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乏一套严密完整的财政金融制度。其现存的一套体制有着严重的缺陷，潜伏着内在的危机。就其政府的税收而言，漏洞百出。对百姓任意敲诈勒索、强取豪夺的循私舞弊等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任何税收都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收取，然后全部上交国库。纳税人的负担总是要超出规定的数额。多余的部分全部流进官吏们的私囊，皇帝本人是得不到的。
在中国，一两纯银组成一个货币单位，铜钱和纸币是通行的辅助货币。在对外贸易活跃和发达的地区，墨西哥银元也广为流行。但是，这种银元毫无例外都是按重量计价。而且，它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之后，大部分很快就被投进了熔炉之中，经过重新精炼后，再铸成银锭在市面上流通。无论就其重量还是成色而言，墨西哥银元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标准的通用货币，它之所以在中国受到如此荒唐的冷遇，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的生意人在辨别本国银锭的成色方面有一双异常犀利的眼睛。墨西哥铸的银元与中国的银锭相比很不相同，它没有中国商人所习惯辨认的那些符号和线纹。虽然它们自己并不能说明，但中国商人总是模模糊糊、疑神疑鬼地相信，类似墨西哥铸银那样的外国货币是用一定比例的合金铸成的。因此，他们宁愿把这些东西捣腾成为自己所喜闻乐见的原始形式。这样的话，只要瞄一眼，他们立刻就能够判断出其真正的价值如何。除纯色的银锭之外，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接受、认可或者支付其他任何形式的货币。
南方沿海的港口城市是墨西哥和西班牙银元最初流入中国的地区。本来，这些银元的流入是为了向当地居民证明，它们所代表的货币是坚挺可靠的。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很不妙：它们或迟或早都被无一例外地投进了重新铸炼的熔炉。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沿海城市形成了一个风俗：当地的钱庄和银号总要把它们所经手的所有银元打上自己的商号印记，以作为负责定额兑换的信用标志。于是，这种做法陈陈相因，家家效仿，每家商号都在经手的银元上面打一个信用记号，如此重重叠叠、反反复复，一块银元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它们在显然不能按块计算以后，还可以凭重量流通一段时间，而下一步等等它们的最终命运，便是进熔炉。
数年之前，一位很有名气的美国女士在广东游历时，希望凭银票要求当地的钱庄取500元的墨西哥鹰洋，以作购物之用。但是钱庄老板向她建议，最好不要带着钱去做现金交易。她可以给每位商人出具一份自己的购物证明，然后钱庄老板再从账户上扣除她的全部花费。夫人拒绝了这一建议，还是愿意自己带上钱去买东西。于是钱庄老板按照要求，从一个麻袋中倒出夫人所需银元的数目，让她自己核实一下是否有误。摆在面前的墨西哥银元无异于一堆废铜烂铁：其中没有一块能够称得上是完整的银元，其价值也只能按照实际重量计算。然而，据说那还是在广东所能够得到的“最完好的墨西哥银元”。
清朝中央政府有自己的一套关于银子成色的通行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银子叫做“库平银”。政府按照这一标准收取一切进项并用于一切支出。这一标准规定银子的成色是98%。但是它对于民间的所有交易并没有任何约束力。政府也没有制定任何法律来规范每两银子的实际重量和成色。因此，在银子的成色和重量这两个异常重要的问题上，不存在统一固定的标准。为了防止个人在银子的重量上做文章，北京约定俗成地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的银重标准。第一种是“二两银”（“two ounce ”meight），它规定这九十八两银子便算作一百两。换句话说，它信息实际重量少了2%，这是所有标准中最轻的一种；第二种是“商业银”（“commercial ounce”）；第三探空火箭“官银”（“official ounce”）；第四种是“库平银”（“treasury ounce”）。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最后一种也是最重的一种，即“海关银”。它是在近代产生的一种新的标准，用于海关进出口货物税的征取和支付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一标准比政府的“库平银”标准还要重得多。
