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将军寿山研究点墨
明年，是清末著名爱国将领、黑龙江将军寿山诞辰135周年、以身殉国95周年。学术界对这位爱国将领的研究很少，笔者不惮冒昧，想以对寿山的点滴研究引起专家的注意，从而作出深入全面的研究，以纪念这位爱国将领。
寿山的家世
寿山将军的家世，从其父吉林将军富明阿的传记得知：“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冤死，家流寓汝宁（今河南省汝南县），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清史稿》卷417，页12099）。也就是说，寿山是明末兵部尚书袁崇焕的后代，富明阿为崇焕六世孙，寿山为崇焕七世孙。《黑龙江志稿》、齐齐哈尔市龙沙公园中的“寿公祠”、吉林的“威勤（富明阿谥号）公祠”皆如是说，只是文字稍有不同。《黑龙江志稿·富明阿》说：富明阿“明兵部尚书督师崇焕六世孙也。崇焕孙尔汉由宁古塔徙黑龙江，编入正白旗，遂为黑龙江人。”这里没有提崇焕子文弼，而提其孙尔汉，并谈了尔汉由宁古塔迁到黑龙江一事，与《清史稿》并不矛盾，并且也认定富明阿是袁崇焕的后裔。然而，《明史·袁崇焕传》却说：“法司坐崇焕谋叛，……（崇祯）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獉獉无子獉獉，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重点号是笔者加的。）“兄弟妻子流三千里”与《清史稿·富明阿》中的“崇焕死，家流寓汝宁”的提法暗合。从古道看，京城至汝宁约三千里。但是，这里说“崇焕无子”。既然“崇焕无子”，决不会有什么六世“裔孙”、七世“裔孙”，那么，寿山是袁崇焕的后代则成问题了。如说寿山是袁崇焕兄弟的后裔，则有可能。因为“磔崇焕于市”之后，“兄弟妻子流三千里”，说明崇焕有兄弟，当时被牵连而未被处死，只是被“流三千里”。这样说，崇焕只能是寿山的远叔祖，寿山只能是崇焕的远族孙，而不能称为“裔孙”。况且，历代史书的人物传在被传人物的籍贯、出身、家世等方面行文都是极为严密的，《清史稿》中的《寿山传》附《瑞昌传》称“瑞昌，寿山族孙”就是明证。如寿山是崇焕兄弟的裔孙，为了提高门第，也只能说是“明兵部尚书崇焕兄弟××裔孙”，而不能说成是“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
究竟寿山是袁崇焕的裔孙，还是其兄弟裔孙？这个“历史之谜”如何解答？笔者认为答案可能有如下几种：
一是袁崇焕为预防不测，有子未报。古代朝廷重臣这样的例子确屡见不鲜。但这种情况往往是本人处境险峻者，或是别有所图者，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为不断香烟后代，阴隐不报。由袁崇焕当时的处境看，崇祯皇帝十分倚重他，委以兵部尚书的重任，赐以尚方宝剑，督师蓟辽，正是春风得意，大展宏图的时候；对于辽东的战事崇焕也颇具信心，向崇祯许期三年平后金（清），故不可能隐子不报。
二是袁崇焕死时留下了遗腹子，由史料知道，袁崇焕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死于崇祯三年（1630）八月，死时年仅47岁，留下遗腹子是极有可能的。且《清史稿·富明阿》记载：崇焕冤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从行文顺序看，先说“崇焕冤死，家流寓汝宁”，而后说“有子文弼”，这就可以理解为其家“流寓汝宁”之后“有子文弼”。又且，清军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入关，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在这之后文弼参加清军，当在20岁左右，时间也吻合。这也能说明袁氏家族由汝宁迁到宁古塔再迁至黑龙江城（今黑河市）的原因。
三是富明阿祖先假袁崇焕之名，以提高自己家族的声望地位。这与古代社会重视出身门第不无关系，也是不乏其例的。如五代时的李克用，本是沙陀部人，却假托是汉族的李唐王朝宗室的后裔，以复唐为号召，壮大声势，终于建立了后唐王朝。然而，袁崇焕自请守辽以后，于天启六年（1626）获宁远大捷，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这次战役中中炮受重伤，回营就死了，可以说努尔哈赤就死在袁崇焕的手下；次年，袁崇焕又获宁锦大捷，把清太宗皇太极打得大败而逃。由此，袁崇焕与清室结下了不解之仇，清室必欲除之而后快。故在清军绕道古北口入关围攻北京，袁崇焕挥师星夜驰援北京时，清室用反奸计将其害死。因此，富明阿的先人如想假托将门之后，也不会假袁崇焕之名，虽然清王朝的后代帝王逐渐放松了对汉人的限制，这对他们的仕途也是不利的。况且。从“文弼”、“尔汉”、“富明阿”等袁氏几代人的名字看，已经十足满族化了，说明他们不仅归顺了清朝且以自己的满族名字为荣，不可能也没必要借助明末名将袁崇焕这块招牌了。
四是文弼是袁崇焕的过继子。这在封建社会是一种寻常现象。崇焕死而无后，在本家或亲友中过继一子，以承继他这支的香烟血脉是极可能的。可能性最大的是过继崇焕兄弟的儿子，因为“兄弟妻子流三千里”，发配汝宁之后，只能从他的兄弟那过继一子。这里所说的与上文所说的“寿山是袁崇焕兄弟的后裔”并不是一个意思。寿山的远祖文弼过继与没过继给崇焕就不一样了，过继即是崇焕子，没过继即是崇焕侄。问题无需赘述了。
