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4月，王占元到天津参加曹锟、张作霖、靳云鹏和他本人的四巨头会议。此次会议，王虽然只是敬陪末座，无足轻重，可是他已跻身北洋巨头之林，所以也顾盼自雄了。他从北方回武汉时，路过郑州，郑州车站上有第三师的学兵队在车站列队恭迎他，他目睹这些小伙子都是精神饱满，雄赳赳气昂昂，且在倾盆大雨下整齐严肃，面不改色，大为感动，因此回到汉口下车时，对列队欢迎他的大员们一叠声地说：“嘿！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他受了这个刺激，回到湖北后，就决心裁汰老弱，整顿军队。
王占元曾在天津看望已经落魄的袁克定，听差禀告后，袁克定却让王在客厅坐等两个多小时，才出来会见，王为此，在返程时特转道河南彰德，到袁世凯的墓前祭扫行礼，大哭了一场。
王占元手下督署军需课长魏联芳，在不同王见面时，生活极阔绰，衣着首饰金碧辉煌。他在课里办公，如忽听督军传唤，便手忙脚乱地更换破旧服装去见王。有时一件文稿经王一批，魏便能有不少好处，故而王未免心疼，但不批又不行，所以往往先将文稿掷之于地，破口大骂。魏立一旁，极其恭顺地听王骂，待王骂够了，乃将文稿拾起，央求王批，王批完余怒不息：“你小子拿去办罢，发财去吧！”
王占元外号王嘀咕，批阅电文处理公务都得与幕僚商量来商量去，嘀咕个够才行，然后由幕僚们拟出草稿，王占元亲自誊出。
王占元不但样子像个土佬儿，就是一切办法，也是乡下守财奴大财迷的办法，他每逢犒赏军队，总是一吊大钱或两吊大钱，那时已用大洋，一吊钱比一元钱还差远了（别人犒赏总是两三千元）。他常常从常德办煤，用民船装，用小轮托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七八元。他卖给汉阳兵工厂，都照六河沟煤价，每吨二十二元，又在武汉大铸铜元，以军用车运往顺德、保定等地出卖，大发其财。
1921年5月，王占元借参加三巡阅使天津会议，领到两百万元的欠饷。麾下官兵犹如大旱久盼甘霖，人人指望领到一点欠饷以应急，万没想到王竟然将这笔款项中的十之七八，分存上海、大连等地外国银行，使宜昌、武昌两地队伍大为气恼，遂发动兵变，湘鄂战争由此引发。
1921年6月9日的《申报》载：王占元假意让宜昌、武昌哗变的一千二百余名士兵回籍，每人发给两个月薪饷，并允许自由携带抢来物品，于是日下午备专车三十节护送。同时王占元又密电第四旅旅长刘佐龙中途将其全部枪杀。运送变兵的火车北上，至湖北孝感站时突然停车，晚九时，早已埋伏在车站的第四旅即开枪扫射，至次日十时止。除在混乱中有数十人逃脱外，其余均惨遭杀害。京汉铁路因之一度堵塞，至晚方恢复原状。记者慨叹说：“此乃杀戮也！”
刘佐龙，字汉三，湖北沔阳(今仙桃)人。曾任鄂军第四混成旅旅长、鄂军第二师师长等职。
曾任湖北省署技正(办理技术事务的官职)的郑廷玺曾与王占元交往较多。他称王占元为官时的发财秘诀有掉运铜元、垄断军装生产、开设银号贩卖黄金、设立信诚公司售皮件、采购军需等。他还乘直隶南部各县旱灾之机，抢购廉价土地，然后高价贩卖。他在工商业及房地产上的投资堪称巨额。王占元的常年律师赵世贤等统计，王占元的房产累计达到3000余间，其资产在同代寓津军阀中仅次于李纯。
王占元常为自己贪污、营利巧作粉饰。王曾对郑廷玺说：“有人说我做大官发大财，有人说我经商与民争利，事实都不符。我身兼军政各要职，哪有功夫去经商。只因家乡的老亲老友，时常来找我，要求给他们安排差事。我只好叫他们做做生意，不宜以外行滥竽军政界，既误公事，也误自身。有人来找，叫他去做小买卖，办好了，来见我，还我本钱；办坏了，再别来见我，也不必还我本钱。我这样安排他们，办得都还不错。好事者便说那些生意都是我的东家，更有不明真相得人，看我号叫子春，于是凡带春字的买卖，如明湖春、蓬莱春、醉春园、玉壶春等，都硬说我是那些字号的东家，真是笑话。为了照顾家乡亲友和旧日袍泽的生活，反招来许多物议，也真冤枉。”
