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奏进郭勋招供》考评
袁慧
天一阁珍藏的明嘉靖刻本《奏进郭勋招供》（以下简称《招供》），系海内外孤本。
《招供》一书，竹纸，白口，四周单栏，无鱼尾。每半页八行，行二十二字，仿宋字体。版框20.5×15.5厘米。全书约二万六千字。内文完整，无序跋。书口下镌刻工姓名，计有余六、叶七、张克等九人。
此书名称在各家目录中互有出入：清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主编的《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作“《武定侯郭勋招》一卷，乌丝栏抄本”（此处只用一个“招”字，已涵盖了“招供”的意思）。阮元说它是“抄本”显然有误，因为实物俱在，明明是刻本而非抄本。清光绪十五年（1889）薛福成主编《天一阁见存书目》亦作“《武定侯郭勋招》一卷”，但注明是嘉靖刻本，纠正了阮目中把它作为抄本的错误；其他著录照旧。1940年冯贞群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著录为“《武定侯郭勋招供》一卷，明嘉靖刻本”。而具有全国规范性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初版）则定名为“《奏进郭勋招供》一卷”。为求统一和规范起见，姑从后者之名，但笔者仍保留着自己的意见——认为其书名、分卷及撰者均有可商榷之处。
理由之一，书中共收有奏章五篇：第一、二两篇系都察院刑科给事中高时于嘉靖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541年9月27日）和九月二十日（1541年10月9日）先后两次所上奏折；第三篇为江西监察御史童汉臣在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1542年9月8日）弹劾郭勋的奏章。以上几篇着均重于揭发郭勋的罪状，争取皇帝早下决心，尽快批准对郭勋的立案和收审。第四、五篇奏章则是刑部等司法衙门于嘉靖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1541年11月16日）和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1542年11月25日）的奏折，内容类似今之检察部门起诉书和法院判决书糅合在一起的案卷，既有起诉内容，又有皇帝的历次御批，以及作为定谳的结语。其中以第四折最为详尽，所占篇幅亦最大。从行文的口气来推断，很可能是刑部等“三法司”所刻印。“‘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见《明史》卷九十四《刑法》）三者体现了明代司法和监察机构相互制约的关系。天一阁主人范钦与郭勋基本上属同一代人，虽然郭勋比范钦年长了二十九岁，但两人同朝为官，而且还有过一段恩怨情仇——范钦受过郭勋的诬陷。范钦久历宦途，历任要职，所以他有条件能看到和收集到这种难得的内部文件。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范钦在收集到这些文件之后，特别重视它，把它保存起来（因为他对郭勋心中愤恨，并需要这种文件作为历史证明），待致仕后，叫刻工刻印出来。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断。所以此书的刻印者，不外两种可能：一是“三法司”官刻本，一是范钦家刻本，舍此以外，别无可能了。
无论此书定名为《武定侯郭勋招》、《武定侯郭勋招供》也好，《奏进郭勋招供》也好，实际上没有一篇是郭勋自己的供词；奏折中引用的话也没有一句是郭勋招供原话。因此，以“招供”作书名显然是词不达意和名不副实的。笔者认为以后有机会（如修订《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可考虑易名为《奏进郭勋案状》或《翊国公郭勋案状》（因审理郭勋时他早已晋封为翊国公了），就会更确切一些。