这四种可能中哪个可能性最大呢？笔者较倾向于第二、第四种情况，理由如前述。如此二说成立，那么，寿山的祖籍应是哪里呢？《明史·袁崇焕传》说：“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东莞，即现在的广东省东莞县。《辞海》上也是这个说法（见《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535页）。但《怀宗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国榷》卷九第5544页，和《明进士题名录》万历已未科都作“藤县”。这三本书记载一样，唯《明史》上作“东莞”，从史料的可信性来看，后三本书更可信。特别是《明进士题名录》，应考者在考前皆由各省报呈朝廷，考后中进士者题录于上，不会在籍贯上出错。故，袁崇焕应是藤县人，而不应是东莞人，也就是说寿山的祖籍是藤县，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
寿山生平种种
寿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将，《清史稿》、《黑龙江志稿》及新编《爱辉县志》上皆有传，按理说他的生平事迹不会出什么纰漏。其实不然，诸如他袭职的时间、他升任黑龙江副都统和署黑龙江将军的情况、他殉国后葬于何处及为什么葬于该处？等等，都存在问题。
寿山袭世职的时间。《清史稿》上说“寿山，……吉林将军富明阿子。以父任为员外郎，兼袭骑都尉世职，迁郎中”（《清史稿》卷467），这里没有说明他袭世职的具体时间。新编《爱辉县志·永山、寿山传》说：“其父富明阿，曾任吉林将军，1892年（光绪十八年）卒。富明阿死后，长子寿山袭骑都尉世职，以三品衔补用郎中候选员外郎，次子永山荫袭四品衔三等侍卫”。由此说法看，寿山是光绪十八年（1892）其父富明阿死后就袭了世职。这种说法有两点错误：
一是富明阿去世时间错了，从而使寿山袭世职的时间也错了。《清史稿·富明阿》记载：富明阿“光绪八年（1882）卒，优恤，谥威勤”。《黑龙江志稿·富明阿》也同样说“光绪八年冬卒”；又《光绪朝东华录》上也说：“光绪八年十二月丙辰，前任吉林将军富明阿卒，恤荫如例。”这三书所记相同，特别是《光绪朝东华录》，皆摘录当时的邸钞、京报，部分采录当时的报纸记载，不会出什么错误，不知爱辉县志办的同仁出于何据，将富明阿去世时间推迟10年，由此使寿山袭世职的时间往后推移10年。
二是袭世职有违定例。前引《光绪朝东华录》“恤荫如例”，“荫”，即荫袭。按清朝定例，武将有袭世职封赏者，一般为骑都尉或云骑尉世职，死后其子才可袭世职，袭次完结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又，世职年未及岁者，先将宗图册结具题，奉旨，准其承袭后给予半俸，俟18岁时补送引见；袭世职必服（孝服，一般服孝期为三年。笔者注。）除后才可觐见皇上，袭世职。由请袭世职定例可知，富明阿死时，寿山23岁，三年后，即光绪十一年（1885）末服除觐见，袭骑都尉世职，光绪帝赐给员外郎，归部选用，之后又“迁郎中”，而不是如《爱辉县志》上所说：富明阿死后，长子寿山袭骑都尉世职，以三品衔补用郎中候选员外郎。寿山长永山7岁，富明阿死时永山当是16岁，一是不够袭世职年龄，二是服除后虽够袭职年龄，但其父富明阿只于同治三年（1864）实授江宁将军时得一个骑都尉世职的封赏，未兼云骑尉世职，之后再无袭世职的封赏（见《清史稿·富明阿》），寿山袭了世职。即袭次完结，永山不能再袭，只能是朝廷恩赏。“荫袭四品衔三等侍卫”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而是永山服除后觐见，光绪帝恩赏的。《爱辉县志》的作者写《永山、寿山传》时参考了《寿将军家传》一书，却忽略了“壮愍公亦蒙恩赏四等侍卫”这句话（见齐齐哈尔市图书馆馆藏图书《寿将军家传》，第1页。这里说四等侍卫，应三等侍卫为确。笔者注）。寿山任黑龙江副都统及署黑龙江将军的时间。光绪二十年（1894），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犯奉天，寿山请缨，奉旨赴敌，在依克唐阿将军帐下充步队统领，屡立战功，“上嘉其勇，迁知府，赏花翎。”（见《清史稿·寿山》）甲午战争结束时他的职位是统领、知府。
寿山任黑龙江副都统一事，《清史稿》与《黑龙江志稿》皆这样记载：（光绪）“二十三年，调充镇边军左路统领，徙驻黑龙江城。越二年，除开封遗缺知府，未之官，值东北边防亟，超改黑龙江副都统。”都是说寿山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任黑龙江副都统。《爱辉县志》也如是说。该文接着说：“明年春，入觐，垂询边情甚悉，命佐将军恩泽治军，疏请增募十五营”。要搞清寿山任黑龙江副都统的时间，须搞清如下两个问题：他什么时候调充镇边军左路统领的？什么时候入觐上疏的？据《黑龙江历史编年》载：“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月24日，清廷电令依克唐阿，鉴于黑龙江防兵单弱，前调出之镇边军8营立即调回本省。”镇边军调回本省，寿山属依克唐阿的镇边军，当随队调回。又因他刚立功受赏，不会贬职，故应“调充镇边军左路统领”方为合理。由此得知，他是光绪二十二年调充镇边军左路统领的。由此，下面的“越二年……超改黑龙江副都统”，当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朝东华录》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甲辰，以寿山为黑龙江副都统”（见该书第4218页。）说法正与上同。
又据《黑龙江历史编年》载：“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4月1日，清廷采纳了黑龙江副都统寿山关于条陈武备以固边防的建议，命他招募精壮勇丁16营，作为镇边新军。”这可与前引“明年春，入觐……疏请增募十五营”吻合。如说他于光绪二十五年任黑龙江副都统，“明年春”当为光绪二十六年春，那与他署理黑龙江将军的时间就不符了。因此，寿山任黑龙江副都统的确切时间应为：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八月甲辰日，即公元1898年10月8日。
