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人曾国藩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诗中写了这样两句:“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意思是劝其弟学习屠羊说,淡泊名利,顺其自然,不图报答,藏锋掩芒,平安度日。
屠羊说何许人也?读过庄子《南华经·让王》篇的就会知道,屠羊说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个以杀羊为生的小摊贩,也就是今天的个体户。可是这个普普通通的“个体户”却有着极高的思想境界,像颗小小的星星,在历史的太空中留下了一道灿烂的光芒。
当年吴军攻占楚国,楚昭王丧失国土流亡他乡,屠羊说和众人起跟随逃亡。在逃亡途中,屠羊说主动担负起照顾楚王的任务。衣食住行,病灾困苦,使楚王克服了流亡途中的许多困难。为楚昭王复国出了许多的好主意,楚王很受感动。楚王复国后,对跟随他的人实行奖赏,当然少不了屠羊说。当楚王派人问屠羊说要什么官时,屠羊说冷静地回答:什么官也不要,只要他那个羊肉摊,仍以屠羊为生。楚昭王派人强令他接受并要亲自接见他,屠羊说则以大局为重,考虑到国家的法令,避而不见不受。楚昭王见屠羊说位卑而义高,又派司马子綦去封他为三旌之位——卿职,授万钟之禄。屠羊说仍以国家的法律和楚王的声誉为重,终没接受。
曾国藩在诗中对其弟低头一拜屠羊说是怕曾国荃持功自傲,招谤引毁,当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不好开口也不敢开口罢啦。这不是本文要谈的。邵么我们应该拜屠羊说什么呢?古人云:士能寡欲,安于清淡,不为富贵所淫是难能可贵的。因此首先值得我们低头一拜的就是淡泊名利。
名和利是密切相关的,明人钱琦说:“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利之尤行也。”追名水利是人的本能,要淡泊名利,没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思想修养是做不到的,淡泊一字虽然淡泊,非常人所能达到。诸葛亮在诫干书中动其干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其实他自己生也没淡泊过。刘备死后,他一直执掌着蜀国的大权,直到“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对名利的淡泊上,屠羊说便是人们的楷模。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从一开始主动照顾楚王,就没有政治目的,没有非分之想,是自发的自然的爱国忠君观念的流露。是善良的人性的具体体现。这在当今某些人身上是很难想象的。我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位朋友听,朋友没听完就说,屠羊说想当官,想功名利禄,想日后报答。是的,在这些世俗人的眼中,除了对名利的追求还有什么呢?楚王复国后,屠羊说没有争功的冲动,没有追求荣华富贵的欲望,心如静水,悠闲坦荡。他也兴奋过,但兴奋的不是楚王要封他的官,而是恢复了他一生操劳的职业——屠羊。当楚王问他要什么奖赏时,他回答得很平淡:“大王失国,我也失去了屠羊的职业,大王返国,我又重操旧业,有什么好奖赏的呢?”当楚王强令他受赏时,他回答的更坦然:“大王返国,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不应当受奖”。这与那些为了个人利益而邀功讨赏,争名夺利的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只有淡泊,心里才能平衡。那些官欲、权欲、利欲熏心的人,是找不到心理平衡点的。明争暗斗,尔诈我虞,追名逐利,费神劳形,直至身败名裂。所以庄子日:“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人,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
值得我们低头一拜的第二点便是爱国忧君思想。范仲淹有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古至今着范仲淹这样俄国忧民的官员美名流芳,而似屠羊说这样位卑人做的百姓则默默无闻。当楚王要接见他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法律和维护法律的尊严。他对去请他的大臣说:“依照我们楚国的法令、只有功劳卓著而应受到重赏的人才能晋见。我既没文治的才能,又没有安邦的韬略,大王接见我是会被人讥笑的,我不愿天天下人讥笑我们的国家没有法度”。当楚王派司马子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去传达他的旨令:屠羊说出任卿职,授万钟之禄。屠羊说仍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对司弓子綦说:卿的职位比我屠羊的职位尊贵,万钟之禄比我屠羊的收入丰厚若干倍。可是我本能贪图爵禄而使大王蒙受滥施奖赏的恶名。面对荣华富贵,面对高官厚禄,屠羊说考虑的仍然是国家的利益,毅然舍去丰厚的待遇来维护国家的法律和大王的尊严。这种崇高的精神在一个普通的百姓身上显现,是多么难能可贵。由此想起现在一些视官如命的官本位者,为了往上爬,为了捞到好处,置国家的法律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不惜一切代价买官、跑官,弄权渎职,丧失人格和国格;至走上犯罪品道路不是更应该从屠羊说身上汲取一点政治营养吗?
不求报答是我们低头一拜屠羊说的第二点。施崽得报,失人际关系中的常规。无论当官的为民的,做了好事理应得到好的报答。《名贤集》上有两话记忆很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古戏中的《屠夫状元》、《锁麟囊》都是反映恩德报应的。此来启发后人,广施恩德。但施恩回报与施恩得报虽一字之差,却能衡量出一个人思想意识的纯净与污浊,道德情操的高尚乌低卡,人性的美善与丑恶。施恩图报的人一般私欲膨胀,动机不纯。他只要给了别人一点恩德(好处),便念念不忘都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信条。在贪图报答时,稍不如意,便恼羞成怒。这种人,民间有,官场也有。当年当时偶然或一时良心发现,在生活或工作中给了某某领导一点帮助或恩德,便作为要求报答的砝码。借此要官要权要利,一旦达不到日的,便恼羞成怒,反目成仇。至弃义抛德,走向极端。这与施大恩而不图报的屠羊说相比形成了多大的反差?
施恩图报要不得,恩将仇报更要不得。即是知恩报恩也应该讲究形式和方法。像楚昭王这样以封官的方式来报恩也是要不得的。倘若屠羊说接受高官之后能有所作为还可以,如果他升官后只会屠羊而不通官道,那不是对官职的亵渎吗?这不是误国误民吗?现实中也确实有为了报恩而封了官的无能之辈,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那些买官卖官者起到了利诱和导向作用。孔子说得好:陈力就列,不能则止。无论是当官的,为民的施恩的报恩的是不是都应该低头一拜屠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