在中国，京城与其他城市或者地区的使用的银两标准互不相同。事实上，即使在同一座城市或者同一个地区，也未必通用统一的银重和成色标准。全国各地根本没有统一称量银子的标准。显而易见，这种现象对于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行会带来极大的不便，造成某种不稳定性。银行和钱庄对于各个城市之间不同的银价标准必须做到了如指掌，他们在两地之间进行业务上的汇票往来或者现银交易时，都要为自己留出充分的余地。
有许多事实表明，在中国，习俗总是在很大程度上任意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如果双方没有事先达成协议的话，某些种类的生意总是固定用某种成色标准的银子作为支付手段。比如在北京，房租可以用最轻的成色银支付，而欠商人或者店家的账可以用市场银或者“商业银”偿还；同时其他的账目往来又必须用更重一些的银价标准来平衡。若想探寻这种交易规则到底始于何时，又是出于何种考虑，那是枉费心思的。虽然习惯并没有规定一个人不可以要求一种成色最重的银价标准，但包含其中的道德规则迫使他望而却步。经过一番相当的规劝和争论之后，其最后的结果，他会宽宏大量地降低自己原来的要求，接受习惯规定的银价标准，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否则的话，他才不会白白高声粗嗓地干练了一番喉咙。有一句老话叫做“尝试总不会有害”，中国人深明此理。
政府对于熔铸银锭的事情从来不予以干涉，它完全掌握在私人钱庄和商号的手里。银锭通常被铸成椭圆形，有点像中国人穿的鞋子。因此，外国人称之为“足银”。虽然有时也铸造较小一点，每个大约重十两银锭，但多数情况下每个银锭都是五十两一个。这些银锭在日常交易中往往被切割瓜分成小块的碎银，以适应支付的需要。每块银锭上都打印着铸造者的商号，而且都有表示银锭纯度的特殊标志。那些素享盛誉的商号所做的标志一般都是真实的。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中国的生意人能够根据每种银锭的铸造方式，异常精确地判断出它们的成色和纯度。铸造银锭的铸模通常是用石棉做成。先将熔化的银子倒进铸模里猛地摇晃一下，待其冷却之后再倾倒出来。这样做成的“鞋子”，在其表面我们会发现有若干细小的波纹，而在其各个边和底部，会有一些针眼般的小孔。这些波纹和小孔是判断银锭纯度如何的两个最重要的依据。波纹越多，孔眼越细密，那么就说明银锭的品级越高。
在中国，不管在做多大或者多小的交易买卖之前，首要的事情便是双方议定应该使用哪种成色标准的银子来支付和收取货款。一次，一名美国公民在中国的某座城市遭到了暴民的殴打。处理的结果，暴民被判罚款几百两银子，以作为对美国人的补偿，并由我负责向该城的主管官员收取。我们正式形成了一个书面协议，规定全数的赔款应用“库平银”标准的银锭交纳。银子在规定的时间准时地送到了我的住处。它们被非常认真地打成包裹，贴着封条，并且每包都标明内含的银子各五十两。
我知道，有些中国官员非常善于做不赔本的买卖，喜欢耍滑头。于是，我自己找来一杆标准斤两的秤，随意取了一包打开，将里面的银子仔细地称了一遍。结果，我发现这包银子的成色很差，至多算三等品，而且总重只有四十七两。我又另外打开了第二包、第三包，结果与第一包的情况一样。我告诉送这些银子来的差役们，赶紧再把银子原封不动地带回去给他们的主人。同时让他们给主人捎个口信，如果在一小时之内他不能够按照原先的诺言用库平银支付赔款，那么我将取消在此之前与他达成的协议，把他的做法报告给其在北京的上司长官们。我的口信立刻被传达给了对方。结果反应非常迅速，效果十分明显：我很快就收到了足色足重的银子，其质量之好甚至超过了协议中的规定。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在同一天下午，那位官员请我赴宴。一进门，他对我就是一阵开怀的哈哈大笑，一边说“今天早上我想用量轻质次的银子骗您一下子，因为我原以为您作为一名外国人，肯定不会看出其中的门道。但是现在我发现您比我甚至了解得更多。”然后他告诉我，作为一个玩笑，他准备了两份银子，一份按照协议的要求，足色足重；另一份就是第一次送去的那些质次量轻的银子。如果这一招没有被识破，便一切万事大吉；而一旦露了馅，便立刻将合格的一份送去，以履行自己的诺言。