关于寿山署理黑龙江将军的时间，《清史稿》与《黑龙江志稿》上皆说：“新军成，而恩泽卒于任，朝命（寿山）代之。”《寿将军家传》上也说：“壮敏（恩泽谥号）遽薨于位，遗疏公权将军篆。”（见齐齐哈尔市图书馆馆藏图书《寿将军家传》，第3页。）都没有说明具体时间，只说明“恩泽卒于任”，寿山“代之”，即恩泽去世时间就是寿山署理黑龙江将军的时间。《光绪朝东华录》载：“（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乙卯，黑龙江将军恩泽卒。”是年农历正月乙卯日，是正月十二，公历2月11日。由此而知，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2月11日，恩泽卒于任，朝命寿山署理黑龙江将军。而《黑龙江历史编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23日，黑龙江将军恩泽因病出缺，黑龙江副都统寿山暂属（应为“署黑龙江将军”的说法恐不够准确。恩泽“卒于任”或说“遽薨于位”，而不是“因病出缺”；另外时间也有误。
寿山死后葬于何地，为什么葬于该地？这个问题史料无记载。据调查得知，寿山将军的遗体葬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一心乡小林科树林子里。寿山将军之所以葬在此，是因他与原杜尔伯特旗扎萨克固山贝子有姻亲关系。光绪六年（1880），寿山与杜尔伯特旗十四世旗王扎萨克固山贝子贡噶绰克坦之长女结婚。寿山殉国后，清廷命削职查办，加上战乱，无法运回瑷珲埋葬，寿山夫人不得已回杜尔伯特旗王府同娘家人商量寿山的后事。杜尔伯特旗十七世旗王扎萨克固山贝子希拉布罗丕勒（俗称“喇嘛王爷”）是寿山夫人的三兄，同意将寿山灵柩运到杜尔伯特旗浮厝，待选定墓后再建陵安葬。寿山的灵柩于九月运到杜尔伯特旗浮厝，后安葬。
寿山的垦荒实边思想
19世纪末，黑龙江将军寿山提出了垦荒实边的主张，本文想就寿山这一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及其历史意义谈点不成熟的看法，诚期专家不吝赐教。
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到十九世纪末，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列强中，沙俄是最早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并且是得到实惠最多、侵吞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早在沙皇亚历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时就觊觎我国东北地区，沙皇尼古拉一世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实施侵略中国的计划。他疯狂叫嚣：“俄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①1858年（咸丰八年）5月28日，沙俄利用英法侵华之机，迫使清政府就范，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鲸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并以“共管”的名义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实际占领（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将这个地区划归俄国）。
沙俄欲壑难填。它在吞并上述地区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妄图有一天将整个东北地区纳入沙俄帝国的版图。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9月8日，沙俄强迫清政府缔结了修筑中东铁路的契约——《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1897年12月19日，沙俄舰队强行开进旅顺口、大连，并于1898年3月27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割去了辽东半岛，取得了修筑南满铁路的特权。同时，沙俄在中俄边境屯驻重兵，虎视眈眈，伺机进犯。
面对沙俄的咄咄逼人之势，黑龙江方面又是怎样一个现状呢？
居民情况。据1887年（光绪十三年）统计，“全省户约五万，口约二十五万”；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统计，“全省户十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口一百二十七万三千三百九十一。”②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没有统计，按其发展速度看，估计不会超过70万人口。当时黑龙江全省面积约10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地广人稀，兵源不足，财力匮乏，无法应付强敌的侵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清廷的封禁政策。