理由之二，此书作者题为“高时撰”，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书中还有童汉臣和刑部等衙门的奏章。笔者认为如果一定要署作者之名，不妨题为“高时等撰”。
理由之三，此书虽未分卷并合订为一册，实则可分成两卷。本书第一页至第二十三页，应是首卷，因为这里所收的三篇奏折，都是大臣们个人上疏，内容亦自成段落；以后的页码又从第一页重新开始，至第五十三页止，则是刑部等衙门的题奏，很显然是另成一卷的。可见原刻者的意图十分清楚，是把它分成两卷的。
前已提到，范钦曾被皇戚权贵郭勋诬陷，受廷杖和冤狱。以后郭勋因作孽太盛，嘉靖皇帝也无法保住他，最后被收押并病死于狱中。
范钦要让郭勋遗臭万年；同时亦企图让后人明白真相，证明自己是被陷害和受冤屈的。所以他千方百计物色到一本《奏进郭勋招供》原物，既满足了他的藏书需要，又留下了确凿的证据。对明史及中国反贪史的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明朝政治腐败之根源和贪官污吏滋蔓的情况。
郭勋罪状罄竹难书，现择要摘录并标点其中一部分（引号内文字均引自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奏进郭勋招供》），小标题由笔者自拟。
一、霸占他人庄园地田和财宝
“且以频年剥削，畿辅军民膏血已尽，虽之朝廷近侍内官房产，勋亦任情吞并，全无顾忌。如南城水头华丽庄屋一所，田连阡陌，值银三十万两，此则勋之白占近故萧敬太监之业也。东城沿沟胡同大宅一所，中间古铜玩好之物不计其数；又有城外庄田二处，值银二十万两，此则勋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监之业也。城外八里庄房产田园一处，值银十余万两，此则勋之白占近故韦斌太监之业也。城南八里庄轮奂膏腴田园一处，值银二十万两，此则勋之白占故宁瑾太监之业也。又如太监温玺物故，家赀玩好值银十万两，勋则用强夺取过半……所创庵院寺观殿宇，拆回改造庄舍，孰敢阻挠？盖由郭勋威力暴著，凡有触其怒者，求止于破家而不可得，所以风闻战惧，不啻犬羊之畏猛虎也。人言‘但愿得罪于官府，不愿得罪于后府’，勋之忍心害理当何如其为报也！”
“夺占强买张连房屋一所九十间，地五顷；丘景房一所，地七顷二十亩，杂粮一千石，牛十八只，车二辆；李锦房一所；杨璋房一所六十一间；何清房一所；金镗房一所；陈皇亲大宅一所；韩文举田五十亩，瓦房一所二十间；萧禄草场地三十亩；温镗房一所七十四间，地七顷；强润房一所三十三间，地一顷十九亩；宁瑾地二十七顷，寺一座，铜炉瓶二付，鹰石二块，铜火盆一个；张本、梁宜等民窑九十七座；田雄田三百二十亩。……准折林拱房一所，赵增房一所，董玉房一所，陈毕房一所，范麟房一所十四间，孙鉴房一所、佛龛一座、床二张、桌椅十张，张祥房一所一百九十三间，陈林房一所十间，陈聪房一所十间……”
二、强买强卖，敲诈勒索，滥捕酷刑，草菅人命
“嘉靖十三年九月内（1534年10月7日至11月5日），袁瓒与在官白儒有雠，不合拨置勋产，脱逃（‘脱逃’是逃犯的意思，郭勋包庇并豢养不少逃犯在家，为其卖命）王回子等将白儒拿到私宅，拶打逼要银四百两，送勋不合入己。”
“有在官（‘在官’指在职官员，为明代法律术语之一）杰思恭等，探知在官贾轮有钱，不合禀勋将贾轮并伊在官侄贾清捉拿后府，监禁拷打，吓取银一千两送勋，不合入己。”
“有先存今死宽河卫指挥徐锐，伊久病，男徐缙已故，妻周氏奉养有缺，徐锐将伊嗔骂，周氏因伊脱逃。伯母陈氏，平日与勋通奸情厚，向伊诉说前情。陈氏不合央勋报害，勋就不合将徐锐捉拿到家……将伊用绳绑作四马攒蹄形象，重打四十大棍，押送后府监禁。本年九月初二日卯时时分（1534年10月8日），又将徐锐拿至朝房捆打间，徐锐因打伤重，当时气绝身死。”
