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郭子仪爵封汾阳王，将王府建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汾阳王府落成之后，每天都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出，不像其他的官府之家那样高墙深院、深奥莫测。
有一次，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来郭府，没有家人禀报、也没人阻拦就走进了内宅，恰巧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女儿两人正在梳洗打扮，王爷郭子仪就在一旁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手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使唤奴仆一样。
这位将官回去后把这情景讲给他的家人听，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京城的人们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谈论了。郭子仪听了并不意外，他的几个儿子听了都觉得太丢王爷的面子，都来找父亲，要求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
郭子仪语重心长地对儿子们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是为了保全我们的身家性命啊！”儿子们听后都十分不解，问这其中有什么道理。
郭子仪叹了口气，说：“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而没有看到这声势背后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人们常说要急流勇退。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是不可能让我归隐的。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容纳我郭府一千余口人的隐居地啊。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添油加醋，恶意诽谤，那时，我们郭家的老老少少就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儿子们听后恍然大悟，口服心服，再也不在意外人的闲话了。
郭子仪大开其门、任人出入的行为，表面看起来是有失身份、落人笑柄的。但实际上，这却是他用心良苦的，正是用这种看似愚蠢的方式，来避免祸害的产生。
在官场之中，懂得如何明哲保身是很重要的，而采用“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方式，就是很明智的一种。在仕途生涯中，郭子仪屡黜屡起，流芳百世，就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非同一般。
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古今中外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看上去毫不精明，不仅言语如此，行动上也是这样，好像他们都是庸才。只不过他们个个深藏不露，这才是他们精明能干的地方。
他们不在言语和行动上露出锋芒，是因为他们有所顾忌，他们懂得锋芒太露必会得罪他人，所以通过装傻卖愚来化解危险，排出前途中的荆棘，从而保护自己。
官场如战场，其间往往充满了险恶，一不留神就会轻则受罚，重则丧命。能够官场之中平安无事，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奸臣乱党当道的情况下，更是难上加难。
而阮籍能做到不与奸臣同道，还能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就是凭着“大巧若拙”的智慧了。
魏晋之际，当时朝代更迭、政局变换无常，在司马氏的血腥恐怖统治之下，使人常有生死忧患。当时，阮籍的父亲是曹魏的官吏，为建安七子之一，闻名于当世。
阮籍的家世背景使他对曹魏政权怀有同情心，而对司马氏则十分的反感，他决定不与司马氏这伙逆臣合作。
在当时那种“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完者”的险恶社会环境中，阮籍是不敢公开与司马氏决裂的。为了保全自己，他在司马氏集团统治下，先后担任过不少职务，但他常常借着自身的生性放荡来批评司马氏的这伙逆臣。
有一次，有人在朝会上奏称，一个儿子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听后，好似很无心地说道：“嘻！杀父尚有可原，岂能杀母？”这句惊世骇俗之言令在座者无不大惊失色。
司马昭当即就批判他说：“杀父，乃天下之极恶，而你怎么认为可以杀父呢？”
不料阮籍话头一转，回答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连禽兽都不如。”司马昭无话可说了。
阮籍的话，既尖锐地讥讽了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又巧妙的将自己惊世骇俗的语言给掩饰了过去。