军队情况。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黑龙江有旗兵（驻防兵）军官（前锋以上）1237人，马甲（正兵）9994人，养育兵（屯田兵）770人，匠役兵152人，官兵总计12153人（通肯城驻防兵数为萨保于光绪二十年原奏，其余各城驻防兵数为《大清会典》光绪二十五年统计。为了简要，笔者将之合计在一起）。寿山于光绪二十五年奉命招募镇边新军16营，其中：步队10营，每营500人，共5000人；马队6营，每营250人，共1500人，总计6500人。另外齐齐哈尔、墨尔根（嫩江）、黑龙江（瑗珲）三处水师营计有官兵1000有奇。总之，黑龙江省有官兵不足2万人。这不足2万人的军队，因清末农民起义迭起，外国侵略不断，连年征战，很少整顿训练，多为疲惫之师。加之武器装备落后，清军多配备长矛大刀片；水师营，仅有一号、二号战船87艘，江船15艘，划子20只，“多为运船，非战舰也。”③这样的军队是很难应付外敌的大规模侵略的。而沙俄于1899年末已在中俄边境上陈兵17万，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显而易见，不足2万人的装备落后的疲惫之师是不足以与装备精良的17万大军相对抗的。
作为封疆大吏的黑龙江将军寿山早就清醒地看出沙俄的侵略野心，为防止沙俄的入侵，保卫祖国边疆，提出了垦荒实边的主张。虽然历任黑龙江将军如特普钦、增祺、恩泽等都曾有疏请放荒之举，但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军饷，补财政之不足，与寿山的垦荒实边思想不尽相类，亦不如寿山的主张系统完整。寿山的垦荒实边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4月关于条陈武备以固边防的建议，同年6月关于放垦沿江荒地与旗地的疏请6条，和他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8月以身殉国前夕写的《遗疏》等文中。而《遗疏》则是他这一思想最系统最完整的体现。我们不妨以《遗疏》为基础，来分析一下他的垦荒实边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遗疏》中，寿山首先提出自己的放荒兴垦的主张：“旗地、蒙地均应招放民荒，沿边两城（指瑗珲城和墨尔根城，笔者注）尤须变通兴垦。”此主张是针对清廷的封禁政策提出的。
清政府视东北为“龙兴之地”。于1668年（康熙七年）颁布了《停止辽东招民令》，实行封禁政策。后来，奉吉两省得到开禁，黑龙江省则一直是旗人的领地，至1860年（咸丰十年）以前从未开禁。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多次疏请，清廷仍顽固地恪守“祖宗规矩”，不准开禁放荒，私入流民一律严惩。因此，致使黑龙江省广袤的膏腴之地白白地闲置，地广人稀，边陲空虚，国门不固。
1860年，在沙俄已吞并了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入侵，清廷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才批准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关于招民试垦呼兰厅所属蒙古儿山等处的奏折，以补军饷之不足。至此，清廷实行近200年的封禁政策才宣告解体。
即便如此，清廷的开禁放垦还是不彻底的，往往是时开时禁，有开有禁。有两个情况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汉人迁入的情况，据光绪十三年的统计，全省“民户”（旗户以外的居民，即招垦来的汉人）才发展到2037户，人口约10万多人⑤；二是放垦情况，至光绪二十四年，仅呼兰厅一带，通肯河、克音河、汤旺河流域及观音山一带，巴（彦）拜（泉）与依克明安（今富裕县）一带放垦，放垦土地面积不足全省可耕地的三十分之一。正因为如此，寿山提出彻底开禁，全面放荒招民兴垦的主张。“旗地、蒙地均应招放民荒”，那就是全面开禁兴垦，无一例外。而且，这“招放民荒”已不是以往“认佃”的形式，而是让“民”有土地所有权和自主经营权。他们只向政府纳税，而不是向旗的官丁纳租，取消中间环节，防止贪鄙等行为。“招放民荒”，即是将“旗产”变为“民产”。唯其如此，才能使黑龙江“不出十年必能自立”，成为祖国强大的边疆。从而实现他“备历之艰苦，久蓄之心愿。”
将旗地、蒙地变为民田，旗产变为民产，势必招致满洲贵族的反对，给放荒兴垦大计带来阻力。为缓解矛盾，使放荒兴垦一事顺利进行，寿山向朝廷提出“调剂各城旗人之法”：“应于招民开垦之时多拨司旗随缺地，并酌留旗孳生地”。这样旗人官兵“耕牧皆有所托”，“均不患贫”，也就不会过分反对放荒兴垦事宜了。
接着，寿山批评了现行招垦办法的种种弊端：“若如通肯旗领民佃，用意非不周密，其实膏腴之地尽在为官，诸人巧取，贫丁仍无所得。且务本之民以为地非己有，不愿认佃；其认佃者又皆别有希图，往往名为旗产，实非旗产，辗转盗卖，无所不至。不独实惠不能均沾，垦务亦恐难收速效。”通肯等旗的招垦办法，据史料记载，是土地产权归旗所有，以租佃的方式招民垦种，租佃者须向土地的所有者纳租，没有产权，即旗为地主，垦种者为佃农。这样就造成“膏腴之地尽在官”，诸旗官利用手中的职权，巧取豪夺，把旗产（土地）实际上占为个人财产，利用认佃的缺点，乘隙而入，独得实惠。这是弊端之一。那些“别有所图”的认佃者，则买通旗官，从中作弊，转手盗卖以自肥，使旗产名存实亡。此弊端之二。而“务本之民”因为得不到土地的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受到层层重租盘剥，无利可图，等于为旗官做牛做马，故“不愿认佃”。此弊端之三。寿山认为这些弊端是造成垦务“难收速效”的根本原因。要清除这些弊端，其首要者是“招放民荒”，将荒地作价卖给“务本之民”，改变“地非己有”的情况，给他们以土地的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劳动所得除向政府纳税外全部归己。只有这样，才能使之一心扑在土地上，实心实意地经营，垦务才能收到速效，从而达到放荒招垦的目的。