“有在官杨润与在官顾东有雠，要得将伊陷害，不合开写顾东并不在官曹岳、张洪家有财物，揭帖递送与勋。不合差散拘巡视官李源将顾东、曹岳、张洪各拿送后府监禁拷打，逼令转攀在官季金箔并不在官沈刚、于泰、陈策、陈奉各有银两，一同捉拿。勒取顾东银一百五十两，银头面一付，纱罗缎金装花女衣共二十四套，综丝两匹，葛布、白布各十匹……季金箔金头面一付，沈刚、陈策共银二百两，曹岳银四十两，陈奉银三十两、铜钱二万文入己。有在官袁广与官乐妇贾重喜并伊在官义女（官妓）贾爱儿包奸，欠少奸银，贾重喜闻知唐姝姗与郭勋交结相厚，向伊央说。亦不合听从与勋说知，差未到千户吴瓒将袁广拿去后府，捆打追银。有已枷故高氏，因与勋往来情厚，向勋说（知）情（况）：在官傅二有钱堪以强骗。勋不合令李福等将傅二拿送后府拶打监禁捏伊，又凭先年高氏作保借银一千三百五十两文约，逼取银两器物等项，共银三千三百七十四两入己。……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534年12约25日），郑昂因打伤重，在监身故。又有先存今死百户班玉，因差往河间卫催办柴炭银两回迟，勋不合拿至私宅，令未到官郭江等捆打四十棍，逼要银三百两无措，送后府监禁。至本月十九日（1534年12月23日），班玉因打伤重，在监身死。”
三、广开皇店，冒领库帑，剥克将校，滥役士卒
“每年山东、河南各处春秋领班都司到营，概送磕头银（各）二百两，领班指挥磕头银（各）五十两，管队千户、写字旗军各五两，每年共计该银三万三千三百九十五两，交纳若为定分。要之，皆非各官之己资也，却将班军行粮赏米一一扣除，交送明白，方免捆打耻辱。”
“勋因修理团营教场官厅，随行拨军五百名，春秋两班，做工三个月，乘要料取银，不合令孙聪、陈琭分付每营止留一百名做工，二十四名写字，其余三百七十六名每月每名取包工银一两，每年每营共计乾工银二千二百五十六两，共十二营，计该银二万七千零七十二两，令孙聪、陈琭并脱逃何得林逐名催取。又山陵并各工所派拨官军做工，春秋两班亦各三个月，勋不合令孙聪、陈琭将春班杨勋等八千员名，秋班于宗舜等二千员名，每月每名索取乾工银一两二钱，俱送勋，不合枉法入己，随将各军俱卖放去讫。勋又明知《大明会典》内一款：‘管军官吏克扣月粮，将无作有或以有为无者，将害人的官吏抄没家产。’又不合故捏造前项，各卖放官军做工花名文册，令陈琭等赴各仓盗支各官军粮赏，每名行粮米二石四斗，赏米一石二斗，每年共乾工银三万六千两，米三万六千石，俱勋枉法入己。”
“嘉靖十六年（1537）月日不等，勋见得内府铺宫银两甚多，要得侵用。不合令王钦并镇抚司见问……节次冒领前项银两，侵克入己。又节充商人名目，赴工部支领各项料价银四十二万两。”
四、擅收国税，苛征杂费，走私贩私，违禁边贸
“南京财赋之地，淮扬渔盐饶腴之所，临清、徐州、德州又齐鲁会通贸易之区也，勋皆置有秤店。纠同伙计，兴贩群聚，充扩道路，水陆车船各悬翊国公金字牌面，骚动地方，关津莫敢正视。侵渔民利，岁入钜万。贪夫溪壑难填之欲，可谓无远不至矣！”
“邀截商贩杂粮，每粮一石，税银一分，每年共计得银三千六百两，送勋入己。又不合于通州地方，私置大店一所，兴贩官私盐引，每年卖过盐三千余包，共得银三千两，送勋入己。嘉靖十一年（1532）二月内，又不合于张家湾私置店房一所计四十余间，强买运船官粮，在内囤放。又不合于张家湾置板厂一处……摊放低银，每五两准折运船一只，折卖得利入己。”
“令邓钦、董翔凤带领军牢人等，于崇文门外户部分司地方，立郭府钱税名色，凡分司税过客货，俱照数抽取，每日计银一百两，每年共计该银三万六千两入己。……令脱逃李、张受等，亦各不合违例听从，于河西务户部分司地方，把持官府，拦截客货，照前抽取，每日计银九十两，每年共该银三万二千四百两，俱送勋入己。”
“有在官车户戈春、沙江，前赴工部领出慈庆宫各工所灰价银一万七千余两，勋不合令李福、陈琭用强夺去伊银一千九百五十两入己。本年八月内，戈春、沙江又为别事被郭宪拿在东厂，闻知郭宪素与勋交结亲密，不合央岳珣等将银一千二百两向勋。”
“皇亲指挥钱维垣，原有钦赐福德、富顺、普安三店，各家讨取店钱，养赡家口。本年十一月内，勋要得挟势网利，欺凌勋戚，不合令孙淮等前往福德等店，代伊掌柜……每月收过税钱福德店银六十四两，福顺店银一百六十两，普安店银四百两，俱系孙淮等陆续收送，勋与张溶、张镧、钱维垣各均分，勋每年共得银三千七百四十两入己。”
“又不合令李福、孙锡等私越边关，将茶盐前与朵颜夷人，交结相通，兴贩番货马匹，规取利息，透漏边情……”
五、纵重囚，纳降叛，鬻官爵，开妓院，放高利，索寿礼，陵寝开窑，交结方士
“勋为臣子，门客家人数有千余，蜂蚁成群，虎彪为族，如充军奸徒张维，系逆瑾（刘瑾）党与张彩之亲弟，不知何以用为幕宾？……嘉靖六年（1527），有余姚县歇案逃犯今在官生员杨绍元不合越关来京潜住，勋闻知杨绍元素有文名，不合招致在家。嘉靖七年（1528）七月内，有先年犯罪知州金辂侵盗官银逃回事发，刑部题奉钦依：‘发隆庆卫永远充军着伍。’勋不合将金辂取回，私置门下。”