中国的铸币是在铸模里做成的，不是用机器制造和生产。它们作为金钱使用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开天辟地之时。第一枚有记载的铸币，据说制造于公元前2300年，大约在公元前221年开始作为货币流通，那时万里长城可能已经筑成；圆形钱铸造和使用的时间，大约与大卫国王在耶路撒冷建立统治的时期相当，其形状与目前使用的铜钱大体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铜钱表面都铸有凸出的文字，说明它们在何朝何代、哪个皇帝在位时铸造的。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可以称它们为“国家通币”（current coin of the realm ）。中国许多有知识的人都非常喜欢收藏古币。真正的古币往往身价不俗。那些不超过三四百年历史的铸钱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什么古币。因此，我们常常发现那些钱币仍然被穿在绳子上参与流通。而如果您看到在美洲大陆被发现三个多世纪之前的铸币仍在中国的日常小宗交易中传来传去，那更不值得大惊小怪。
中国的铸币通常都是纯铜制成的圆板，直径大约有3/4英寸，中间有一个方形孔，以便于串连。其每枚的重量大约有几千毫克，价值相当于一两标准银的千分之一。北京和各个省的省城已经建起了铸造铜钱的造币厂。它们全部处在户部的监管之下。对于伪造铜钱和个人私自铸钱有严格的防范措施。铸币厂雇佣的工作人员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都必须待在厂区之内。特殊情况者在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后才允许离开。政府规定，任何私人所制造的铜钱必须要与政府铸造的铜钱保持相同的质量、重量，实际价值必须相同。后一条规定就使得私造、伪造铜钱利润微薄，或者根本就无利可图。
过去的世纪，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一样，操纵货币流通，决定铜钱的价值，买空卖空，从无生有，谋取暴利。几个世纪前，中国尝试过一种“流通券”，并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在欧洲发行第一张纸币的几百年前，也就是公元1368年，中国皇帝就下令使用纸币。在一个绝对独裁的政府统治之下，这种计划应该可以成功。但是它经历了和我们一再讨论过的中国其他制度相似的命运。现在大英博物馆就收藏着这样一张纸币。年代久远造就了它的价值，这是其他方法达不到的。世界许多地方推行的卓越的现代金融的发明，其实在中国都具有历史痕迹。他们每个制度都试过，但是每个制度都失败了。中国政府通过长期反复试验，证明了至少在中国人当中，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财政体系；以及没有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能给商品强加上高于市场的价格。
在中国的旅行者或者学生，常常感到这种金融财政试验。他们有时感到惊讶，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感到迷惑。大多数现在还显而易见的试验是关于现金流通的。如前所述，理论上讲，铜板的价值应该等同于千分之一两白银的价值。减少铜板所含铜的含量就肯定会立即影响它们的流通价值。现在铜板对白银平均的价值是1800比1，这一比价每天还在上下波动。在所有大城市或者商贸发达的地区都设有自己的商会，人们每天在那里会商，并决定当日铜钱与银子的交换比价。
曾有一位聪明的皇帝将朱笔一挥，下令国内的铜钱贬值一倍。他规定现在两文铜钱等于以前一文铜钱的价值。大部分地区乖乖地服从了那位无上威严的天子的意志。但也有一些地方拒绝接受如此荒唐滑稽的做法。然而，大部分地区服从归服从，但其服从的方式却是皇帝老儿所始料不及的。按照这条规定，如果现在要买一两银子，那么所用的铜钱应当恰好是以前的两倍。如果有人不了解这些，那么当他在帝国各地游历时，他会对遇到的一些事情感到大惑不解。比方说，在一个村子，他可以用三千六百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而到了另外一个也许相距不到十二里路的村子，他却发现一千八百文铜钱便能兑换一两银子。而如果在两个地方他把一两银子各自卖掉，他会发现两处得到的铜钱是相等的。在上面的例子中，虽然一个村子接受了铜钱贬值的命令，但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也上涨了两倍。结果，所有的生意还是老样子，根本未受到影响。另一个村子里的东方人更加理智和务实，他们悄悄地自行其是，不与皇帝合作。