改“认佃”为“招放民荒”，变“旗产”为“民产”，更地租为地税，寿山这一主张是一重大改革。如前所述，历任黑龙江将军虽都想垦荒兴农以实边，但都不敢在土地所有权上做文章，从根本上解决兴农问题。寿山在“授命之际”，则无所忌惮，敢于冲破禁区，在旗人的领地和世袭特权问题上做文章，把部分权益归给“民”。这也是寿山垦荒实边思想与以往这类主张的本质不同之所在，是比较开明的。
对于反对旗地蒙地放荒招垦者的一些谬论，寿山在《遗疏》中也加以驳斥。谬论有三：一曰“汉民日多，有碍旗人生计”；二曰“山林日辟，有妨牲丁贡貂”；三曰“旗地劝设之官不宜民官治理”。显然，此三种说法皆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置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第一种说法认为放荒招垦后，汉人移入一天天增多，会妨碍旗人的生计。把汉人的移入与旗人的生计对立起来，害怕汉民移入多了会同化旗人，这仍是恪守“祖宗规矩”，是清廷封禁政策的变种。怕汉民移入多了会侵害旗人的利益只不过是借口而已。第二种说法认为放荒后砍伐山林辟为良田，山林减少，会造成貂的生息地减少，因而貂产量减少，影响牲丁猎取贡貂。把招垦事宜与朝廷的贡品对立起来，认为开辟山林会侵害朝廷的根本利益，孰不知开辟的山林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亦不是大林区，根本不可能“有妨牲丁贡貂”。即便稍有影响，与兴垦大计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第三种说法认为旗地负责督导农务的官员不适宜由民官治理管辖。这乃是坚持旗民分治，维护旗的独立王国状态和旗人的特权地位，反对在招垦之地设治，更反对这些地方行政官员管辖，听任“旗地劝设旗官”为所欲为。既然此三种说法如此荒谬，所以寿山说“皆狃于一偏之见不顾大局之言，更卑卑不足论矣。”
寿山在上面论述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总之，江省之事，非开荒无从下手；开荒之举，非招民无从下手。”寿山认为，解决黑龙江问题的关键是放荒招民兴垦，不从此下手，无法解决黑龙江的问题。那就是将旗地蒙地，招民兴垦，汉人即会大量迁入，冲破旗地蒙地的世袭樊篱，改变那里的封闭落后状态。人所共知，当时旗地蒙地基本上处于半封建半奴隶制度社会状态，有的甚至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每个旗即是一个封闭的小王国。招放民荒后，汉人的先进技术、经济和文化就会带进来，从而引起社会的变革，黑龙江就会走向繁荣强盛。
最后，寿山又以“此次军务”，即沙俄于庚子年（1900）间侵入东三省，中国战败一事说明垦荒与实边的关系，即开发建设边疆与防务的关系。寿山认为只有“招放民荒”，才能达到“沿边有民，就地有饷，防务既不期固而自固，枪械军火亦不期饶而自饶”的目的。边疆开发了，民众就会多起来，兵源充足，财政收入增加，武库充盈，边疆的防务自然就固若金汤，在强敌入侵时则不会“处处窘迫一蹶不振”。由此看来，垦荒是为了实边。
综上所述，寿山将军的垦荒实边思想是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思想，是变革的思想，是富民、盛兵、强国的思想。他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内政能修，外侮足御”。其内容可以用一个公式表述：垦荒——招民——兵源足、财源盛——武备具——边疆实（固）。
寿山将军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士，他的垦荒实边思想不可能不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出发，亦不能完全为人民生活着想，有其局限性的一面。我们也不能用当代思想去要求古人。然而，他反对封禁，主张变革，主张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维护祖国的领土不被帝国主义侵犯，已是难能可贵的了，有其开明进步的一面。尤其是他“在授命之际”，决心以身殉国的前夕，还“彷徨焉不能自默”，为祖国的边疆建设忧心，为祖国的受外敌欺凌而悲愤，为祖国的强盛而献策，慷慨陈词，草就是疏，其爱国的拳拳之心赤子之情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寿山的垦荒实边思想在他生前未能实现，在他殉国后才得以施行。1904年（光绪三十年）7月，清廷同意蒙旗地招垦，收价丈放，设局开办。同年8月，黑龙江省设垦务总局，专司办理垦务事宜。至此，原黑龙江境内除给各旗留一定数量的耕牧地外，全面放垦。虽放垦较晚，为亡羊补牢，但从长远看其意义仍是重大的。
略论清廷对黑龙江的封禁政策
清廷对黑龙江的封禁政策，严重影响黑龙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但对此重大课题，很少有人专题论及。笔者就这一问题谈谈看法。
一
