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进一步从历史背景入手，对儒家之所以不重视集团生活的道德即不重视人的生活的社会性作了如下说明。他认为，在中国封建制国家里，包含着以君主为中心的统治阶级（含知识分子）与被统治阶级的民众之间的政治对立，但统治阶级并未组织成一个集团，而是以家族作为其生活的根基，而且这个家族也不是一个生活体，而是以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生活集合，尽管家族中的每个人在生活上是从属于家长的。从这里当然就不可能了解人的生活的社会性和它的历史性。
日本的中国思想研究，由于受汉学传统的影响，始终缺乏一种把思想对象化、且以批判的态度加以考察的精神。当吸收西洋的哲学知识与文化史方法时，又认为思想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因而简单地把儒教与西洋思想相类比。思想固然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生活的，但思想也极易成为一种观念性的东西，这一点是应该被研究者所了解的，遗憾的是，津田对此恰恰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民族主义的思想立场——对日本文化的回归
如果说古代史研究家可以分成释古派和疑古派两类的话，那么可以说津田就是名副其实的疑古派，在这部《论语与孔子思想》中，其疑古的立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与此同时，津田也陷入了疑古派所难以避免的困境——由怀疑而终至根本否定。
那么津田左右吉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冷漠、怀疑、蔑视乃至否定的根源在哪里呢？如前所述，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日本中国学对江户时代传统汉学的批判与超越，为津田左右吉学说的建立提供了莫大的启迪与支持。然而处在同一种文化语境下的日本中国学家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估价却是因人而异，甚至是褒贬不一的，这恐怕是由每一个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的“内面的理解”或曰“深层的自我意识”所决定的。换言之，任何一个研究者在看待他的研究对象或曰“他者”时，都是从其自身的深层心理、精神世界出发来作出判断的，其中深刻体现着研究者个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审视”。因此，津田左右吉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批判主义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负面效应，即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蔑视，就只能从他对中国文化的心理体验和他对日本民族文化的内在的精神依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亚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本判断当中去寻找答案了。
津田的《论语与孔子思想》，在对文献的精密考订上，在对儒家文化保守性，特别是对其道德思想的虚伪性的揭露上，无疑都具有超越传统汉学同时也超出同时代的中国学家的强烈的批判意识，但是在津田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认识中，都无可置疑地包裹着一层肃杀的寒意。这一点或许是与津田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前所述，津田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始于他进入“满铁”调查室之际，津田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与感受。上午，在满铁调查室散发着霉味的汉籍室撰写考证论文，下午四时一过，跑出去看戏、听音乐、参观展览，回来后喝个酩酊大醉。夜半时分起来从事文艺思潮史的工作。从调查室狭窄的窗户可以望见帝国大厦的屋檐，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对津田来讲，实在不是什么惬意的事。正因如此，津田把1911年写于满铁调查室的日记起名为《鼠日记》，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段令津田以筑巢于仓库的老鼠而自嘲的调查室生活给津田留下了怎样的情感体验呢？
8月9日（水） 无论怎么整理，仓库就是仓库。……一站进去，脑袋就像要被腐蚀掉似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书中记载的不是中国人的过去吗？权谋与术数、贪欲与暴戾、虚礼包裹下的残忍的行径、巧言矫饰着的冷酷的内心，这一切不都深藏在上千册书籍的每一个字里行间之中吗？……虽然是远离现实的过去的影子，但却是产生于中国人的头脑。我的头被这些书籍中散发出的污浊的空气压迫着，感到无法忍受的厌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这样想来，在这样的地方筑巢而居的老鼠也是很悲惨的……[65]
在这自嘲的文字里，对与自身相关的对象也表现出了过分的轻视，可以想象，津田在调查室的这段生活中，对深藏在汉籍中的中国人的思想，越来越感到不谐和。
与此相反的是，对日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却一直深藏在津田的内心深处。从1916年撰著《文学中表现的我国国民思想之研究》一书开始，直至1938年完成的《中国思想与日本》，都反复重申着一个观点，这就是“日本的文化是随着日本民族生活的独特的历史发展而独自形成的”[66]。在强调这种所谓“独特性”的同时，自然地就涉及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以及日本文化与东洋文化的关系问题。