还有一次，阮籍的母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法，父母死后，子女要服三年丧，三年之内不准喝酒吃肉，不能离家远游，不准大笑，只准穿黑色的粗麻布衣服等。阮籍年幼即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多年，性情至孝。当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之时，他正与人对弈。对方说这句棋就不下了吧，可阮籍非要一决胜负。
下完棋后，他还饮酒一升，然后才大声哭号，吐血数升。母亲下葬时，阮籍叫家人蒸了一头小猪，又饮酒二斗，大声哭号，与母亲诀别。
阮籍此类“失礼”行为不胜枚举，常常引起礼法之士的责难。阮籍却以蔑视的口气说：“礼法岂是为我而设！”言外之意，司马氏独揽大权，野心勃勃，才是冒天下大不忌，失礼于天下的。
阮籍外表处世放荡不羁，实际上，为人处事却非常谨慎小心，把自己的大智隐在了愚蠢的外表之下。司马昭的老臣钟会曾多次追问阮籍对时政的看法，无非是想趁机抓住把柄将他治罪，而每次阮籍都以沉醉而免于难。
有一次，文武重臣给司马昭上“劝进书”，委托阮籍起草，使者到期去取时，竟见他仍大醉于桌旁。使者摇醒了他，他就有意借醉把文章写在桌子上，让使者再抄一遍，然后将桌上之字抹去，这就避免了落人把柄，惹祸上身。
外人看来他浑浑沌沌，实际上是以愚掩智，来保全自己。阮籍是将“醉酒”当成了自己的“护身法宝”。
就是凭着“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阮籍在司马氏当权的时候，虽然与司马氏政权保持一定距离，还常常借故批评司马氏，但是他闭口不谈时政，不议论朝廷是非。
以浑浑沌沌的假象来蒙蔽他人，极其明智地避免了与时局和任何具体的个人相对抗。因此，才得以在乱世中安然无恙。这正是阮籍的聪明之处。
第四十六节
[原文]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译文]
天下政治正常合理，实现了和平，战马就会退还给老百姓去耕田种地。天下政治秩序混乱，兵戈相见，连怀胎的母马也被用来作战，以至在战场上产仔。
祸害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罪恶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的了。所以，知道满足就心理平衡，才能求得永远满足。
[本章要旨]
本章重在戒贪戒欲。
[评析]
本章重在戒贪戒欲，这样就能避免战争。本章前一部分讲述战争的影响，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后一部分主要讲述战争的根源来源于人的私欲、不知足。从而提出解决战争的方法。
[实例应用与分析]
咎大莫过于欲得——贪心不足必自害
《道德经》中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原意为：祸害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罪恶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的了。所以，知道满足就心理平衡，才能求得永远满足。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贪心不足必自害”。
老子劝告世人不要太贪心，名利财物往往是产生祸事的根源，对于名和利的追求要适可而止，如果永不知足贪得无厌，那么，迟早会害了自己。
人生最大的祸患就是不知足，人生最大的过失就在于贪得无厌。故知足知止，则会常常满足。当一个人知道满足，心里面就会充满快乐，反之，贪欲不止，就会妄生是非，进而损人利己，造成祸端。
现实中正是如此，很多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人，都是因为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他们之所以会得此下场，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知足！
“贪心不足必自害”，在我国历史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唐朝的长孙无忌因为过分贪恋权势而不得善终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长孙无忌自幼聪慧，博览群书，曾在唐太宗、唐高宗两朝任相。长孙无忌与李世民是布衣之交，他的妹妹就是长孙皇后，与李世民又是郎舅之亲，并曾帮助李世民成功地坐上皇帝的宝座，他深受李世民的信赖和恩宠。
尽管长孙皇后苦谏不要哥哥长孙无忌做官太大，树大招风易引来祸端，但是长孙无忌却非常贪恋权利，官职一升再升。到了永徽年间，他以元舅之亲、顾托之重而大权在握。
当时，长孙无忌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无论是名利权势还是财富，都达到了顶峰。但他仍不知足，深深地陷在争夺权势的漩窝中，一心想拥有更多。
公元643年，太子承乾谋反，因而被贬为庶人。太子被废后，当时最有资格做太子的是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尽管当时有许多朝臣主张立魏王李泰为太子，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部分大臣则坚决主张立晋王李治。唐太宗本来要立魏王李泰为太子，但在长孙无忌的一再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放弃个人意愿，立李治为太子，即唐高宗。