“嘉靖九年（1530）五月内……随署掌后军都督府事，奉敕提督十二团营及各处工程。勋就不合背负国恩，与见监都察院逆囚张延龄交结亲厚，及与在官千户郭宪、杨绍元并刑部罢黜佥事钱俊民、主事翁守洪结为奸党。又不合招收四方亡命并无赖恶棍，及纠合各营号头、旗牌、写字官军人等（奏折中列举了刑部校尉吕宝、顺天府学生员裴应龙、张延龄家人周德、方士唐神仙即唐姝姗等一百九十人的姓名），俱各投勋门下，结为心腹，分布爪牙，生事害人。”
“本年九月内，张延龄为杀人命事，发刑部等衙门，节该题奉钦依：‘监候处决’。勋不合党附，将伊家人李彦实、吴质、张洪、脱逃周德收留在家，递送消息。又不合令孙沄、孙淮等带张洪代伊掌管和远店一处，索取店钱及招揽官私盐引在内堆放，每年共得银一千五百十两，送与张延龄家收用。”
“陵寝龙脉去处，不合包藏祸心，故违禁例……于西山浑迤东一带灰峪村等处禁地内开凿煤窑一百六十二座，阴损龙脉。又强占河西民地内在官张本等民窑九十七座。”
“令刘钦等越关潜往遵化等处矿场，盗取矿砂。”
“有在官何清娼店一所，共房四间，勋不合将银十五两强买。又不合于西城金城坊私置房店一所一百四十间，招住娼妇，取讨房钱……”
“勋家积金银富侔皇室，京城内外蓄贮粮米逾太仓。讨要参将赵卿长刀五百余把收藏。私家写画观音、关帅万余轴，分散内外军民之家，使祝己寿。”
“又不合将（胜泉寺）地内已葬僧妙空等尸棺五口发掘，逼令移葬。节年收过地租银计有二千余两入己。有在官林拱，因缺银用途，借去勋银七十五两，勋不合将伊房一所十六间值银三百余两，用强准折。有在官范麒房一所十八间并花床等物，共值银七百两，勋不合令孙沄将银九十两、绦缳一付，勒令范麒承诺，将前房并花床等物一并占管……又不合私置城南店房一所五十余间，令唐儒将银一千两，放印子钱债。”
“与未到官术士段朝用，各不合故违，私自招致家内烧炼丹药，铸造银山大小五座，内一座上有小金佛一尊及小山二十六块。又不合令段朝用铸造九曲盘龙鼎器，在家妄拟僣用。本年八月内，又不合令已故参将李节铸造应禁鎏金园炉六十四面，方炉四十面，在家僭用。”
“有在官四川民人史忠，要得投充将军，不合越关来京投勋，亦不合容留潜住，勋又不合候会选将伊保奏，收充将军。”
郭勋吞噬民脂民膏并国库的数额究竟多少，确实难以统计。仅以《招供》所举之例，其数额之巨，贪婪之烈，范围之广，持续之久，都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如强占已故太监萧敬等六处房产，按当时值就达百万两以上。此外强占的大店有八十三所，房二千七百九十四间。勒取磕头银、乾工银、山陵包工银、税务银、在店税银及贩私盐所得，初步统计得银八十四万四千零六十四两，铜钱五百四十二万文。至于被他掠去的金银财宝和名贵家具更无法统计。郭勋的贪赃枉法是赤裸裸地依仗权势与暴力进行的，所以名之曰“豪贪”也未始不可。
郭勋的保护伞当然是也只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嘉靖皇帝。郭勋善于揣摩上意，觑准时机，既讨皇帝欢心，又求得自身名利和欲望的满足。例如嘉靖登基伊始，迫不及待要解决生父的尊号、正位和袝庙问题，郭勋就主动联合张璁、桂萼等投皇上之所好，力排众议，一而再、再而三上表劝进，这当然会得到皇帝的好感和宠信。又如嘉靖十年（1531）八月，他随驾巡幸承天，承天原为湖北安陆州（钟祥县），曾是兴献王的封地，嘉靖把它升格为承天府；郭勋于此时乘机提出请求将自己祖上郭英补入配享太庙的功臣行列，嘉靖也一口答应了。皇帝要为生父增荣，勋则乘机为自己祖上添彩，正是掌握火候恰到好处。
郭勋长期结党营私，在京城和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恶势力集团。他们物以类聚，同恶相济，盘根错节，利害趋同，有一定的聚合力。紧随郭勋的一些心腹爪牙亦往往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如高时弹劾章中所提到的内官监匠王钦，就拥有家赀百万两银以上。