清廷的封禁政策由来已久。对黑龙江的封禁，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容上，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上，都是其他地区所不能及的。有清立国之初，就对黑龙江实行了严格的封禁政策，直至咸丰十年（1860）清廷批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关于招民试垦呼兰厅所属蒙古尔山等处奏折，清廷对黑龙江实行200多年的封禁政策才宣告解体。此前，招垦只限于辽东，后逐渐扩展到吉林，从未达到黑龙江。同样是东北地区，对辽吉的封禁远没有黑龙江时间长。辽宁在有清之初就实行招垦。康熙七年（1668），清廷颁布了《停止辽东招垦令》，实行封禁之后，也非严禁，是比较灵活的。如康熙八年（1669），实行封禁才一年，就对出关的汉人和满洲旗人分别实行“事先起票，过关记档”的手续；而对流民，因“以致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民数千户之多，总以流民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词，“仍予入册安插，再届查办复然”而认可。吉林亦如是。后来分别开禁。只是长白山一处因其为清廷祖茔所在，怕动了“龙脉”，一直封禁。
有清一代对黑龙江封禁的内容也是其他地区不能相比的。其他地区或是土地封禁、或是山林封禁、或是江河湖泊封禁、或是围场封禁，等等，而对黑龙江则是全面封禁（唯不禁商。有清一代全国皆不禁商）。封禁的内容主要包括：蒙地封禁、旗地封禁、山林封禁、江河湖泊封禁、矿业封禁等。
蒙地封禁几乎贯彻清王朝的始终。清初，清统治者就在抚顺东北的哈达河“其东插柳结绳以界蒙古獉獉獉獉，长亘千里，南至朝鲜，西至山海关，有私越者置重典獉獉獉獉獉獉獉。名柳条边。”（重点符号为笔者所加）清统治者修柳条边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界蒙古”，蒙古各盟旗，包括后来归黑龙江管辖的杜尔泊特旗、郭尔罗斯后旗、依克明安旗、扎赉特旗，必须在清廷划定的疆界内活动，不得随意越界，否则“置重典”。不仅如此，清统治者还先后制定了多条禁令，主要有：（一）禁止汉人出边开垦蒙旗地亩；（二）禁止蒙古各盟旗私募开垦地亩、牧场；（三）禁止民人典当蒙古地亩；（四）不许蒙汉杂居；（五）禁止民人聘娶蒙古妇女；（六）禁止蒙古行用汉文，即不准延用内地书吏教读汉文，公文禀牍呈词等不准擅用汉文，蒙古人等不准用汉字命名。清廷用这些禁令限制蒙古，违者要受到严厉惩处。如同治十年（1871），杜尔泊特旗协理台吉那逊乌尔吉等，因擅自招民垦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置。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清廷才同意蒙旗地招垦；宣统二年（1910）八月，清王朝已成为落日凋花，为挽救覆亡，预备宪政，才下令对杜尔伯特旗地蒙地全面开禁。至此，清廷对蒙地的封禁才寿终正寝。
旗地封禁，主要有：（一）不准汉人入旗地垦荒；（二）不准旗人招民代耕租佃；（三）不许满汉通婚，禁止旗人抱养汉人及户下人为嗣；（四）不准旗人学习汉人习俗；（五）限制满族子弟学习汉语文；（六）禁止旗人公文禀牍呈词等擅用汉文，不准旗人改用汉姓。垦荒之禁于咸丰十年（1860）解除。满汉通婚之禁，行用汉文和改用汉姓之禁一直维持到清末。而限制满族子弟学习汉语文之禁，早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双城堡（时归吉林管辖）建义学时结束。
山林封禁，即山场、林场封禁，主要内容有：（一）不准私自采参；（二）不准私猎元狐（即玄狐。清代避圣祖康熙皇帝玄烨之名讳，称元狐）、貂、猞猁狲、雕等；（三）禁止私人乱砍滥伐木材。清廷对山林封禁，因物产之不同，封禁程度与封禁时间也不同。参禁最酷，“惟朝廷及王公岁额得入，余皆不得入，入者死。”元狐次之，但因其不可多得，得必进之。貂禁稍宽，一等必进之，余则可贸易。雕，特别是海东青，每岁必须保证其进贡数量。其余所禁又较貂禁宽之。清代对参场的封禁始于努尔哈赤时期，当时就规定：按一定时间“八旗分山采参，彼此不得越境。”更不允许汉人偷挖。清入主中原之后，采取放票采参办法和设官督丁采参办法，以及王公宗室各按旗分地采参的办法。“领票曰揽头，挖参曰刨夫。”清初，“每领出山票一张例给接济粮二百两，秋后交参二两，并原领票、接济粮一并交官。”“设官督丁，每岁以时采捕，俱有定所、定额、核其多寡而赏罚之，或持遣大人监督，甚重其事。”贡貂，清有贡貂赏乌林（绫。乌绫，乌林，满语译音，意为财帛）制度。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使鹿、使犬等部及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少数民族居民即有贡貂活动，并得相应的赏物。清定鼎北京后，贡貂赏乌林活动逐渐形成定制。对黑龙江地区的索伦、达呼尔、鄂伦春、毕拉尔等部，明文规定每丁“岁纳貂皮一张”，并规定按期到指定地点交纳，同时赏乌林。至于木材，由国家统一砍伐，清初就有定制。山林封禁基本上于咸丰九年（1859）开禁。当是时，沙俄加紧了侵占我东北的步伐，而黑龙江边疆空虚。为防止俄人入侵，清廷允准了将军景淳、特普钦的会奏，将绥芬河、乌苏里江一带山场开禁，令揽头招募人夫前往伐木、打牲、采药、捕鱼，以厚集人力，壮大声威，群相保卫，可以杜外人侵占之计。江河湖泊封禁，主要是东珠之禁，而鲟鳇鱼，遮鲈鱼（细鳞）等，虽禁，岁贡有数，余则听其食或货。“东珠非奉旨不许人取，禁之极严。“混同、诺尼（松花江、嫩江）诸江汊产珠，布塔哈乌喇有打珠船来，采以贡。……官督剖之……私采之禁，等于属参。”可见此禁之严。然而，开禁却较早，因为后来黑龙江之珍珠资源枯竭，已无采的价值。矿业封禁，主要是冶炼业和金矿封禁。清廷统一全国后，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末”政策，由于采矿、冶炼被视为“忘本逐末”，清初矿禁很严。康、雍时期由于各阶层反对而渐有弛禁。金矿因其为国家府库的重要收入之一，一直官办，不准民办，更不许私人淘金。有私人淘金者，一旦抓获，轻则没收金沙，递解回籍；重则处以典刑。矿禁的完全解除为光绪十三年（1887）。是年，漠河金矿和阿勒别拉沟煤矿开办（官督商办性质），自此，矿业逐渐兴办起来。