在国库空虚，财政竭蹶时，另一位皇帝决定下令铸造铁钱以代替铜钱。这立刻遭到了朝野上下一致的强烈反对。无论以何种比价兑换，人们都不愿接受铁钱。如果把它们作为军饷发下去，士兵们马上就将其全部扔掉。皇帝的那一做法真是愚蠢至极。如果您想弄点这些铁钱作为纪念的话，尽管到北京城外的一些地方去捡拾，要多少有多少。它们一钱不值地被抛在荒郊野外，差不多快变成了古董了。
这种以铁钱取代铜钱的政策在帝国内部的某些地区导致了一种奇特现象的产生。我们有必要对它作一叙述。因为这一现象能够充分说明，在中国，事实上民众的意愿是最高权威的法律，它比皇帝的任何旨意都更具有决定性的效力；同时它还表明，中国人既具有宽容忍耐的性格，又不乏勇于反抗强暴的天性。为了对付铁钱，在一些地区人们用不同数目的铜钱代替实际上的一百文使用。另一个集镇上以八十五文代表一百文；而又一个集镇上则以七十二文代表一百文，第四个集镇仅以六十一文代表一百文使用。实际上，这种看似奇特又令人迷惑的混乱比价很容易解释：当铁钱发行时，这些地方都拒绝接受。地方官府建议将铁钱与铜钱按1：1的比例使用，即每一百文铸币中包含五十文和五十文铜钱，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拒绝。然后，官府和百姓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争论和交涉，并最终达到了一致的妥协。因为被迫接受铁钱作为货币使用的市镇不仅只有一个，所以妥协的结果也不只一个：一个市镇同意将七十七文铜钱作一百文使用，另一个集镇同意将八十五文作为一百文使用，又一个集镇是另一个比价，等等。这种种实际钱数与名义上一百文钱币的比差，很确切地说明了各地百姓不同的反抗和屈从程度。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得会计工作变得错综复杂，极其麻烦。例如，如果我在兑换时必须按七十七文铜钱对一百文的比价计算，那么我实际上得到的可能是成百上千的那种宝贝铁钱。在另一方面，人们在购买任何物品时，其价格必须换算成规定的实际钱数与名义上一百文铁钱的对应比价。所以一个人如果想买一百文钱的大米，那么他实际得的可能只是七十七文铜钱所值的数量。
距今最近的一次对中国的通货造成巨大危害的行为，是某个皇帝曾下令铸造大型的铜钱，要求按照普通铜钱二十枚对大型铜钱一枚的比例，让大家参与流通。于是这一做法开始执行。但是，中国人很快就发现，这种大钱每枚的实际价值，最多是每枚普通制钱的四倍。因此，这种钱真实上根本没有在全国流通开来。它只是在京城按照实际价值使用过一段时间。
每枚铜钱的价值很小，用它来作为支付手段显然非常不方便。银子虽然价值昂贵，但使用起来同样也不方便。在此情况之下，中国的各个城市和所有相当规模的村镇开始使用纸币。这些纸币是由一些私人银号或者钱铺（cash shops）发行。不同纸币的发行和流通都具有纯粹的地方特色，一般都不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和认可。按照持有者的要求，这些纸币可以随意兑换成铜钱或者银子。地方官府要求所有准备发行纸币的人，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实力，确保纸币的信用安全，如果一旦发生无力兑换的现象而失去信用，业主将被视为同无力偿债的其他破产者一样，受到严厉的惩处。基于此，纸币失信的现象极小发生。从以下事实中，我们可以明白，纸币的发行有相当的必要性：在中国，许多银锭每块几乎重达四斤，价值大约相当于七十块墨西哥银元；铜钱的使用更加不方便，因为仅在北京，一美元几乎可以交换七百文的铜钱，而每枚铜钱的大小相当于半张美元的面积。