郭勋的关系网撒得既广泛又严实，他勾结的第一层次对象为最上层的实权官僚，如严嵩、霍韬、张璁、桂萼等，都是入阁的尚书和大学士。郭勋与他们结成联盟，此呼彼应地互相配合攻击政敌，往往使对方防不胜防，叫皇上不信也得信。他们对待首辅夏言和杨一清就是这样干的。张璁是永嘉人，七次考进士不第，直到四十七岁才如愿；桂萼湖南安仁人，虽有才干，但性刚使气，屡忤上官下吏，人缘不好。朝中大臣大多对张、桂侧目而视，而郭却引为知己。曾有一起山西巡抚马录治李福达谋反案，牵涉到郭勋包庇纵容（郭勋叫李福达更名为张寅，混入军旅，委为太原卫指挥，以逃脱罪责和惩罚）。“三法司”按山西巡抚初审意见定谳，而张璁向皇帝进谗，说这是为了议礼之事，大臣们串通起来陷害郭勋。于是皇帝临时任命张璁、桂萼、方献夫三人署理“三法司”，复审此案，结果尽反其狱，许多大臣被榜掠坐罪，还有一批人被贬窜。勋还有意交结一批身罹重罪的皇亲国戚，以便他们日后一旦脱罪就能死心塌地为他效命。如原建昌侯张延龄、寿宁侯张鹤龄均系太后之亲弟，因犯重罪监候当诛，由于勋等力保，一再拖延处决时间。还有一个罪官叫张镧，乃是惠安伯张升的玄孙，也是外戚贵族，勋同样呵护包庇。这些人同气连枝，荣辱与共。他结交的第二层次人物乃是职掌实权的中层官吏：如郭宪，系勋之族叔，任锦衣卫指挥，东厂理刑；金辂系获罪知州，钱俊民是罢黜的刑部主事，李源为散拘巡视官，杨绍民虽是一名在逃生员，但有才名，郭勋用之为“智囊”……第三层次人物更是等而下之，军校、旗牌、道士、娼妓、市井棍徒，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郭勋平时豢养门客有千余人之众，在《招供》中被点名的就有数百人之多。郭勋俨然成了官商合一、黑金勾结的中心人物。
嘉靖对郭勋的姑息包庇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铁证如山、国法难容、实在包庇不了的罪行以外，就改用避重就轻的办法，能拖则拖，能减就减。现试从《招供》引用的“钦依”（圣旨）中摘录几条，用以说明：
“暂令认罪回话，姑待勘明处治。钦此。”
“法司知道，钦此。”
“着三法司一并问明来说。钦此。”
“郭勋朕自有处。郭宪辞退了，其余有名的着锦衣卫拏送镇抚司一并打问了来说。钦此。”
“明是欺罔了朝廷，全无人臣之礼，论法当重治，念勋系勋戚世臣，姑从宽革去管事并傅、保职衔，著在中府带俸闲住。”
“（勋）情罪深重，你们既追问明白，送法司拟了罪来说。钦此。”
有时皇帝还故意诿过于臣下，说什么“昔年有旨，着不许延挨过期，上逼至冬至之日（冬至祭天，停止行刑），为何屡不遵奉？三法司并该科的礼部，从重参了来说。钦此。”
嘉靖二十一年（1542）九月壬寅，勋病死狱中，嘉靖严词斥责臣下“卖法市恩”，旨曰：“吴山等失业废法，刘三畏等扶同不举，好生蔑视国法！且郭勋既问……不合又令死于狱中，是何法律？本当都拏问重治，姑从宽处毛伯温、戴金等各罚俸三个月；叶相、屠侨姑留用，各降俸二级；刘三畏等各降二级……明年再违延旨，定当重治不饶。郭勋已死，这事未有着落，着三法司拟议来说。钦此。”直至三法司遵旨将复议意见上报，嘉靖却又法外施恩，在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1542年11月29日）圣旨中说：“郭勋世受国恩，不思图报，大肆凶残，干犯重典，既已在监病故，罪恶已惩，原拟妻子财产俱免入官为奴……会议削除爵位、追夺诰券，着吏、兵二部奏请定夺。郭宪本当处死，也从宽送兵部发极边卫分永远充军……钦此。”可见嘉靖确实是郭勋的最大保护者。
贪污腐败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其嬗变形式和为害程度，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封建专制是绝对的人治，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是起决定作用的。就明代而言，明太祖整顿吏治是相当严厉的，因为朱元璋出身于民间，深知民间疾苦及贪官污吏之可恶，多次表达了反腐惩贪决不手软的决心，他说：“尝思时在民间，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之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又谕：“凡犯赃罪者，罪虽已赦，仍征其赃。”又例如尚安庆公主（朱元璋第四女）的驸马欧阳伦，不顾禁例，多次遣仆人私贩茶叶出边境，家奴周保尤横，动辄役使驿站及关卡官吏，稍不随意即鞭笞司吏。