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流亡回国，携手献身“护法”
公元1916年4月27日凌晨5点，上海都市码头。轻烟样的晨雾还笼罩在黄浦江的江面上，远远望去，穿梭似的行驶着的轮船，显得模糊一片，只有一点一点的黑影子在移动。小火轮上的轮机声，随着晨风遥送过来。码头上的吊车，在“突突突”地吼叫，钢臂在淡淡的晨雾中晃动。随着一阵沉闷的叫声，一艘远洋客轮到岸了。旅客像流水般地走出客舱，步入码头。在这众多的旅客中，有商人打扮的一男一女，均身披风衣，头顶礼帽，眼戴墨色眼镜，手提黑皮箱，缓缓走上码头，与在码头接站的司机寒暄几句，便钻进车内，风驰电掣般地开往市里，绕了几个弯儿，进入法租界的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法文报馆二楼。
这一男一女不是别人，正是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为什么化装回国，夜间上岸？这里还需把形势交代一下。
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大好，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新婚后的宋庆龄更加积极、深入地投入了第三次反袁斗争，也叫“三次革命”。除了上海革命党人炸毙袁世凯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外，孙中山还成功地发动了一系列反袁起义。有些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洪流锐不可当。这时袁世凯策划的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投票推他称帝的丑剧使他复辟帝制的野心毕露。孙中山认为袁已“势成骑虎”，“亡在旦夕”。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认为必须“先发制人”。于是他与国内外革命党人的函电往返极其频繁：催促筹募经费，捐输军饷，整理党务，组织中华革命军，创办陆军速成学校（在菲律宾）等。尤其在12月下旬，得知唐继尧、蔡锷在云南通电全国，发起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后，孙中山更加快了革命步伐。他急如星火，连续致电马尼拉、旧金山、火奴鲁鲁、香港、上海等地的革命党人，嘱令加速筹款，并发表了《讨袁宣言》。于是在1916年上半年，孙中山领导华南和华东地区又掀起了讨袁起义的新高潮，与西南护国军互为犄角，给袁世凯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袁终于在3月22日被迫撤销帝制。
此时，袁世凯江山危危，不攻自灭指日可待。但是，死老虎不免还有一跳，袁氏到处制造暗杀和白色恐怖。不是吗？就在庆龄到达上海前的一天，孙中山在上海的重要将领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枪杀就是一例。这位功勋卓著的陈其美，早在辛亥革命时，首先攻破大上海，次而又攻占南京，使孙中山得以在南京就任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他的遇刺所引起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孙中山夫妇不能不防。直到他们回国后的一个多月，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继任总统黎元洪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后，孙中山与宋庆龄方在上海由秘密转入公开。
袁世凯死去，“三次革命”终得胜利，白色恐怖终结，政治空气缓和。胜利祝贺着他们新婚夫妇。可是，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操劳过度，终日得不到休息的庆龄突然病倒了。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已躺在著名大夫山田的急救室里，中山先生在一旁守护着。
“大夫，她的病？”孙中山急问。
“急性肠胃炎引起的高烧。”山田望了一眼中山，接着又道，“先生，请你放心。”
“需要多长时间？”
“从目前的情况看，她的身体很虚弱，高烧退下后，还要休息一段时间，辅以药物调理。”
庆龄在病床上度过难熬的二十多天，于8月中旬痊愈。遵照大夫的嘱咐，继续休息。同时在这段时间内，黎元洪走马上任，孙中山充满希望，国内政治稳定，形势一片祥和。基于这种情况，重义气的中山，同时也想到各地去看望一下老同志，了却长期流亡中的思念之情。中山决定陪同庆龄外出旅游疗养。
他们驱车先到了宁波。一周后又转到杭州和绍兴。这些城市都是我国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颇多，古文化的氛围浓郁。在西湖的长堤上，在宁波的莲花池旁，在绍兴小河流潺的民居里……他们是那样的惬意！新婚蜜月在恐怖中度过的庆龄，望着眼前的风景，心潮翻滚，生出不是新婚胜似新婚的感慨来。
“作首诗吧？”中山也来了兴趣。
“西湖远比阿巴美，吾爱祖国胜阿巴。”庆龄顺口而出。
“阿巴是什么地方？”中山不明白地问。
