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说：“人生有五要，一要有强健的身体，二要有正当的职业，三要有精巧的技能，四要有充分的知识，五要有公道爱人的热心。有此五者，可谓之完人。”
直皖战争发生时，据阎锡山的估计，吴佩孚只是新近成立了两三个师，远不及皖系军力雄厚，判断皖胜直败，乃决心助皖，准备出兵石家庄，断吴佩孚后路。岂料不到一个星期，皖系军队就被直军战败。阎锡山进退失据，处境尴尬，兵已开至娘子关，幸未开出关去。阎只好顺风使船，由讨伐转为慰劳，派张荟梧带五十万元到保定****。
阎锡山于1927年6月3日宣誓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将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6月19日，《民国日报》发表阎的《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宣言》，阎宣称：“本总司令因所处环境至为恶劣，所挟之势力，至为微弱，且民众亦缺乏组织与训练。吾苟显明其主义与政纲，无异自树一的，以待此等敌人之共同进攻，而环绕吾人之左右者，日夜思颠之覆之，欲置吾人于死地。为保留大河以北微弱之革命势力，与三民主义之障碍者虚与委蛇，十四载于兹矣。设使孤军转战，其失败必无疑也。本总司令自吾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即用保境安民之政策，虽与革命工作鲜有建树，然于本党主义，尚不背驰”。又说：“一切反革命之势力，已达最后崩溃之时期。凡我南北真实之革命同志，急宜集中革命之势力。”
1929年间，梁巨川向阎锡山密报：有一清室太监称，北京西四牌楼羊肉胡同7号是前清某王爷的府第，埋有大量的银子。阎即命梁将该所住宅以三万元巨款买下，并派兵看守。于这年八月开始动工寻宝，但挖了月余，住宅地下全部挖遍了，也没有找到银子，而地下渗水越来越多，用抽水机排泄出去，以致附近街道溢满泥水。阎心有不甘，又将羊肉胡同8号住宅买下，继续寻宝，折腾了半年，始终没挖到银子。主持其事的王子寿对人说：“这件事做得太马虎了，不但银子没挖到，反花了十来万元。”
阎锡山曾大搞封官晋级，制发一种布制徽章，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把廉价的官衔到处奉送，时人讥讽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
阎锡山手下大将杨爱源说过：“跟会长（指阎）共事，一是不要动他的权，二是不要动他的钱。他让你干甚你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
杨爱源(1886—1959)，字星如，山西五台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被阎锡山视为股肱，委以第六师师长、新编陆军总指挥、第二军军长等职。1927年于山西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率军克复平津。1937年参与平型关、忻口等战役。后驻临汾，指挥晋南部队。
阎锡山曾说：“政务识见要识势。势，外力也。乘势而行，势为我助，难者亦易；逆势而行，势为我阻，易者亦难。但势力有宜乘其头者，有宜乘其腰者，有宜乘其尾者，乘之不当，效力并减。”
1930年，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等在北平举行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联合反蒋，另组国府。由阎锡山任国府主席，阎选定于9月9日上午9时在怀仁堂宣誓就职，以后定为“九九”纪念，谐音“久久”，寓长治久安之意。时有好事者打趣：民国十九年9月9日上午9时，合为“四九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着，走为上计”，扩大会议岂能久乎？后东北军入关，扩大会议于9月19日撤离平津，距阎等就职开府仅10天，真可谓“短命政府”矣。
1931年4月，阎锡山反蒋失败，避居大连之时，回念前尘，感慨系之，写下一条政治格言：“何谓智圆？今则解之矣！打得过滚，才叫圆。此刻体知，不可晓之。”
阎锡山曾说：“剿共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防共是九分政治，一分军事。”
阎锡山出行爱骑毛驴，因驴擅长爬山，山西乃多山之地，且毛驴矮性驯，好骑易扶，阎骑驴出行左右必有五六人扶持。有外国人见状，戏称阎为“毛驴将军”。正因为如此，他的毛驴也特受优待，有专人伺候。阎锡山系统内部有句俏皮话：“你真是会长（阎兼同志会会长）的毛驴，享尽福了。”
阎锡山的会客室里有很多“伟人”肖像，阎要接见哪方面的人，就把哪方面的像挂出来。
1930年中原大战，冯阎战败。阎锡山被迫离开山西下野，但阎的势力犹在。******为了从根本上挖掉阎锡山的基础，通过太原祥记公司先后送给颇有实力的阎系将领杨爱源九十万元。杨接到这笔款后，踌躇再三，还是将他与山西诸将平分，最后，他把各部将领收据汇总寄给******，连一个谢字也未提，******偷鸡不成白蚀两把米。
1930年，阎锡山战败下野，与心腹数人打扮成商人模样乘汽车北退大同。这时山西军队退集大同者甚多，那个栈房都有军队。阎锡山等找了个栈房，刚想进去休息，就被住内的丘八骂道：“瞎了眼的东西，看不见这里有你兵老爷吗？滚！”阎锡山等人面面相觑，叹道：“今日方知丘八的厉害！”
阎锡山曾规定，在各种集合场所，闻第一声道阎锡山时，必须“一律立正”。还规定每周两小时组织课，专门讲授会长（指阎）传略、会长学说、会长言论。在办洪炉训练时，值日官看见阎登台即起立高呼“拥护会长”、“敬爱会长”，全场呼应。阎下台时又必须喊“会长健康”、“会长万岁”的口号以相送。
阎锡山常说：“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对于金融事业，从银行到银号、到钱庄和典质业，他无不插手经营和控制。他的拿手戏就是滥发纸币。有“省行票”“垦业票”“铁路票”“盐业票”，又有“信用券”“土货券”“合作券”“食粮券”“饲料券”“饲草券”等变相纸币。
一次，阎锡山设宴款待******部下将领李文等人，酒过三巡，阎的侍卫突然发现李文和手下将领身上都掖着小型手枪，感到十分紧张，研究了半响，还是前去如临大敌似的“有礼貌”地摘了李文等所佩之手枪。宴后阎锡山对侍从作出了表扬，并说：“事先不察是你们最大的失职；事后当机立断，表现了对领袖的忠贞，可以将功折罪。”
1935年，阎锡山在太原实行居民身份识别证制度。识别证系布制，盖有省政府的小章，有正方形、圆形证、椭圆形证和三角形证四种，分别代表不同身份，均佩戴于左胸，凡上街不带识别证者，即被扣押审讯。凡属政府官员，由所在机关主官负责担保，发给正方形证，系好人，取“鲜亮方正”之意；市民和学生，能找到两家殷实店铺担保的发给圆形证，属于次等好人；能找到一家铺保的发给椭圆形证，属于中人；只能找到两个人作保的发给三角证，则被人认为“坏人”嫌疑，打入名册，行动受限。
抗战前，阎锡山自作《将来希望歌》，歌词中云：“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到；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
1936年5月25日，******给阎锡山亲写一函，让与红军作战中被俘的阎军团长郭登瀛回太原转交阎锡山。毛在信中说：“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时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软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张学良即致电阎锡山，请他到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阎锡山接电，立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讨论对策。阎锡山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太蛮干了，已大伤元气。”经反复磋商，阎锡山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解救******，在回电中责问张杨：“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后因此而获南京政府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