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耕耘，《范钦评传》终于成稿。
1996年是天一阁建阁四百三十周年，我馆举办一个“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有四十多位全国各地著名学者莅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也有数十篇，后汇集成《天一阁论丛》一书，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会议筹备期间，本馆要求有关专业人员尽可能都提交论文。我想明清以来研究天一阁藏书文化的人不少，而专门研究范钦的却寥若晨星，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还是个空白，必须补上这一课，还是选择研究范钦这个课题吧。于是我立即动手搜集素材，构思篇目，就在1996年那次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知人论世话范钦》，从此启动了本书的撰写进程。
写《范钦评传》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至少对我来说），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有关史料比较匮乏，不但在《明史》中找不到他的传记，连附传也没有。其他如王鸿绪的《明史稿》（此稿大部分为万斯同执笔，仅列传部分就有205卷）、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以及近人印鸾章修订的《明鉴纲目》，等等，均缺少有关范钦的记载；只有《明实录·世宗卷》里有一些零星的记述。
从目前的情况看，范钦史料的主要来源仍是依靠地方史志的记录。最早见于李邺嗣（号杲堂，1622-1680）的《甬上耆旧诗·范钦传》，兹后康熙《宁波府志》（康熙十三年和二十二年两次编纂，均为抄本）、雍正《宁波府志》（知府曹秉仁领衔主修、鄞人万经等编纂）、闻性道纂修康熙《鄞县志》、蒋学镛编纂《鄞县志稿》以及鄞人董沛、徐时栋等编纂的光绪《鄞县志》等均收有此传。但是内容陈陈相因，大同小异。其中最详细莫过于由冯贞群先生补注光绪年间编纂的《鄞县志·范钦传》。我们应该感谢冯先生——这位潜心于版本目录和古籍校勘的藏书家（他的“伏跗室”藏书约十万卷，最后均捐赠给了国家），他为《范钦传》所作的补注要比原文多出好几倍，而且材料选辑得体。经过他这番苦功，使范钦的形象逐步清晰起来。但《补注》中仍详于版本、目录、印章等方面内容。
学术界对天一阁的评介论述著作为数不少，如黄宗羲、全祖望各自所撰的《天一阁藏书记》，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黄家鼎《天一阁藏书颠末考》，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季《评＜天一阁藏书考＞》，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以及近年来发表的如来新夏《再访天一阁》、余秋雨《风雨天一阁》，他们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新的视角，用不同风格抒发各自的感受，写下了可供后世传诵的佳篇；骆兆平先生积多年心血写成的《天一阁丛谈》（以下简称《丛谈》），更是了解和研究天一阁翔实可靠的资料总汇。人们一般都知道范钦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是天一阁藏书楼的缔造者，而对范钦的为人，他的政治抱负、从政业绩、抗倭功劳、诗文和书法艺术造诣，以及在出版事业上的贡献（当时称为“刻书”、“雕版”），往往被其藏书盛名所湮没，不甚被关注。史籍记载对范钦亦似欠公允，不但《明史》无传，连附传也找不到。骆兆平先生在《丛谈》中简明扼要系统地介绍了范钦的生平及建树，据他平时谈及，他的考证和论述留有余地，以鼓励后人进一步开掘。另一方面，对范钦功过评说，历来颇有歧议，所以许多人都走了捷径详其藏书业绩而回避了其他方面的考证评论。
现在盛行网上查找资料，我试从google（搜索引擎）、sina（新浪搜索）、学术批评、国学和学术交流、中国学术城等网上去查找，能查到有关的资料，亦只是非常一般性、常识性的东西，而且绝大多数局限于介绍藏书文化和天一阁古往今来沿革变迁的记述。所以我基本上是从自己读到过的范司马本人著作和同时代人著作入手，参以族谱以及天一阁旧藏的明代方志和新增收的各地新编方志（天一阁旧藏明代地方志在国内外是首屈一指的，而新增收藏的各省、市、县新编地方志目前亦达2000余种），再向本馆内有关前辈们请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天一阁情况及新发现的资料，包括天一阁散佚藏书的访归，阁中文物在“文革”时期的遭遇等情况，他们知之最详），又与国内一些著名图书馆（古籍部）开展一些馆间交流，每次能获得一点零星的收获，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范钦评传》共分二十三章：第一、二章是写他的青少年时代。范钦出身于一个寒儒之家，没有门第光环和荫袭，也没有受业于什么名师，只有曾任县学训导、教谕的祖父、叔父在学业上给予过有限的帮助，因此，他青少年时期获得的初步成就，主要是靠他本身超越常人的勤奋努力所获取的。二十七岁青年中了进士，成了一个州的地方长官——知州，并且能关心民瘼、公正执法，初见政绩。第三、四两章记述范钦踏入仕途不久，血气方刚，敢于碰硬，与贵戚豪贪郭勋展开斗争，几乎使他冤沉诏狱；昭雪出狱后，在袁州知府任内，仍是锐气未消，竟敢阻止权臣严世蕃强占公地的不法行为。