“就是美国佐治亚州著名的阿巴拉契亚大山。那里有山有水，风景迷人。”接着庆龄津津有味地讲起了在美的大学生涯，她们三姐妹结伴旅游的逸闻趣事，逗得中山仰天哈哈大笑。孙中山作为前任大总统，现今国会要员，每到一地都由当地政界官员陪同。其间，孙中山作了重要讲演，宣传形势，宣传共和思想。从保留下来的照片上看，微笑荡漾在他们的脸庞，青春在他们身上焕发，给人一种轻松愉快、向往追求幸福的印象。这种半公事半休闲的情人旅行，大概是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人们在幸福中往往要回忆那些在困难时给予自己帮助的朋友。庆龄回到上海后，便发出了两封文笔优美、叙述他们夫妇南下携手，旅游祖国山河，获得真情实感的信。一封发给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是他们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操办了婚事；一封发给在美国留学的小妹美龄，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站在自己一边，给予理解，给予支持的。没有这些，便没有她与中山先生现时的幸福。
他们夫妇回到上海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迭起，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参战还是不参战，也是对《临时约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验。新总统黎元洪和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反对参战，但掌握军权的内阁总理段祺瑞，拿了日本的500万“西原借款”，实为收买，一味主张参战，并在与各省督军密商后，置国会于不顾，一意孤行。这个军阀首领在北京横行霸道，各地军阀则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拥兵自重，成了“土皇帝”。
孙中山既无兵力，又无权力，但他有崇高的声望，所以他写的反对参战的小册子，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认为参战无益的知名人物不止孙中山一位。许多不属于革命派的各种人物为了不同的理由也反对参战，其中有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唐绍仪以及君主立宪派政敌康有为。国会没有通过参战议案。
面对抵制的力量，段祺瑞在1917年初夏——像早些时候独裁者袁世凯所做的那样——悍然践踏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对德宣战。黎元洪因此下令将段免职，但结果自己却被“辫子将军”张勋所推翻。清王室又被从坟墓里请出来。名义上的王室首脑、12岁的溥仪又被宣布为皇帝。在得不到人民丝毫支持的情况下，他只在位12天，还不如袁世凯的时间长——83天。
这出闹剧正是军阀段祺瑞所需要的。黎元洪总统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不得不召他回来镇压“辫子兵”。段祺瑞再任总理，马上把这个倒霉的总统换掉，换上了一个驯服工具，并解散了国会。
革命出现了新的曲折，中山先生，你该怎么办呢？是屈服还是抗争？我们的中山先生，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当然选择了后者——抗争。
孙中山著书立说，唤醒社会，指导革命，庆龄功不可没……
革命形势急促变化后，面对段祺瑞政府解散国会、践踏《临时约法》这一现实，孙中山夫妇重新振奋精神，寻找真理，继续革命。他们总结经验，准备理论，启发国民，唤醒社会。有一段时间，孙中山谢绝宾客，深居简出，完成指导革命的专著《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和《实业计划》等书。
上海的莫里哀路29号（现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孙中山完成上述专著的地方。
这是一座小巧别致的西式花园别墅。正如美国挚友林百克先生描写的那样：一进大门跨进一个小小庭院就是一幢深灰色的两层小楼房。外墙上布满了爬山虎、紫藤等附墙植物。楼前向阳处，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三面围绕着四季常青的冬青、香樟以及玉兰等树木花圃。环境幽静，布局紧凑。住房不大，却简单实用。楼下是一间会客室和一间餐室，加上一个由四个高大圆拱护围、几乎横贯楼房东西的、长廊式的阳台。这个奇巧的阳台，使这幢古朴的建筑与美丽的小花园浑然一体。人们在紧张的工作读书之余，在此小憩片刻，顿使人有心旷神怡之感。楼上有藏书室兼办公用的读书室、卧室、浴室和二间招待客人临时住宿的房间。——所有这些，组成“一个最安适而不华贵的住宅”，适合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简朴的生活。
历史不会忘记。庆龄为了支持丈夫发愤著书，曾陪中山先生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为查阅资料，庆龄跑遍上海各家书店，采购有关书籍和资料；为澄清一个史学问题，庆龄不知跑了多少路，向友人发去了多少信函；有时为确立一个观点和准确的提法，他们共同探讨，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中山先生的写作是严肃认真的，庆龄誊写稿件也是异常认真的。此外，庆龄还负责中山先生的膳食安排，亲自采买，精心调做，尽量做到补脑健身。
