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震在蔡锷病逝后，由日本拍电回国，电文说：“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还倾注了大量心血于《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民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着，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所得，着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他在“导言”中说：“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该书1921年问世后，年余内出了三版。《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下笔不能自休，与原书字数差不多，梁氏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可算当时学术界的佳话。
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悟说：“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龚似乎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以为蒋过于敏感，自忖“将来中日开战，无论如何，中国的半壁江山不会沦于敌手。”
1923年3月，百里先生之母杨太夫人，病逝于浙江海宁硖石镇故居，梁启超为蒋母亲撰墓志铭。铭文中，述及梁与百里先生的关系，有“启超与方震交逾二十年，居同学，出同游，天下事则同患难，以故知其行谊及其家世最稔”之句，语含真挚。
蒋百里认为：中国人在种族上素无狭隘之见，却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中国人的国家疆界与种族界限很模糊，不大与人分，很缺乏国家成见与种族偏见，而文化问题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外族征服，非第从种族观念上抱亡国之痛，更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于文化之灭亡。中国人的力量往往为保卫民族文化一念而显发出来。诚如中国古语所说，“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蒋还举例说，曾（国藩）胡（林翼）之奋起抗洪（秀全）杨（秀清），曾胡之所以胜，洪杨之所以败，原因甚多，但其中含有一个文化问题。
冯玉祥对蒋百里推崇备至，南苑练兵时，给所部将校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其中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赫然还有“蒋方震曰”。
1926年，蒋百里自汉口回沪，五省联帅孙传芳请其出任上海商埠总办（即上海市长），蒋百里荐好友丁文江出任。之后，孙传芳再请他出任五省联军总参议，百里先生仍一笑置之。再后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请他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议，蒋百里以甫辞吴佩孚的十四省联军总参议，不宜朝秦暮楚，予以婉拒。
蒋百里曾说：“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发现以基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希腊、罗马虽在欧洲取得文化先进美名，但今日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却不是当年的希腊人、罗马人。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的不一致。”这个论断，时人誉为他的名言之一。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之时，蒋把在京寓所交其出售，以度难关。1930年蒋百里入狱，徐志摩竟携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天下哗然，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徐志摩（1897—1931），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浙江海宁人。现代诗人、散文家。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创办《军事周刊》，普及军事常识，请蒋百里来主编。黄炎培也说他“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
1932年淞沪抗战时，蒋百里正寓居上海。驻防于此的第十九路军许多将领，曾是蒋百里的学生，因而时常去拜见老师。2月1日，蒋百里对来访的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说：“五天内，日军会有一个师团开至上海，一定要注意防务。”张问其缘由，蒋百里却反问张：“我今日读日本人的《每日新闻》报，头版头条登的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这意味什么呢？”张襄只是茫然摇头，不知所以。蒋百里又接着说：“日军出战，按例要先报告天皇。虽说天皇不能决定派兵，但形式必须如此。再依照日军的运输能力来推断，可在三天之内，运送一个师团到达上海，预计这个师团可在五天后投入战场。”果然，2月5日，日军在闸北大举反攻，中日双方遂展开激战。
1937年初，蒋百里军事论着集《国防论》出版，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国防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日后******、白崇禧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均有百里的影子。
蒋百里曾说，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着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
“七七事变”后，蒋百里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蒋的话几乎是传诵一时，只可惜他英年早逝。
蒋百里多才多艺，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与诗词歌赋。极富口才，雄辩滔滔，言语风趣横溢。
民国着名报人陶菊隐早年就闻蒋百里之盛名，待后来与蒋结识，说：“初以为他是个须髯如戟的伟丈夫，而见面之下，温文尔雅不类其人。”
蒋百里在德国时，国内汇来的钱大多被他用来买书，而文史方面的，比军事书籍更多。蒋的德国友人回忆，秋天橡树落叶中，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作品，风神俊朗如神仙中人，这就是蒋百里。
蒋百里携两女到德国，一位老太太对他说：“儿女求学固然重要，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教给孩子重视群体生活。年轻人最忌内心忧郁和孤独，学习好了，身体却虚弱了，精神也被消磨了。这种有知识的人，对国家和社会无益。所以除求学外，父母还须重视儿女们的周围环境，让她们跟多数人在一起，多过点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蒋回头对孩子说：“这位老人的话，就是课堂外极可宝贵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