有两张北京的钱币，较大的一张价值约两美元，较小的一张价值约是四十美分。它们上面的图案和文字部分是手写，部分是刻印的。所用的纸张非常粗硬结实。为了防止伪造，每张纸币在发行之前都被铺在一份作为存根的账本上，然后发行者在纸币与其下面空白纸张的连接处打上自己商号或者钱铺的印记，另外再随意地划一些线条，纸币上有一部分，空白纸上也有一部分。这样，存根上留下的每张作了记号的页码总数与所发行的纸币数量恰好相等。这种方式虽然非常原始和粗陋，但对于防止伪造假冒纸币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1883年，在北京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金融现象：由于两家实力雄厚的钱铺相继破产而引发了社会上一阵不大不小的恐慌。其导致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其他一些信用良好的钱铺和银号，在人们用银子兑换纸币时，他们宁愿用铜钱支付，而不愿给出自己发行的纸币。他们甚至还许诺，可以高于本金15%的利息，将自己以前发行的纸币赎回。而他们在以前发行纸币的条件是一年之内持有者不得要求兑换硬币。对于这一稀奇古怪的现象，没有人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即使朝廷的户部尚书（即主管财政的官员）对此也表示无法理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整整两年之后，已经不能再容忍它继续发展下去。朝廷经过认真的讨论，认为应当批准地方官府发布一项命令，要求各家钱铺和银号，在人们用银子兑换钱币时，将纸币和铜钱一视同仁，任顾客自由选择。命令就此发出。结果，就像官府以前发布的有关金融方面的多数指令一样，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人理睬。应当说，只有在中国，才会有人在购买东西时，宁愿以高于自己纸币15%的价格用铜钱去支付。
另外，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银号遍布全国各地。这些银号可以负责把汇款寄送到国内的各个角落。
按照中国皇家的命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帝国版图之内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统统归皇帝一人所有。皇帝是一国之父，是中国大家庭的总家长。生杀予夺，任他取舍，只要他喜欢就行。从这一理论出发，中国政府永远不会，也不可能背负什么内债。因为，一个人怎么可能向自己借钱。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国家需要用钱时，各种各样的所谓自愿捐献就被加在臣民身上。对于那些慷慨大方、踊跃捐献的忠臣顺民，朝廷还会赏赐一些名誉称号，以示恩宠。
国家具体分摊在个人身上的人头税在名义上看来虽然比较轻，但这种税是固定的，不受任何突发因素的干扰。土地税每亩大约征收25美分，每年的收入超过1500000000美元，这是国家所有收入中最丰厚的一项。盐业由政府垄断经营，每年的收入也相当可观。除此之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其他税种。我们无需进行面面俱到的详细描述，便可得出以下结论：从法律角度来讲，这种税制虽然对任何人都不会形成沉重的负担，但是，税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使远在天涯海角的人，也不能摆脱皇粮国税的负担，每人都必须为朝廷的存在而效劳。
然而，如果让我们准确地判断出全部岁入是多少，那根本做不到。朝廷内外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出一个相对精确的估算。岁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空间有多大，没有人能回答。征税的手段与措施，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分配比例，收税人合法与不合法的提留与侵吞，再加上其他十几不确定的因素，使得这一问题变得令人颇费脑筋，根本理不出什么头绪。
在中国，还有许多实物形式的税收。比如，大米便是其中的一种。某些省份每年要将出道大米的一大部分运往北京，在那里作为皇粮储藏起来。同时也作为驻扎在北京城及其附近八旗军队军粮的一部分。大运河是一个内陆水系，它的开凿主要是为了方便将大米从南方运往北方。虽然它不及万里长城名闻遐迩，但比后者却更具有实用价值。作为一项耗时费力的巨大工程，大运河于七世纪开始开凿，直到十四世纪才告完工。它北起北京，南达杭州，全长近七百英里。在开凿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一些自然水系。因此，它的全长包括了一些自然河流的长度。现在的大运河年久失修，但它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每年，大批运粮船队往返于其上。另外，大运河也是一条重要的地方水上交通航道。