二
以往的论者多认为清代东北（包括黑龙江）封禁的原因有二：一是满洲贵族为保护“龙兴之地”，巩固根本，怕破了风水；二是满洲贵族为了独占东北的人参、珍珠、貂皮等珍贵的土特产品。笔者认为，这两个原因不是主要的，亦是不全面的，有失偏颇。理由之一是，清廷的发祥地（祖茔）在吉林省敦化附近，怕伤“龙脉”，并不涉及黑龙江；理由之二是，满洲贵族想独占东北的土特产品，亦没必要连同土地、草原、矿业等一并封禁；理由之三是，封禁政策与清初鼓励汉人出关垦荒两相矛盾。故，问题绝非如此简单。辩证法告诉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
第一，对蒙地封禁是为了控制蒙古人。清入关前，满洲贵族同蒙古贵族建立了亲密的联盟关系。清太祖努尔哈赤曾不止一次地向蒙古各部的首领们表示：“满洲蒙古，语言虽异，而饮食起居无不相同，兄弟之国也。”？瑏瑤清统一全国后仍贯彻笼络蒙古的方针，诸如给蒙古王公封爵、厚赏、联姻、编旗等，通过他们管辖蒙古各部，巩固联盟关系，使其永远臣服于清。但是，满洲贵族对蒙古始终存有戒心，怕其强盛，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为在满洲贵族的同盟者中，毕竟蒙古族人数最多，占地最广，也最不易驾驭；更怕蒙汉人民联合起来，危害其统治的根基。如若蒙地开放，汉人大量移入，必然会带来先进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不仅会使蒙地很快发展起来，也必会使两个民族融合。这样就会严重威胁清廷的统治，这是清统治者不愿看到的。所以，清廷对蒙古采取既笼络又防范的政策，使蒙古只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把蒙古牢牢绑在清朝统治的战车上，共同对付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反抗。如利用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镇压太平天国、黑旗军、捻军、白莲教、长枪会、回民起义等，就是明证。事实证明，有清一代对蒙古的这一政策是有效的，在整个有清一代的三百年间，满蒙关系是亲密团结的。对旗地封禁的原因要比蒙地封禁复杂得多。首先，是为了维护满人种族的纯正。众所周知，满族是在女真人的基础上融合了蒙古、汉人和东北其他少数民族形成的。当时是增加人丁壮大势力的需要，是频繁征战兵源的需要，是统一东北进而统一全国的需要。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就不再有此需要了。而需要维护其统治民族种族的纯正。所以，清廷一贯推行“首崇满洲”的政策，等级森然，把本民族看作优等民族，不但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优于其他民族，且在种族血统上也要保持不混。如前所引，禁止满汉通婚，禁止旗人抱养汉人及户下人为嗣，即是出于此目的。
第二，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清廷统治。清历代皇帝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本族人要保持“国语骑射”。“国语”即满语；“骑射”，即能在骑马奔驰中射箭中的。“国语骑射”是清朝的国粹。清统治者为保持这一国粹，极力反对满人学习汉人习俗，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本族人学习汉语文，改用汉姓的禁令。早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就指出：“先时儒臣巴克达什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以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马，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瑏瑥清统治者视东北的旗地为其统治的根基所在，绝不许任何人染指，也不许它有所汉化；而“国语骑射”是维持旗地不被汉化的有效措施，亦是维护全国统治和加强武装力量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有清一代不断地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从黑龙江和整个东北地区频繁调动大量兵力，史料所载甚多，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三，是害怕满族被汉族人同化。毋庸回避，当时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满族先进得多。如允准旗地开放，大量的汉人就会涌入旗地定居，把汉族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带进来。两族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最终先进的必定会打败落后的（这是历史规律），满洲族人势必被同化。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逐渐明白了个中道理，用旗地封禁来加以防范。这也是清廷初期鼓励汉人出关垦荒，后来禁止的原因之一。
