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挺身而出、严加鞭挞者有之；趋炎附势、助纣为虐者亦有之。龚自珍的儿子龚孝拱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出身书香门第，早年受教于父母，学得满腹经纶；父亲去世后由杭州移居上海，混迹十里洋场，通晓英、法文字语言，被洋人聘为秘书，专司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报；法、英联军来华后，他卖身投靠，随军北上，唆使洋兵掠抢国宝，火烧圆明园。清大臣恒棋奉命赶来阻拦，见一穿洋装的中国人指手画脚，肆无忌惮地引导杀人放火，便勒住缰绳请教姓名。这小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骄傲地答道：“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还劳你细问！”（见《城市建筑》1990年）。
龚自珍毕生主张改革旧的制度，抵制外国鸦片侵略，不肖儿子却泯灭了民族自尊心乃至人心，认贼作父，帮助侵略者洗劫圆明园，杀戮平民，累累罪行，罄竹难书，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龚孝拱虽然狐假虎威，不可一世，但千夫所指，到头来却无疾而暴死，这就是报应。
10月25日，奕訢又与法国公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法国赔款800万两白银（6，000万法郎），宣布清帝与欧洲各国君主平等，开放11个港口，准许基督教徒自由传教等。
旋即，拿破仑三世准备授予蒙托邦将军“巴黎公爵”称号，但爵位过于显赫，遭到众大臣反对；于是改授“八里桥伯爵”，但不少人亦有微词，因为八里桥一仗，双方虽然动了刀枪，但战斗并非激烈到名垂史册的程度，这从法方死3人、英方死2人的轻微损失中可以得到证明。
弱肉强食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先进的经济、政治、军事与落后的经济、政治、军事之间的较量。
法国工业化始于1815年第一帝国，经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到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时期达到鼎盛，其间，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生产力大为提高，为拓展海外市场，便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而大清帝国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虽有萌芽，却十分微弱，全国到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以这样的经济实力如何抵挡得住步人现代化门槛的法兰西的进攻。
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发动政变，攫取政权，翌年称帝，独霸大权；数年后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几度厉行改革，致使****帝国向自由帝国过渡，在国内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政通人和气氛，对外侵略有了牢固的基础。而大清帝国这时则由盛至衰，政府趋于腐败。咸丰皇帝恪守祖宗法规，不思改革，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听凭宠妃叶赫那拉氏、恭亲王与肃顺等八大臣相互攻讦，以致外敌入侵时无所适从，时战时和，终拿不出贯彻始终、行之有效的对策来，结果逃出京都，病死热河行宫。
拿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伙同英国大败俄国，在意大利击溃奥地利，夺得萨瓦与尼斯；在非洲占领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等地；在拉丁美洲屡次攻下墨西哥；在亚洲侵占越南、柬埔寨数国，靠的就是“利刃坚船”。其实，远征中国的法国士兵，据材料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期为5，000人，后期为8，000人，数量不算多，但“就是这么一支小小的部队却打败了有4亿人口、80万军队的大清帝国”，理由之一便是，侵略军有洋枪洋炮，而清军手中拿的大多为大刀长矛。兵不在多而在精，撇开其它因素不说，以中世纪的军队去与现代化的远征军对抗，不一败涂地那才有悖常理。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清政府之所以不能取得胜利，原因有三点：
首先，战争爆发，出兵作战的是英、法两国联军，美、俄则或者从旁助战，或则以调停人身份斡旋，从中渔利。战争结束时，是四国一起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这说明用战争手段迫使清廷出让权益是西方列强的共同意愿，大清帝国要战胜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侵略殊为困难。
其次，清政府在首次外来侵略面前就出现了大量的投降派，咸丰就其本心来说，是主张抗击侵略的，但他不是大有作为的皇帝，当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他说是要御驾亲征，结果却胆怯逃往热河，终不能形成有影响的抵抗派，在洋枪洋炮面前惨遭失败是必然的。
最后，战争期间，清政府始终没有停止对太平天国的镇压，洪秀全亦没有率农民军参加抵御英、法联军的抗战，对外统一战线未能形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给帝国主义以有机可趁。
“苍蝇不叮无缝鸡蛋”，中国积弊过甚，经济、政治、军事皆落后人家一大截，因此法、英帝国主义敢于远涉重洋，趁虚而入。相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为何就无人敢于侵略，即便是二战中在珍珠港受到挑战，最终亦以胜利者的姿态傲踞世界，理由是“强大”！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惟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只有处处挨打。
（3）墨西哥战争。墨西哥是美洲文明古国，于1821年宣告独立，旋即建立墨西哥帝国，西班牙人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寿终正寝。可是，墨西哥独立后，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短短的35年中竟发生了240次军事政变，人民遭殃不说，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亦因此蒙受了损失。有鉴于此，有关国家迭向墨西哥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赔偿损失，但皆因该国政府如走马灯似地变换不定而毫无结果。于是，欧洲各国决心用武力逼债，其中尤以法国最为咄咄逼人。1838年，某日，几名墨西哥军官到一家糕点店，遭到法国老板的冷落、讥笑和讽刺，气愤之下砸坏了小店的橱窗和桌椅。这下可好，店主在法国政府的怂恿下，狮子开大口，提出巨额索赔要求未果。七月王朝政府则小题大做，竟然以此为借口向墨西哥宣战，理由是保卫贸易自由，真是欲加诸罪，何患无词。旋即路易-菲力浦派遣军舰炮轰墨西哥，要求之一便是为法国糕点师索要6万比索偿金，这便是所谓的“糕点战争”。