出产丝绸的省份与出道大米的省份一样，向朝廷交纳生丝或者丝绸制品作为完税的一部分。产茶的地区交纳茶叶完税；边远的蒙古地区则提供马匹完税。这些马匹一般供清朝的骑兵使用，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用途。
大部分的税收是以汇票的形式汇寄到北京。但是也有某些省份是以散装的形式把银子运到北京。其装运的方式非常原始独特。我们有时会看到长长的一列车队缓缓驶进北京城，人困马乏，风尘仆仆。每辆车上都插着一面三角形的黄色小旗，那标明车上装载的是皇家的财产；同时，每辆车上还有一名看押的士兵，每辆车看上去都好像装载的是老粗的大圆木。每根“圆木”都嵌着一圈又一圈的铁箍，同时每个“圆木”上还贴着带签名的封条。实际上，每根“圆木”都被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间是空的，上下深约几英寸。这一部分空间被很合适地摆满了每块重五十两的银锭后，它们就以上述的方式经过长途跋涉，不辞千里万里之遥，来到北京城后，在国库里安家落户。
中国缺乏一套严密完整的财政金融制度。其现存的一套体制有着严重的缺陷，潜伏着内在的危机。就其政府的税收而言，漏洞百出。对百姓任意敲诈勒索、强取豪夺的徇私舞弊等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任何税收都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收取，然后全部上交国库。纳税人的负担总是要超出规定的数额。多余的部分全部流进官吏的私囊，皇帝本人是得不到的。朝廷每年都以举办各种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的名义向百姓征取各种名目的钱款和财物。如果我们把其中任何一年为此目的而征取的数字作一对比的话，那么前者大于后者的巨大差额一定会使世界目瞪口呆。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清朝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其财政金融制度迫切需要改革。例如，我们不只一次表示，希望建立一套精确严密的货币制度，以保护其自身以及后代的利益不受损害，同时也消除目前普遍存在的徇私舞弊和贪赃枉法的行为。然而，各级地方官员对于这种改革却是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表示坚决地反对。因为改革将可能切断他们无法无天任意敲诈勒索的财路，因而也就危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1877年，在北京的各国驻华代表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备忘录，将它提供给清政府的内阁作参考。那份文件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写成，不但内容翔实，认证充分，而且文字的处理也相当出色。内阁经过传阅和研究之后，非常坦率地认为备忘录的内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且表示，愿意按照备忘录中的建议，尽快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但他们在给我们的答复中又说，按照清朝的惯例，在处理涉及全国上下方方面面各个阶层的问题时，必须征求各级地方官员的意见。他们答应，待各级地方官员各自对改革的意见和看法报告上来之后，将如实地转达给起草备忘录的各国领事馆。地方官员们的报告的确按照转给了我们。结果，其内容如出一辙；充满敌意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
那些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关注着中国发展的最热心的朋友们，急切地盼望中国在上述问题上能够有所改变，除旧布新。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的变革无论对于提高中国国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还是对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