可以想象得到，中山先生已是50开外的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成功地完成了有关革命理论的三部著作，没有庆龄的热心支持和襄助，是难以完成的。正如中山先生事后所说：“我的三部理论专著浸透了庆龄的心血。与其签名是我的，不如说还有她的一半功劳。”
有一天，四位崇敬孙中山的旅美华侨来家做客，庆龄做了一桌简朴的菜肴招待了他们。席间，他们谈起中国革命的现状，也谈到了中山先生废寝忘食的写作，以及生活细节，其中包括现住房子租金每月65美元。谈着谈着，客人流泪了：没想到做过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大总统的孙中山，连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客人临走时甩下一句话：“这幢房子我要买下来，送给你们夫妇二人，以表示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真诚的支持。”
不久，这句诺言便成了现实。从此，这对革命夫妇在上海才有了不缴房租而归自己所有的住房。后期在中国革命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庆龄又与中山商量，卖掉此房，支援革命，彻底实现了那四位友人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支持，充分展示了这对夫妇的革命风采！是啊，在中国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们夫妇坚持不要孩子，连生命都置之度外，还有什么不可牺牲的呢？中国革命为有这样的赤心儿女而感到自豪、骄傲！中国革命的进程，无论还有什么艰难险阻、急流漩涡，都不能使他们裹足不前！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他们夫妇二人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倒段护法”运动的洪流中去。接着，孙中山先向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遵守《临时约法》，他将建立一个护法政府与之相对抗。护法政府的目的是要用“真共和”来代替“假共和”。
1917年7月，在孙中山的策划下，上海的一支海军先遣队共七艘军舰宣布起义，拥孙反段。这件事的成功同宋庆龄有直接关系。她同何香凝一起，对舰队军官的夫人们做了许多鼓动工作，通过她们来影响这些军官。
在这支舰队的护卫下，孙中山和宋庆龄，还有一大批支持者，包括百余名被段祺瑞解散的国会议员，于1917年7月6日离沪赴穗。他们很快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决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但这个政府从1917年中成立，不到半年，就因军阀内讧而解体。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辞职回沪。他愤怒地指责所有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革命形势在不断地变化着。1920年9月的一天，在沪的孙中山突然收到桂系军阀陈炯明来电：欢迎中山到穗任职。接到此电后，中山先生心里十分矛盾：去吧，自己是被他们排挤出来的人；不去，又是盛情难却。再说，上次去穗，手中没有真正军权，正如人们所说：军政府没有军队，军队眼里没有军政府。教训何其沉痛。好在这次陈炯明把粤军交给自己来指挥。他对陈早有了解，此人1909年加入同盟会，对革新和进步的目标非常热心，并且在孙中山前一段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期间显得忠心耿耿，为孙所器重。经过反复权衡，革命者不以失败为退步，孙及时复电应允。同时劝说陈的军队从福建立即回广州，为重振护法运动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陈照做。广州民众苦于外省军阀的盘剥，对陈部回师大为欢迎。1920年11月，孙中山偕庆龄及一些政界老友再度乘军舰离沪返粤，受到陈部的热烈欢迎。
第二次孙任职广州政府时期是繁忙而又多事的。他一到广州，便重新召开国会，建立的政府不再称军政府而是宣布为民国的合法政府。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同宋庆龄一起检阅了10万市民的庆祝游行队伍，随后又亲自参加了游行。这一天，在广州纵贯南北的一条大街上，奔流着一股各色人的怒潮，他们用震动大地的呐喊，回答桂系军阀的炮声。队伍浩浩荡荡，看不见它的尾部。它的尾部在时时加长，它沿路吸收了无数人进去，着长衣的和短衣的，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少的。有些人，在队伍旁边，手里拿着许多传单分给路边的看客，也和看客们说些话语。忽然，震天动地一声喊——
“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万岁！”
“实行共和，建立共和！”
“民权主义万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