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生命不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是存在于每个特定的人身上的。它只有一种真正的生物学表现，那就是活生生的个体；至于教育儿童，就是主动帮助儿童的生命获得正常发展。
一旦意识到我正管理着一所幼儿学校，我便决定对孩子们的教育开展科学研究，从而开辟出一条新道路。
其他人或多或少地将儿童研究混同于儿童教育。即便学校自身尚未受到此类研究的影响，他们也把儿童研究称为“科学教育”。而我想要引入的新教育，是以客观研究为基础的，希望它能“改革学校”，直接对学生发挥作用，让他们获得新生。
只要“科学”将自身局限于获得更多有关儿童的知识上，而不尝试解救他们，让他们远离那些同样存在于学校以及整个教育系统的恶行，就不会发现任何可以被称作“科学教育”的事物。只要这些研究者将自己局限在提出“新问题”上，就没有理由相信科学教育学正在孕育之中。真正的科学教育学应当给问题提供答案，而不只是指出公立学校中存在的困难与危险，却不管这些问题是从前不为人知的，还是属于整个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揭示与表现迄今未知的恶行，是卫生学和教育实验学的任务，但这不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单靠儿童心理学，不可能发现决定儿童发展的天然特征和必然的心理规律，因为学校中存在着反常的环境。它们令学生厌倦或产生自我防卫，而不是让他们展现出天生的创造性能量。
即使是“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也承认“儿童心理学尚不为人知”。
我打算在跟进他人研究的同时，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认为自己唯一需要谨记的便是冯特的名言：“所有的实验心理学方法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即细致地记录观察所得。”
对孩子而言，还有一个必须干预的因素，就是儿童发展研究。对此，我在坚持普适准则的同时，并不固守任何关于适龄活动的教条。
身体发育
自我小心追踪儿童身体发育之初，就开始根据人类学的原理对其加以研究和测量。但我大幅度地简化了测量程序，采取了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来记录数据。我还尝试着激发儿童对这个测量过程的兴趣。一般家庭都会定期让孩子接受测量，同时了解同龄孩子的平均标准。其结果是，家长得以清楚地了解孩子的身体发育状况。
我设计了一种儿童身高测量仪，上面标示了0.50～1.50厘米的米制刻度。测量仪的平台上放着一条30厘米高的活动小凳，用于测量儿童的坐高。
（现在则建议做成双平台的测量仪，以便一侧用于测量身高，另一侧用于测量坐高。）测量坐高的一侧，刻度从与安放好的凳面齐平处（30厘米高处）开始。
两侧孩子头顶的横杆，各有相互独立的卧槽，因此可以同时为两个孩子测量。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节省了移动和安放坐凳的时间，同时也省去了换算成米制刻度的麻烦。
在身高测量仪的帮助下，我决定每月为孩子们测量一次坐高和身高。
为了尽量准确地测量孩子的发育状况，也为了方便我的研究，我规定：同一个孩子的身高和坐高，应当在每个月相对应的同一天测量。
孩子的体重应当每周测量一次，两台体重计就放在浴室旁边的更衣室里。孩子脱好衣服，就先称重，再洗澡。孩子出生在星期几，每次称重就放在星期几。这样，如果是50个孩子的班级，他们的洗澡时间就分散在了每周不同的日子里——每天都有5～7个孩子洗澡。事实上，每周洗一次澡已经是个不小的难题，做这些设想是有必要的。然而，既然我计划每周给孩子洗澡，就已经打算要对他们加以管理，并确保其按计划执行。
我相信这些就是需要教师承担的全部身体测量工作了，也是学校需要直接参与的全部测量项目了。
其他的测量项目应当由儿科医生或者至少是打算专攻该领域的人员来操作，但同时我自己也在做这些测量。
由医生来做的检查必须是复杂的。为了协助医生的工作，我设计了如除了用千分尺、卷尺等普通工具对身高、胸围等进行测量外，医生还要注意孩子的脸色、肌紧张、淋巴结、血液循环情况等。他会留意儿童是否有组织缺陷和偶发病变情况，比如佝偻病、小儿麻痹症、视力缺陷等，这些都必须详细记录。这样的客观研究，也能帮助医生拟出呈递给孩子父母的问题，以便完善儿童的病历。
表格很简单，我之所以这样设计，为的是医生和教师能按照此法对儿童进行观察。这些数据是经过仔细核定的，研究也是按照适当的方式开展的，这样大家才会尊重这些数据的价值。
我进一步建议每年给孩子做一次下列测量：头围、面宽、侧径、胸围、身高、体重、头指数，以及其他可以展示身体状况的细节和人类学研究要求的条目。医生应当在孩子生日当天或孩子生日前后的一周内完成这些检查，至多不能超过生日一个月。遵守这个规则，也可以减轻医生的负担。
