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大闹老蒋”
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闹得老蒋不能入睡，非要老蒋说个清楚不行。老蒋一个劲地向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怨我，我不该抽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不对，这就完了，没这便宜的事！你还得保证，虽有成见，今后却不能加害于他！”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娘同胞，我姓蒋的是疯子还是傻子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那就立字为证嘛！”宋美龄抓住不放。
“好好好，立字据为证，立字据为证。”******缠不过夫人，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也验证了******的话，他对国舅一直留有情面。
******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决裂，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批准。******在会上，大讲特讲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离去只是工作的需要，另有要职安排，表示两人继续合作，共图大业。宋子文听后也心平气和了。
说起宋子文的辞职来，自从他抛开血浓于水的二姐宋庆龄后，与******结成君臣关系的七年间，就先后提出过四次辞职报告。
且说第一次辞职是1929年8月6日。
1929年8月1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万人，但会上又增至80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
宋子文自1928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月7日，******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子文允许复职。8月13日，宋子文在上海宴请银行界，商讨再发编遣公债5000万元，由海外华侨认购1000万元，其余的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当天晚上，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
宋子文第二次辞职是1931年12月20日。
这次辞职，是配合******下野的一个行动。此前，1931年5月，国民党已经分开，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上，宁粤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实现宁粤统一。但粤方坚持******下野，才去南京。在此情况下，******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为了表示同******共进退，宋子文于12月20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1932年1月30日，改组行政各部，财政部长由黄海梁代理。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黄海梁代理财政部长后，最感棘手的就是财政。当时的财政，孙科说过这样一段话：“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4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1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行，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照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每月须1800万。”自宋子文下台时，黄海梁派员接收国库，未得分文现金，而宋子文还拖欠银行界1000万。黄本人在财政界既无资历，又无特定银行做背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曾到上海想筹款1000万，经多方设法，才搞到300万，照当时军政费每月2200万元计算，仅够四天开销。由于财政无法解决，黄海梁只代理了二十多天的财政部长就于1932年2月26日辞职。孙科的行政院长也担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2月28日改由汪精卫担任。孙科下台后，对蒋、汪十分痛恨。1932年2月，孙科在上海出资办了一个《民众周刊》，由王昆仑主编，写文章把蒋、汪骂得一塌糊涂。
孙科和黄海梁下台后，1932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不久，******也重新上台，两人重新合作。
宋子文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
这次辞职是因“剿共”军费问题引起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就准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东北，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
6月3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
这时，******将驻在上海的19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19路军。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19路军总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在此期间，宋子文对******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宋子文还对******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他说：“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倘若他们在政、军、经几方面得到合理的对待，那么即使并非洋洋大观，他们岂不将报之以较好的反响吗？……对于这些问题显然不该由一个财政部长来解答。”
宋子文的这些诘难有些哗众取宠，但可看出他对******的政策不是完全赞同的。
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一再辞职，但仍愿意妥协。6月7日，汪精卫等赴沪挽留宋子文，宋子文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7月12日，宋子文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实际上，宋子文仍在为******提供“剿共”军费。
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
只有这次辞职报告在10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
在宋美龄的活动下，事实上，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而是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4年12月，兼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
宋子文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此职无经济实权，无经济实体，委员会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协调机构。任内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孔祥熙进行一些经济建设。帽子大了，名字高了，宋子文也不失明智之举。
随着时间的延伸，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