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碰到新兰，在以前我们经常去的咖啡厅，和一个小男孩。
我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没有惊讶，没有激动，没有喜极而泣，也没有多大的感伤。新兰开口说话，我才缓过神来。
“你还来这里呀！”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疑问句还是陈述句。
我点点头。眼睛不自觉地望向那个小男孩。新兰有些尴尬，忙跟小男孩说：快叫叔叔。随即小男孩发出细小的声音，新兰说他一直是个腼腆的孩子。我说：小孩子嘛，腼腆也正常，以后长大了就不会这样了。
我想问问新兰过得好不好，不过话说出口却变成这样的：孩子几岁了？
“差不多三岁了。”我不语。
新兰忙解释说：那年出去后就遇到他，然后迅速结婚。新兰看了看自己坐在沙发上玩的小男孩，歪头的同时摊开两只手掌，故作轻松的样子，说：然后就有了他了。
我问新兰：他对你好吗？
新兰说：还好。不过每个家庭都有些矛盾，争吵和不必要的冷战。
新兰说：不要老说我，你呢？
我抿了一下嘴唇，嘴角微微上扬，装作一副过得还不错的样子：我过得还好。
“你看我儿子都可以打酱油了，遇到适合的人没？”
我本想说我一直在等你，等你回头，但是我再一次地撒谎：我和她在一个月前订婚了，如果有时间，记得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新兰给我一个甜甜的笑，温暖地说：祝你们幸福。
我觉得生活可以无所谓了。
我至今还不知道我对新兰的感情算不算爱。
习惯坐在电脑桌前点烟放歌，大多时候都是陈奕迅的歌曲循环，正好放到《伤信》。
生活过得没有了方向，它像树的年轮一样，一轮一轮地套住了我的人生，而我正是那个拿着巨笔环环划划的罪魁祸首。
年初我带阿梅回去过年，尾姨摆了一桌子好菜，舅公舅奶也来了，小D这孩子偏要坐在姥爷姥姥中间，稚嫩地渐渐初长成大人的模样。
小D喜欢吃红烧肉，可是看到姥爷姥姥在场，便学会了撒娇，明明一伸手就可以夹到的红烧肉一定要姥爷帮夹到碗里。尾姨对他使了使眼色，他装作没看到，反正一副只要那两个老人家在，我就要任性的模样。待到姥爷帮他夹到了，他也乖乖地把菜夹给姥爷和姥姥。
尾姨的脸上也舒展了。她觉得小D是艺术品，一个她用心雕刻出来的艺术品。
舅奶问我，说我和阿梅进展得如何，什么时候也打算要个孩子。话音刚落，阿梅看向我，又迅速地转过头去拨了拨手中的筷子。我含糊的答了一下，舅奶也没有再追问。
尾姨插话说：阿梅还小，也不着急是吧，哪像我当年，那么大龄了还敢把猫猫生下来。阿梅笑笑不语。
小D被一口饭呛到了，大家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小D身上去。
饭后我说要带阿梅到小城去转转，阿梅说她留下来帮尾姨做家务。小D和姥姥姥爷坐在客厅玩得尽兴，我只好带了门一个人出去了。
街上没有多少过节的气氛，不像小时候那样吃过晚饭了大人小孩的都出来活动活动。四处张望，都是橱窗紧闭，只有超市的大门还是开着的。
走过当年和尾姨摆摊的地方，也只是个地方罢了，那些陈旧的风景已经留在过去的岁月里。依稀记得被城管赶，被风吹，被突如其来的雨困住的情景。不禁笑了笑，幸好那样的日子就这样被丢在旧时光里了。
那年的黄毛小子长大了。
顺着道路往前走，河边的垂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叫不出名字的树，凑近树干上挂的关于树名介绍的牌子，字已经很模糊，以至于我还是不晓得叫什么名字。只是过年时节，叶子还是绿得很茂盛。小城的冬天还是那么暖和，其实深圳也不冷，不过在暖的地方都暖不及小城。
前方很热闹。我加快脚步向前，路边有小姑娘在守摊子，油锅里是炸得争相翻滚的土豆。看着颇像那些年的我。我停在她的摊位前，她腼腆的笑着问我要吃哪个味的。我说哪个味道好吃你帮我拌哪个味的。她娴熟的从锅里舀出一勺土豆，拌上佐料，在准备好的盆里搅拌起来。一位像尾姨一般年龄的妇女从左侧走来，小姑娘叫了一声妈，然后弯下腰去拿出纸碗来。把搅拌好的土豆放到碗里去。
我不太喜欢吃土豆，不过吃在嘴里，这土豆的味道还算可以。
原来以前的荒地，现在已经被开发成了男女老少皆宜的活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