墨西哥命中注定多有劫难，1846年又遭美国武装入侵，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即如今的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得克萨斯等地，从而被已故美共总书记谴责为“美国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事件之一”。
拿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及意大利战争中连连得手后，决定出兵墨西哥，与美国比个高低。“美国的强大与繁荣虽然对法兰西有利，但她夺取整个墨西哥湾，支配新世界的产品则对我们并无益处。”拿破仑三世称道，“若是墨西哥凭借法兰西的帮助，确保国家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就无疑给了大洋彼岸的拉丁民族以力量与威望；确保了他们在安的列斯法国殖民地和西班牙殖民地的安全；恢复了我们在中美洲的有用影响，即拓展法国贸易市场，为我国工业获取必要的原料。”
凡事总要名正言顺，师出有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杰克债券”便是出兵的把柄。原来，1859年米拉蒙上台后发现国库入不敷出便向瑞士人杰克举债，拿破仑三世的异父同母弟弟莫尔尼拥有其中的30%股份，并向杰克保证届时敦促墨西哥还债。谁料想胡亚雷斯当上总统后根本不承认前任政府与杰克签订的任何协议，法国于是以索债为由决定出兵墨西哥。政治家奥利维埃说得十分明白：“杰克债券绝不是出兵的决定因素，我可以明确地肯定，皇帝下定决心征伐墨西哥时，一分钟都未曾考虑过此事。”
皇帝出兵墨西哥的原因究竟何在？法国史家奥布里认为：“莫尔尼心想收回杰克债券，因此煽风点火；欧仁妮希望（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天主教皇朝以与基督教的美国相抗衡，所以鼓动皇帝；拿破仑三世在阿姆监狱时就梦寐以求开凿一条沟通两大洋的运河，故而就决定远征墨西哥，谁料想此次行动日后竟变得不堪重负、荆棘丛生。”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美国认为墨西哥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反对法国染指，在给拿破仑三世的信中不承认所谓的拿破仑三世扶植的“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警告说“企图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外国政府是行不通的，是要受到谴责的”，说是“美洲不再是欧洲人的殖民地了”云云。拿破仑三世迫于国内外压力，决定逐步从墨西哥撤军，理由是马克西米连没有履行还债的诺言。
墨西哥帝国昙花一现，终于寿终正寝。法兰西远征军耗时5年，死6，000人，用去国库共3.36亿法郎，代价不谓不大。
4.终于求得梦成真
（1）第二帝国破茧而出。曾几何时，拿破仑一世归葬塞纳河畔，有人不愿“革命之子”早逝，杜撰历史，说皇帝1812年打败了俄罗斯，相继征服了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起了世界帝国，统一法律、军队、货币、文化，沟通巴拿马、苏伊士运河，铺设铁轨，探险北极，遨游太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当然是后人对大革命之子的一种思念，对法兰西大国地位的一种想望。不过，法国人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拿破仑一世的未竟事业，经过复辟王朝三代国王的数十年“蜗居”后，在第二帝国时代竟由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予以部分实现了，法国终于摆脱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阴影，破茧而出，重新屹立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舞台上，令世人刮目相看。
1812年拿破仑一世虽然率兵攻入莫斯科，却发现是一座空城，冬天来临，部队后勤难以为继，不得不下令撤兵，皇帝本人险乎被哥萨克骑兵俘虏，第一帝国从此走下坡路。而数十年后拿破仑三世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联合英国打败了宿敌，报了一箭之仇，岂不告慰了他的叔父在天之灵？
法兰西的殖民史始于17世纪初，第一帝国覆没后丧失了不少。至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出于蓝而胜于蓝，兵燹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越南乃至远征紫禁城，凭的就是强大的经济基础、军事实力，否则岂能远涉重洋把三色旗插到如此遥远的国度？就是本土，领土亦有扩大：在意大利战争中夺得了尼斯和瓦萨，普法战争中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宝地亦因皇后欧仁妮的机智与勇敢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而复得。
苏伊士运河的勘察始于拿破仑一世远征埃及时，复辟王朝期间则是纸上谈兵，到了第二帝国期间才最终疏通，法英两国占了极大部分的股权，幻想成了现实，法兰西的大国地位由此凸现。
法国的铁路建设始于七月王朝，1852年第二帝国成立后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措施。由于政府的鼓励，法国的铁路投资逐年上升，铺轨长度日见增长，技术性能日趋改进，以致出现了史学家普莱西称之谓的“铁路革命”，结果是沟通了全国的交通，改变了闭塞的地理经济；钢铁冶金工业凭借铁路订货而取代了棉纺业的传统统治地位，在国民经济中独占鳌头，促进了城乡交流，运去了肥料，提高了农业生产；出现了铁路工人，巴黎城的日常生活乃至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关于铁路，法国史家明言“皇帝的地位不由政治而是由铁路和巴黎的建设决定，原因是第二帝国期间，继复辟王朝后法国的铁路有了长足的发展，1990年巴黎北火车站广场以拿破仑三世的名字命名就是明证。”
城市建设是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更是展示大国地位的橱窗。拿破仑三世一再要求把巴黎建成世界首都之首都，其理由就在于此。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扩建蔚为壮观：布洛涅森林得到了整修，面目一新；里沃利大街进行了拓展（类似上海南京路），在此陈列着法兰西乃至世界各地的精品；塞巴斯托波尔大街建成，南北贯通，穿过塞纳河，与西起协和广场、东至巴士底广场的里沃利大街相交，形成一大十字，成为巴黎市中心的交通枢纽。
如今当您漫游在世界花都巴黎，走在春天商场附近的奥斯曼大街时，可曾想到拿破仑三世曾是这座城市建设的总设计师，而奥斯曼先生则是秉承皇帝旨意的总监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