这能让医生一次次进行观察，也不至于不堪重负。向医生提供孩子的生日信息，则要靠教师。
按这样的方式进行身体测量，也具有教育意义——儿童养成了遵守秩序的习惯，也习惯于自我观察。（附带说一下，幼儿很喜欢测量的过程。一旦教师看着某个孩子说道“身高”，他就立刻欢快地笑着脱掉鞋子，跑到测量仪前，标准地站好。教师只需要拉下横杆，记下读数，就可以了。）此外，医生还要进行常规的健康随访，诊断儿童是否患有湿疹、中耳炎、结膜炎、发烧、肚子痛等病况，在儿童住所附近的医务室对他们加以治疗。这就保证了对儿童疾病的及时关注和持续看护。在“儿童之家”工作的经历，让我得出如下结论：诊所里填写的寻常病历并不适合学校，因为学生的家人通常都很健康。因此，我鼓励教师通过跟孩子的母亲交流来获取儿童的社会性格信息。例如，父母的教育程度、生活习惯、收入、开支等等，这样就可以用勒普累（LePlay）的方法描绘出该儿童的家庭模型了。当然，只有当教师跟学生住得比较近时，这种方法才行得通。
实践证明，在任何阶层中，医生的建议通过教师转达给母亲都是极为有效的，无论是关乎单个孩子的特殊健康护理建议，还是一般的健康指导意见。关于这一点，恕不赘述，因为那将涉及“儿童之家”的保健和社交内容。
“儿童之家”的环境：教室陈设
观察法需要的唯一前提就是：儿童必须能自由地展现他们自己，表明他们的需求和态度，否则，在不容许他们自发表现的环境中，这些态度和需求只会被隐藏起来或是受到压抑。显然，观察者需要观察对象，如果他想训练自己发现和认识客观真理的能力，他就必须拥有处在自由环境中的可以表现自然天性的孩子。
教育问题的这一层面，尚未被教育者接受。但在我看来，这是教学中最重要、最切中要害的一点，它直接关系到儿童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活动。
因此，我从让学校的器材与儿童的体格相称开始，满足他们灵巧地四处活动的需求。
我把课桌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桌子结实又极轻巧，两个4岁的孩子就能轻松地将其搬来搬去。椅子轻便又好看，有木椅，也有藤椅。这些桌椅可不是成人桌椅的微缩版，而是适合儿童身体状况的桌椅。除此之外，我定制了小巧的木质扶手椅，扶手宽宽的，还有柳条椅、单人的小方桌，以及其他不同大小和形状的桌子。桌子上都铺上小小的桌布，放上花瓶或盆栽来点缀。此外，还有很低的脸盆架，3～4岁的孩子也可以用。盛放肥皂、牙刷和毛巾的平台是白色的，而且易于清洗。橱柜低矮、轻巧又简朴。有一些橱柜只是简单地用帘子拉上，而另一些橱柜则装上了门，且每个门还有不同的保险锁。保险锁的高度适中，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得着，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己开关橱柜，把东西放在自己的隔板上了。在橱柜那又长又窄的顶上，放着养鱼的鱼缸，或者其他类型的装饰品。墙壁四周，在所有儿童都够得着的低矮处，全都放上了黑板和小图片。图片上面是温馨的家庭场景或是动物、花朵等自然风光，不然就是可以每天更换的历史图片或宗教图画。
一张大幅的由意大利艺术家拉斐尔画的《椅中圣母》画作悬挂在墙壁上。我们已经将这幅画选作“儿童之家”的标志和象征。事实上，“儿童之家”不仅代表着社会的进步，还代表了整个人类的进步。它们与崇高的母性、女性进步和幼儿保育密切相关。在这幅美丽的图画中，拉斐尔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圣母玛利亚怀抱着比她更伟大的幼子耶稣，还在这位象征母性的形象旁边，画上了代表人性的圣约翰——一个刚开始走上宗教道路、准备迎接救世主的英俊后生。如果有一天“儿童之家”遍及全世界，我们希望拉斐尔的这幅画能够在每一所学校都占有一席之地，这将有力地表明，“儿童之家”起源于意大利。
当然，儿童还不能理解《椅中圣母》的象征意义，但他们能从中感受到比其他关于母亲、父亲、祖父母与婴儿的图画中更美好的东西，他们的心中也将滋生出纯朴的虔诚。
实际观察
让我们从那些习惯了死板的旧式教育方法的人的脑海中将会闪现的第一个反对理由开始吧：孩子们四处跑动，将会掀翻桌椅，发出噪音，造成混乱。但这种看法只是长期以来的偏见形成的。人们还认为新生儿应当裹在襁褓里，蹒跚学步的幼儿得关在学步车里。因此，他们仍旧相信学校里有必要使用笨重的固定桌椅。这一切都基于孩子应当在一动不动中成长，而教育的前提是让儿童保持特定姿势的理念。
我们选择轻巧易搬动的课桌、椅子、扶手椅，是为了让孩子选择最舒服的姿势。他们可以舒适自如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这是儿童内在自由的外在表现，也是一种深刻的教育方法。如果儿童由于动作笨拙撞翻了椅子，发出很大的声响，这就是他们能力不足的证据；如果他们同样笨拙地穿过固定的桌椅，他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活动的桌椅让儿童拥有了一种自我纠正的途径，改正之后，他们就会从中获得自己力量的切实证明：
