概念。我喜欢那些建筑,大气磅礴的一座座楼,还有未名湖、博雅塔。说实话,它们和我的预期想象还是有些出入,我以为它们应该会更好,可是好到什么样我心里也没数。但是我从内心里喜欢它们,不矫情。我改不了悲观的毛病,我以为我和北大的关系到此就要结束了,复试完就滚蛋,以后也很难再挤进来,所以我要好好看一看北大。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就沿着未名湖边上慢腾腾地走了一圈,当时觉得这湖真大呀,那一圈花了我一个多小时,走得脚疼。可我还是走得很认真,心里想,大概就这一次机会了。湖边有长椅,上面坐满了读书的学生或者恋爱的男女,专一的模样让人不好意思打扰。我没坐到任何一张椅子上,只是走,中间穿过一些小山包和树林子,看到了墓碑和雕塑。我在它们面前象征性地站了片刻,没看明白基座上刻着的文字。在旁边的松林里还看到一只小松鼠,拖着犹豫不定的大尾巴。当然还有臭名昭著的和珅犯上的石舫,想了想还是没有跳上去。
看得最仔细的是那口古老的大钟。我一直没有查过关于那口钟的资料,不知道它的历史,只记得当时很惊讶,在小山坡上竟然还有一口钟!上面重重叠叠地写满了军令状一类的誓言,先是某某到此一游,然后就是他年必考北大,北大等着我之类的豪言壮语。多年的签名重叠漫漶,我也很受了一点刺激,如果是多年以前我就来到北大,大概也会和他们一样意气风发,在路边找一块砖头,写下必进北大的留言。现在不行了,总感觉自己缺少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冲劲和勇气。歪歪扭扭地长大了,天天向上谈不上,倒是学会了跟自己妥协。
我一个人在未名湖边上走着,一路春意丰饶,心里却是孤单得有点冷,暗暗地企盼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在湖边乱逛。要是能考上多好啊!以后每天都来湖边走上一遭。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心情,都有点咬牙切齿了,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一个人完整地再在未名湖边重新走上一圈。进了北大了,不再绕湖而行了。这一年里我很多次经过湖边,总是想起那个咬牙切齿的春天的下午。
我喜欢五院,小巧精致,让我想起过往的先贤从低矮的门楼里悠然而出。第一次找中文系,问了好几个人才打听到,说五院就是。五院是什么,我听得不明白,没好意思追根究底,所有人都是匆忙的样子,胳膊底下夹着书本。我只好和朋友在校园里乱串,从老图书馆拐过来就看到了整齐对应的六个小院,朱红、青灰、紫藤花的枝条从院子里伸出来,在院墙上枯索地架上了一堆,没有花和叶子也好看。五院大概就是其中之一了。走过去看门牌上的标志,先是哲学系,接着就是中文系。哦,第五个小院。我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对朋友说,你看,在门楼两边各挂一个小灯笼,它像什么?朋友笑了,说我大逆不道,给领导听了,考上了也不要你,然后嘿嘿地笑了。
后来周围的几个小院大概都整修了一次,看起来更鲜亮了。尤其是今年春夏之交,紫藤花开,枝叶繁茂,花团锦簇地遮盖了小门楼。我觉得五院更漂亮了。绿的叶,灰的枝,紫的花,还有院里绸缎似的草坪,整个五院沁人心脾。前些天舍友从同学那里搞到了一张春暖花开的五院照片,紫藤花香的五院,美不胜收,他用做了电脑桌面,让我好不羡慕。后来常在教研室开会和上课,我都尽量提前来到系里,一个人在院子里外转来转去,没人看见的时候踏上草坪软绵绵地走上几步。院子不大,一年来我见到了很多位心仪已久的先生。复试前一天我去五院,看到了钱理群先生。他到系里取信,拎着一个简单的布包。一直以为钱先生个头很高,过去看到的都是先生的半身照片,及至真人在眼前,发现全不是那回事。事实上好几位先生都和想象中有很大出入,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比我想象中的要矮,钱理群先生,严家炎先生,谢冕先生,孙玉石先生,洪子诚先生。有点意思,过去我总把他们想得很高大,不知这算不算我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当时我是一个闯入者,一个过客,没有向钱先生问候。站在院子里,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五六岁的女儿,看样子和我一样也是游客,他们请钱先生与他们合影留念。钱先生和年轻的女士站在草坪上,他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凶,尽管他总是笑着。刚刚写到这里,听到隔壁宿舍的同学有了重大发现,他在黑白片《三毛流浪记》里看到了年幼的钱老师,演的是穿西装的富家小少爷,演员表里打出的名字叫笨少爷,钱理群饰。我跑过去,果然,钱老师正咧着嘴哭鼻子。能看出钱老师现在的模样,同学特地将镜头定格,比划着小钱老师的眉毛让我看,那的确是先生现在的眉毛。上学期就听谁开玩笑说过,钱老师当年还是个电影童星哪,如果在那条道上发展下去,说不定早就是大腕儿了,人民艺术家了。