第五至十一章，主要叙述范钦在十余年的宦途中，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当时除南北直隶外，全国省一级行政区仅十三个），而且任职之处，都是边陲重镇，海防要地，不少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处之地，可见当时的朝廷是将范钦视为能员干将来任用的。第十二章是花较多的笔墨来叙述的一篇，那时范钦奉命在中南和闽粤地区进行抗倭抚民，他是赣、闽、粤、湘艰苦卓绝抗倭斗争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员。第十三章记述他功高遭忌，削职回里的过程。从十四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二章，记述范钦致仕后对自己生活的重新安排，继续完成自己的毕生追求和爱好，建造天一阁藏书楼，并对藏书如何久聚不散问题作出缜密的、长远的考虑；除此之外，他继续关心抗倭大业，推荐和表彰地方上的循吏良将，关注家乡的农田、水利以及教育事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发挥他的作用。此外，又述及他在刻书（古代出版事业）、书法艺术等方面的成就，评析他的处世和交友之道，使读者能从各个不同角度去走近范钦，了解一个真实的范钦。最末一章是评析范钦在离开人世前所作的一篇仅六十二字的短文——《自赞》，看看范钦是怎样对自己不平凡的一生进行自我总结和评价的。
书中叙事，基本上以时间为序，使读者可以沿着范钦走过的足迹，找到史事脉络，以及了解其时代背景。
附录共有五篇：首篇是对历代方志中《范钦传》进行标点和续评续注。这里面既保存了前人所写的《范钦传》原貌（包括前人的注解），再加上本人的续注续评。其次是范氏家族谱系简述。因为天一阁自建立后，历时四百多年，能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除了范钦有创建之功外，他的传承者同样功不可没。整部家谱读起来太烦琐了，故而化繁为简，编成一篇《谱系述略》，使读者能从中大体上了解到范氏的世系脉络。其三是《范钦年谱简编》。我试图将现在能查到的有关范钦重要活动、事迹和史料，按年份次序排列，把它们凝聚在年谱上，使它一目了然，易查易用。如果你是一位对天一阁藏书和范钦事略研究有兴趣者，一定也会把它当做一种工具书来使用的。第四篇陈述范钦特别收藏的一书——《奏进郭勋招供》，此书史料价值很高，是国内外的孤本，因在《评传》中不能占过多篇幅，故作为附录收入，以保存宝贵史料。最后一篇附录是本书的《主要参考书目》。
但是我也感觉到该书存在着一些比较易见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综合性和连贯性似乎差了一点。因为每篇内容都有一个中心和重点，从各个方面、各个不同视角去审视范钦，而且是在1996—2003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某些篇章还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从独立成篇的要求来说，有些事情当时不得不在文中交代清楚，可是一旦结集出版，尽管我在合成书稿的时候曾加以认真的清理和删节，仍不免有某些重复的痕迹。
其次是由于自己读到过的史料和资料有限，在叙事和评论方面难免有详略失当的地方——能寻觅到资料的地方，叙述就详尽一些；资料稀缺的地方，述评也只能从简从略了。
第三是对沙里淘金而获得来的某些资料往往舍不得割弃。其实资料是要经过比较、鉴别和去伪存真的，举一例来说，我在编《年谱》时，从明刻本《袁州府志》查到，嘉靖二十二年时范钦还在袁州知府任上，而另一部新编的《宜春市志》卷三十三（南海出版社出版）却说，那时候的知府是徐贞。我再查明嘉靖刻本《袁州府志》，并把有关书页抄录下来，明明写着嘉靖二十二年知府范钦是范钦，这个《袁州府志》是当时所修，严嵩作序，因此其可信度当然比数百年后的排印本为高，于是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前者。可惜这种比较的方法用得太少了。
我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要写好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传，一要靠资料的搜辑和精选，如果没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可靠史料作基础，任凭你写得多么生动感人，那只能是写历史小说，而不是人物评传；二是要有一定的原创性见解和史料发掘上的新收获（不敢轻言“突破”，至少应要求有新的收获）；三是要知人论世，尽可能把传主放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要凭个人主观好恶任意拔高或贬低；基本做到了这三条，就不会有“人云亦云”和“述而不作”的通病。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此即所谓“知人论世”。对于范钦，亦应无例外地补上这一课。本人撰写《范钦评传》就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今试以钩稽史料和考证源流为手段，以史实为依据（即以史籍记载作基础），按时间顺序史论结合评述之；因此，能找到史料时则详，缺乏史料时则或略或缺，不作虚构和想象。
我热切盼望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关心本书的读者，随时予以帮助指教，我一定会抱着诚恳和感激的态度来对待和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