第四，防止汉人与旗人争地争利。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廷曾命于黑龙江城（瑷珲）等地分设官庄，广开田亩，以发遣该地游手无事之人，从事耕种？瑏瑧。但因旗人既不习耕种又不屑亲自耕种（旗人凡披甲以上皆有俸），多招募流民垦种，旗人坐享其成。时间一长，使很多耕地以种种方式转入汉族地主手中。因此，雍正二年，清廷下令不准旗地招民代耕租佃。由引可知，汉人的迁入，由于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是当时满族近于原始的生产方式无法可比的，其结果是大量的土地被民人买进或租佃，手工业几乎被民人独占（如宁古塔等地），又加之汉人经营有道，精于计算，往往使旗人获利微薄，弄得一部分旗人（披甲）家庭生活困顿（史料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大量的利益被汉族地主占有。表面看来，确存在汉人与旗人争地争利之事（篇幅所限，笔者在此文则不作详论，可参看拙作《寿山的垦荒实边思想》，刊于《黑龙江史志》1994年第5期），使清廷用封禁来控制汉人的迁入。至于山林封禁与江河湖泊封禁乃至矿业封禁，其目的有二：一是保护“龙兴之地”不被破坏：一是满洲贵族想独占人参、貂皮、东珠等名土特产以及金矿的经济利益，供其奢侈生活所需。一些学者已经论及，笔者不再侈谈。
三
清廷对黑龙江的封禁所带来的危害是极其深重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加深了民族隔阂。由于旗地、蒙地的封禁。以各种方式流落到黑龙江的汉人得不到平等的待遇。往往沦为满蒙贵族的奴仆或佃户，受到他们的盘剥和斯压。满蒙贵族可以随意驱逐或杀死汉人，使这些汉人生活和生命都没有保障，迫使他们铤而走险，联合起来反抗。清朝的中后期黑龙江地区到处出现的所谓的“马贼”，以及爆发的多次起义，多是这部分人。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不能互相来往，互相交流感情，不能达到互相了解，故而互相歧视、相互防范，民族隔阂越来越深，矛盾越来越尖锐。
2.严重影响黑龙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清一代黑龙江一直处于封闭落后状态，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社会基本上还停滞在清初时的状况。下面三方面情况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黑龙江有丰富的资源，军饷和俸银以及粮食却不能自给自足，一直由户部拨给或由其他省份调入；二是据史料记载，清末时不识字的人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三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尚处在原始或半原始社会状态。
3.大量的矿产资源被沙俄掠夺。光绪初年沙俄就在黑龙江流域偷采金矿。至光绪十一年（1885），仅漠河金矿一处就约有俄人4000余名偷采，清政府屡次派兵驱逐都不能禁止。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沙俄利用铁路之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黑龙江的矿产资源。
4.边疆不实，国门不固。由于清廷对黑龙江的封禁，造成地广人稀、兵源不足，财力匮乏，无法应付强敌的侵略。《瑗珲条约》签订前，黑龙江总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10余万，平均每20平方公里才有1人左右；光绪二十五年（1899），即沙俄大规模侵略我国东北的前一年，据史料估算黑龙江有人口约70万，当时面积为10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如此大片的领土却仅有如此少的人口，必然造成边疆不实，国门不固的局面。所以，在沙俄的侵略下一败涂地，丧权辱国，将祖国的大好河山让与外人。这种严重后果的造成，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封禁带来的危害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是封禁的危害中最大的危害。
当然，清廷对黑龙江的封禁也有好的一面：（一）无论满洲贵族封禁的目的如何，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草原、森林、珍稀动物等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虽然清廷也砍伐木材，猎取貂皮，挖掘人参，但毕竟有限，与后来的乱砍滥伐、毁灭性猎取，造成草原沙化、物种灭绝，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是绝不等同的。（二）清廷对蒙地封禁及贡貂赏乌林制度，是为了强化封建统治，驾驭少数民族，但客观上对巩固祖国北部边疆、维护国家统一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清廷对黑龙江的封禁，利弊相较，弊远远大于利。这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