朱元璋闻知大怒，立赐欧阳伦死，恶奴周保等亦伏法。明人吕毖著文称：“赃至六十两以上，俱剥皮贯草。凡府、州、县、卫所衙门之左，特立一庙祀土地，为‘剥皮场’，名其庙曰皮场庙。又于公座之旁，置一剥皮贯草之袋。”（吕毖：《明朝小史·洪武纪·皮场庙》）此等惨无人道之酷刑，当然应该废除——以后事实上也就很快废止了，但朱元璋雷厉风行治贪反腐之决心可见一斑。此后，明代的反贪力度愈来愈见消减，到了中叶，腐败滋长蔓延已至难以收拾的地步。据《明史》卷三百零四《宦官传·王振》、高岱《鸿猷录》卷十二、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六，清查济佐《罪惟录·帝纪》卷十二、褚人穫《刘魏合辙》，以及近人印鸾章修订的《明鉴纲目》（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等书记载，明英宗年间太监王振殁后，“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其他珍玩无算。”正德年间（1506-1521）太监刘瑾伏法抄家时，共搜出“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余两，银元宝五百万锭又百余万两，宝石二斗，其他珠玉宝器无数。”严嵩父子倒台抄家时，就抄得“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房，共估银三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还有裘衣、帐幔被褥近四万件。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被崇祯抄家时，追出赃银就达银元宝七百万锭之多！还有一个福王朱常洵，系万历第三子，其铢求搜刮，更无人可及。但是郭勋的所作所为，又有其别人无法与之比拟的特点：他身为世勋贵戚，爵封公侯，手握重权，网罗党羽遍及朝野上下，三教九流，直至市井、勾栏、方外，而且本人文武谙熟，心计极工，是一个“官黑合一”颇为特殊的人物。而这样的一个豪贪，由于存世史料不多，往往被人忽视，最近出版《中国反贪史》（2000年6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下卷明代部分，亦遗憾地疏漏了郭勋这样一个大贪官。
郭勋的出现，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明代中叶，我国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专制集权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皇室、贵戚、官吏，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敲骨吸髓剥削驯良的劳动人民，其贪婪程度，比前朝更甚；他们中某些人，多以官商的面目出现。《中国古代的官吏经商》一文（载《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指出，明代官商约占了商人总数的相当一部分，贵戚近臣控制了“大生意、大工程的专营权——即今之所谓‘批文’者，禁止他人染指，就中上下其手，获利之丰，小民实在难以望其项背。”观照郭勋所作所为，典型地具有上述特征，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有过之，如私设税卡、绑架勒索，等等，连一般官商都无法做得出来的。郭勋贪贿勒索还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职务犯罪。试看他虚报冒领巨额的皇家工程款项，勒取磕头银、乾工银，哪一样不是以权谋私的职务犯罪？
以史为鉴，《招供》一书，不仅对研究明史者有价值，而且对今人之研究反腐防贪课题的也有一较大的参考作用。
（此文原载《浙东文化》2002年第1期，宁波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