李治是个懦弱无能之人，长孙无忌拥其为太子，完全是出自私心，是为自己的仕途生涯考虑。原因有二，首先，李泰与长孙无忌素有隔阂，且李泰有很深的城府，早已在朝中树立党羽，如果让李泰继位的话，长孙无忌在朝中就可能站不住脚了；其二，李治是个懦弱之人，长孙无忌自认为完全有把握将其握在掌心，其继位后，他就成为了长孙无忌手中操纵的木偶，这样一来，李氏天下也就等于掌握在长孙无忌的手里了。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长孙无忌可谓机关算尽。但人算不如天算，长孙无忌计划得这样周全，却没想到会因此而得不偿失，自食恶果。
唐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见大局已定，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了，就开始排挤大臣，甚至借“房遗爱谋反”一案，杀害了唐太宗“常以为类己，欲立为太子”的吴王恪，以绝众望。同时，还将与他不和的江夏王李道宗流放岭南。
为了充分稳固自己的权势，长孙无忌编制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网，可谓煞费苦心。他的一系列举动，早已招致了众怒，使他越来越孤立。最终，因得罪武则天而被诬告谋反，唐高宗将其发配后不久，又将其逼得投缳自杀，连宗亲都受到了牵连。这位权倾一时的显赫人物结果落得了这样的下场。
被长孙无忌所害的吴王恪在死前曾说：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残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结果正是如此。
归根结底，长孙无忌从一位权倾朝野的大臣，落得被逼投缳自杀，都是因为一个“贪”字。一个“贪”字，贻害不浅。这就说明如果为官者若一味的谋求私利，终归难免落马，类似的例子，古今中外，可以说举不胜举。
贪权是官者的一大忌，贪财同样是大忌。视财如命的人，往往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因为一个人的眼中只有“金钱”二字的话，那么他就会舍弃道义而不择手段，完全被物欲所左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便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在明朝时，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疼爱三女儿安庆公主。安庆公主的丈夫欧阳伦“夫因妻贵”，可以说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他还是感到不满足，一心想要获取更多的财富，结果就是因为贪欲极度膨胀，最终把性命给搭进去了。
当时，盐、茶、马是朝廷的三大专卖物资，民间是不能私自贩卖的。欧阳伦就把这看成了趁机敛财的机会，于是召集自己的心腹对他们说：“我虽然不缺钱花，但钱这东西谁不希望越多越好？现在贩卖茶叶有大利可图，放着眼前的肥肉不吃，不是太傻了吗？你们只要听我吩咐，将来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当时有人劝他：“这是朝廷严令禁止的，到时万一让皇上知道，我们个个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我等出身卑微，死了也就算了，可你是皇亲国戚，到时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那就得不偿失了。”
欧阳伦当时财迷心窍，根本就听不进去，很快就组织了一支贩卖私茶的队伍，开始大肆敛财。“纸里包不住火”，后来东窗事发，被有“铁面御史”之称的邓文铿弹劾，朱元璋听后勃然大怒，赐剑一把命其自缢。
如果过分看中钱财而又“欲壑难填”，那么，就可能会丧心病狂最终害了自己。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钱是好东西，但如果过分看中钱财而不择手段，那么，钱财就成了要命的利器。
只有安分守己，对钱财不过分强求，保持恰当的尺度，才能够不招惹祸端。特别是身为政客，若成为金钱的奴隶，那么一旦落马，其下场难逃人财两空，还会遗臭万年。
为官者是人民之公仆，清廉不贪是对官者的基本要求，所以说应以正当的方式获得利益、赢得名誉。不钻营取巧虽然可能生活清贫，但是却自能趋吉避凶，安乐一生，这是比什么都可贵的。
西汉昭帝时，大臣疏广和他的儿子疏受都是高官，闻名朝野。疏广为人正直，从不随便接受他人钱财，更不收取贿赂，为官一生可谓两袖清风。
一次，有位朋友去看望疏广，见他吃着粗茶淡饭，不禁说道：“你官位显赫，却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就不怕人家笑话吗？当今朝廷上下，哪个有像你这样的？”
疏广说：“如果我做个贪官，就不会这么清贫了，但是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我现在苦是苦了点，但日子却过得舒心，这有什么不好呢？”
与疏广同朝为官的人，个个家财万贯，十分富有。他们见疏广清贫寒酸，都笑话他不会敛财，有的还开导他说：“为官者应该有为官的威严，你现在过得跟老百姓一样，没有了威严，别人就会小看你，轻视你。身在官场，捞些钱还不容易，何苦过这等苦日子？”
疏广虽不当面反驳他们，但心里却很是不屑，他告诫儿子疏受说：“当一日官，就要想着民之疾苦。若只为贪财，就悖离了为官之本。你一定要记着，贪字下面是一个火坑，一旦染上了它，就引火上身了。”疏受在父亲的教导下，也是一生清廉，名声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