王氏离鄂前发了两个电报，其一云：“占元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况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泊，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躯，为拥兵自卫之举。”又一述战事经过云：“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方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便自由作战。”其言外之意，对湘军尚谅解，对直军则有“同舟敌国”之感。
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被吴佩孚、萧耀南挤下台，王一面将公署内所有有价值的物件统统打包运走（自己的细软早运走了），一面最后做一下人事安排，以图东山再起，临别前来送行的武汉各军政长官声言：余年届花甲，为人所谋，如此下台，实属不值，言时声泪俱下。
王占元至下野时，聚敛私财三千余万，晚景如此优裕，吝啬之风不改。他在天津购置大批房产，腰挂大把钥匙，每月亲自收取房租，因而有人笑他在津闲居时期，干的差事是“天津各大马路巡阅使”。
冯国璋在南京被烧去七百几十万财产，王占元每引以为戒。他常说：“做官的人，万不可在当地置办不动产，否则，一旦下台，不但产业不能带走，反必处处予人以口实。”
王占元下野在天津当寓公，颇不安分，思谋复起，见张作霖势大，曲意交接，张每至天津，王辄不避风雨、不分昼夜坐他那黑色道奇牌津字五二八号汽车，对张趋前恐后地送往迎来。王与天津财阀章瑞廷陪张打牌，张的习性，凡赌总以独赢为快，章甘心输，输则能讨张喜欢，批准章承制军装，即获厚利，所以输钱毫不介意。王则吝啬成性，以每场必须干输数万元，内心心疼不已，但为希图东山再起，唯有哑巴吃黄连，咬牙对付。
1922年春，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回天津家中小住。王占元见孙后历述吴佩孚、萧耀南等夺取湖北地盘的前后情形，言下不胜愤慨，意欲力争东山再起，回鄂复职，挣回颜面，始为称快。孙传芳亦颇为冲动，拄着烟枪，立即起身，向王作豪语说：“你老人家不要难过，我一定想办法拥护你回湖北。”
王占元下野居天津时，王的旧部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以王欠他部队饷项未发，向天津地方法院起诉。法院迭传王到案质询，以王屡抗不到，依法下拘票拘传。王闻讯避往济南，一面托律师请求在济南法院就审，借以缓冲；一面由其旧属何佩瑢和门生李如棠，劝赵荣华与其和解。最后王向赵给付五万元了事。
赵荣华，字锦堂，山东黄县人。原为姜桂题江防营军官，后归黎天才部，任陆军第九师旅长。后又转为吴佩孚部，任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兼荆州镇守使。1922年在湖北宜昌被川军击败后，被撤职。
王占元为官时，利用荒旱年间农民生活贫困，在大名、邯郸、永年、徐水、馆陶已到，以贱价广购田产，多年累计达500多顷。王解甲归田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等地广置房地产，仅在天津出租房屋就达三千间；此外还投资实业，涉及金融、矿产、纺织、粮食、电力等，成为着名的实业家。
王占元到底占有多少财富，实难细数，时人估计达3000万元。据为王占元管理过财产的赵世贤记载称，王有一妻四妾，年生活费用高达30万元，他感叹王家的奢靡生活。的确，这与当时社会啼饥号寒之劳苦大众相对照，实有天壤之别。
王占元晚年作为地主豪绅，也参与了天津一些慈善活动。1931年他以王子春名义任天津救济水灾委员会干事、天津市慈善事业委员会委员。他还是河北省各省水灾筹赈分会的会员。1933年夏，鲁西水灾损失惨重，王占元等16名在津鲁籍名人，联名以山东旅津同乡水灾急赈会的名义，于1934年5月向天津商会发函催捐，为家乡赈灾出了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