小桌椅静静立在原位，纹丝不动。达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说孩子已经学会控制自己的动作了。
而旧式方法达到的效果则刚好相反。儿童的安静、不动被视作遵守纪律的证据。然而，这种类型的安静和不动事实上阻止了儿童学会怎样优雅、自如地四处活动。其结果是，他们一旦到了没有桌椅的地方，就会撞翻轻便的物件。但是在我们的“儿童之家”，儿童学会了如何自如地行动、四处活动，这对他们的校外生活也是有益的。虽然还是孩子，但他们已经懂得如何自由、正确地行动了。
米兰“儿童之家”的教师在孩子们的床边搭了一个长长的架子，上面摆放着早期绘画课上用的金属插件箱子（这件工具后文再做介绍），但是因为架子太窄了，用起来很不方便，以致孩子们从箱子里拿取金属物件时，常常把其中某个箱子掀翻在地，发出很大的声响，金属插件也会散落一地。
老师决定改造这个架子，但木工却迟迟不来。在等待维修的过程中，孩子们却已经学会了小心地拿起物件。除非存放位置不当，否则箱子就永远不会掉到地上了。
儿童习得的搬移物品的技巧克服了工具箱存放点不当的缺陷。这些外部设施的简陋或不足反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敏捷度与灵巧度。
这一切显得既简单又合理，而且已经付诸实践并得到了验证。对每个人来说，这些方法看起来就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竖鸡蛋”一样浅显明了。
纪律与自由
下面是公立学校的拥护者轻巧地抛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在儿童自由地四处活动的班级，怎么可能保持纪律？
显然，在蒙台梭利体系中，我们对纪律的界定迥然不同——我们寻求的是活跃的纪律。我们认为，一个人不是只有像哑巴一样安静、像瘫痪了一样一动不动时，才叫守纪律。这样的人不是守纪律，而是被毁灭了。
当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又能在必须遵守生活规则时自我约束，我们才称之为守纪律。这种主动的纪律概念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培养，但其中无疑包含着崇高的教育原理，它与制造“一动不动”的绝对的、未经论证的高压政治大相径庭。
为了能够引领儿童走上这条将要终生恪守并从中不断完善自我的纪律之旅，教师必须拥有特殊的技能。正如儿童学习如何四处活动而不是待在同一个地方不动，不是为了上学做准备，而是为了过上有秩序的生活做准备一样。他们不仅在校内会遵守纪律，走上社会后也会遵守法纪。
儿童的自由应当以不损害他们所属的集体利益为限度。自由的形式则应表现为我们普遍认为的良好修养。所以，我们应当阻止儿童做出任何可能冒犯或伤害他人的行为，也不可以粗鲁无礼。但是，其他一切言行，但凡有对儿童发展有助益的行为，教师不仅应当允许，还应对其加以观察。这一点尤为重要。教师从科学训练中获得的不只是能力，还包括对观察自然现象的兴趣。在蒙台梭利教育法中，教师应当更加被动，而不是积极主动；这种被动性中包含着对科学的热切好奇和对观察对象的绝对尊重。
幼儿园教师无疑应当具备这样的态度，因为他们的教育对象是正在做最初的精神生活探索的小孩子。我们无法预知在儿童刚开始表现出主动性时，阻碍他们的自发行为的后果，那甚至可能会扼杀生命本身。在这甜美、稚嫩的童年，这些智慧的火花中彰显出的人性，就像拂晓时分的太阳，或是含苞待放的花蕾，理应得到虔诚的尊重。只有能促进儿童生命完全绽放的教育才算有效。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不应制止儿童的自发行为，也不能强迫他们按照他人的意志来行动。当然，无用的或者危险的活动是不应当允许的，这些行为必须要加以制止和消除。
在学校建立纪律的种种困难
为了实施我的计划，我常常得起用习惯于公立学校旧式方法的教师。
这也让我坚信，新旧方法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即便是聪慧的教师，在她理解了新方法的原理后，仍然觉得将其付诸实践存在困难。她不理解自己扮演的被动角色——就像定定地坐在望远镜前看着群星运行的天文学家。
生命及其相关的一切都应当获得自由发展，如果我们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或指导它们的活动，就必须不加干涉地观察和理解。这一理念，很多人都很难透彻领悟并付诸实践。
教师太懂得怎么做教室里唯一一个自由、主动的人了。她以为压抑学生的主动性便是自己的职责。当她无法维持课堂安静、有序时，她就焦急地四处环视，仿佛在请求整个世界原谅她，呼唤那些在场的人为她的无辜做个见证。当我告诉她最初的无序不可避免，要求她什么也别做只要观察时，她却问“既然自己已经不再是老师了，是不是应当提交辞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