一年里我还见到过好几次钱理群先生,都是在五院,可惜没听过钱先生的课,很是遗憾。上学期他有一次讲座,我没看到海报通知,错过了。听舍友说,人满为患,不得不临时换更大的讲厅。先生讲课的风格很多人都有描述,激情澎湃,真正像蜡烛在燃烧。前些天博士论文答辩,我在五院又见到钱老师,他说他两个月没出过家门了。说话的时候打着手势,笑起来觉得不是那么凶了,仿佛是天真烂漫的一个老头子,精神抖擞。
复试分两块,先是外语口试,然后才是专业复试。大学以后,外语一直是我头疼的,不是学不好,而是不愿意下功夫去学,扔掉一段时间,还想扔掉一段时间,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看书、写小说或者到处乱逛。扔多了,生疏了,连拾起来的兴趣都没有了。为了考研,我拿出的几乎是黄世仁逼迫杨白劳的劲头去啃英语,我担心我会栽在洋鬼子的这种玩意儿上。好在可以复试了,我依然不敢放心,我不知道到时候能否张开嘴去说,能否说好,说了老师能否听懂。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个华中理工大学来的女生,小巧、漂亮。她考的是外院,成绩考了专业第二,胜券在握,我看得出来。后来我进了北大,住在万柳公寓,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她,我以为她复试时出了问题,没想到一个月后见到了她,还是意气风发的样子,她和我一样进来了。她几乎要忘掉我的名字了。后来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读过我的几篇小说,说很喜欢。在等候复试时,她问我这个专业有多少人考,多少人参加复试,名额有多少。我一概不知。她觉得不可思议,竟然还有我这样的考生,愣头愣脑地就闯进来。网络时代,信息发达,我竟然闭目塞听。她问我为什么不到网上查一下,我告诉她,我还不太会上网,上去了也不知到哪儿才能网得到。她诧异不已,大概以为我可能要黄了。这也是我担心的,我竟然是个愣头青,我想我真的要完了。我们相互留了手机号码,有点悲壮。复试后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祝她成功,然后说,我是熟悉的陌生人。我想熟悉是一时的,陌生将是永久的。
口试不难,我有点紧张,第一个问题听了两遍才听清楚。很快就结束了,退出考场时,我用英语问主考老师,可以看成绩吗?老师笑笑说,不行,但我考得很不错,不要担心。进了校,在校园里我还见过那位女老师。她正从校医院那边迎面过来,手里抱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烤山芋。我向她问了好,她和颜地笑了笑。她一定不认识我了,可我还记着她,心里藏着感激。
专业复试是在五院,当代文学专业好像有9人参加复试,最终能取几个都不知道。有山东的、北京的、湖北的,还有云南及其他什么地方的。我第一次见到云南人,一个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同学。当时我就感叹,从云南到北京,几乎穿行了整个中国,真够可以的,凭这趟漫长的路途,她也应该考上。曹文轩先生主考,旁边坐着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其他几位老师。一共四道题目,任选两道回答。我选的两道,一个是关于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一个是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回答问题没感觉到紧张,觉得像是平常的讲课或者聊天,想到哪说到哪。正如曹老师之前说的,只管说,侃侃而谈。我不知道是否做到了侃侃而谈,也不知说对了没有,好像还和李扬老师就论文的写作方式争论了几句。他问我读过德里达没有,看过赛义德没有。我说,只知道点皮毛。
专业复试和我想象的有点差别,也许最大的不同在于复试的地点,当代文学教研室是我完全陌生的。再一个就是复试的气氛,我觉得十分人道,没有什么森严的东西无形地压着你。复试过后我就离开了五院,又来到未名湖边上,我的任务到此全部结束了,下面的事,就像一片叶子落到水里,随它去了。
第二天我离开北京。又过了几天,我打电话问曹老师我是否考取,曹老师说,没问题了。我突然觉得心里十分平静,像找到了一件什么宝贝,又像丢了一件什么宝贝。就这样,一场漫长的长跑告一段落了。
(徐则臣,男,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硕士生,写了几个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