津田认为，日本与中国，日本人的生活与中国人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完全不同的，过去的日本，曾经把中国的文物作为文化财富广为吸收，但绝没有被包容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当中。中国的文物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日本人还是发展了作为日本人自身的独特的生活，创造了属于日本人自身的独特的文化。日本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养成的独特精神及由此创建起来的独特文化的作用下，把现代的世界文化据为己有，使日本自身的文化具有了世界性。因此，今天的日本无须向中国学习什么，而研究与批判则是必要的。由此可见，津田对日本民族文化的执着与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互为表里的，不仅如此，津田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东洋文化。
津田认为，日本与中国有着别样的历史、别样的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文化上能将二者包容在一起的一个所谓的东洋世界是不成立的，所谓的东洋文化是不存在的[67]。虽然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但所谓的密切主要是就日本把中国文化当作知识来接受这一点而言，两个民族依然生活在各自的世界，拥有着各自的历史，人种不同，生活不同，社会组织不同，政治形态也不同，日本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发展，直至后来知识社会的知识又多从中国的典籍中获得支配性的影响，然而日本人的实际生活则与中国人完全不同。虽然在文章中宣讲儒教的思想，但日本人的道德生活，无论是与儒教的教诲还是与中国人的道德生活，都是截然不同的。日本人所创造出的文学、艺术以及成为其根基的精神生活都与中国人全然不同。在日本展开着的独特的历史仅只是日本的，与中国毫无关系，因此平安朝的贵族文化、镰仓以后的武家文化以及德川时代的封建制度的形成，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的，而且其发展的轨迹也与中国历史的变化毫无关联。日本人的生活、其文化以及其精神，即使在过去，也从未和中国、和印度是一体的，而是完全相异的一种存在。这并不是主张日本固有的精神是贯通古今，庄严存在着的东西，而是说独特地展开的日本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文化，培育了独特的生活，而这种独特的精神也是由日本民族自身的内在养料酿造而成的[68]。
津田的此番论点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内藤湖南说过的一句话，“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爱抬高本国，这突出表现在抬高本国文化上，认为本国文化是自发产生的”[69]。就日本而言，这正是明治维新以来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的生动写照，生存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下的津田左右吉恐怕也难脱其窠臼。
注 释
[1].《孔子论》，《山路爱山选集》第三卷，第3页，万里阁书房，1928年。
[2].木下尚村：《山路爱山君》，《中央公论》明治四十三年（1910）九月。
[3].《孔子论》，《山路爱山选集》第三卷第5—6页，万里阁书房，1928年。
[4].《孔子论·材料论》《山路爱山选集》第三卷第61页，万里阁书房，1928年。
[5].井上哲次郎（1855—1944）是日本近代哲学草创时期的重要学者。自幼从儒者奉习汉籍，稍长外出游学，在长崎跟随美国人教师学习英语、数学和历史。1877年进入新成立的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接受了哲学、汉学、国学及宗教等学科教育。1880年毕业后进入文部省为官，但不久便辞官复进入东京大学编辑局，以助教授身份从事《东洋哲学史》的编纂。1884年受文部省派遣赴德国从事哲学研究。在六年的留学生涯中，井上哲次郎始终在思考如何使东、西方哲学相互融合、相互统一的问题，并在此时接受德国国家主义学说的影响，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1890年回国后即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直至1923年退职。作为日本近代哲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井上哲次郎著有三部系列性哲学专著：1900年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2年的《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和《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但是由于井上哲次郎一贯坚持官学形态的哲学研究以及国家主义的思想立场，因此当时即遭到进步学者的批判，直至战后受到更多的负面评价。
[6].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299-30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