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坷同幼年的朋友一直没有联系，入伍到了新兵团，意外地遇到了刘毛妹。第一次见面，部队在集合，只匆匆握了个手。小时候他们多少次脊背贴着脊背比过个儿，始终不差上下。现在毛妹一下蹿到了一米八二。小陶觉得，刘毛妹除变得人高马大以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变。和她握手，涨红了脸，还像个怯生生的女孩子。随后又有几次见面，小陶才感觉到，同她一起长大的这个年轻人变得完全陌生了。那一对眼睛，朦朦胧胧的，失去了原有的明澈光亮。当孩子的时候，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现在倒很不讲军风纪，常常是解开两个纽扣，用军帽掮着风。抽的是五角以上一包的烟，一连串地吐着烟圈儿。无论说起什么事情，他都是那样冷漠，言语问带出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嘲弄的味道。不像小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强烈的兴趣，有着十足的热情。谈起小学的同学，某人某人现在搞什么工作，刘毛妹说：
“无所谓，我的看法是干什么都行。因为什么都不干好像是不行。”
小陶问他：“既然这样，你何必一定要到部队上来呢？”
“既然你可以来，为什么我不能来呢？”
他们谈起了争取入团、入党的事情，刘毛妹感叹地说：“一年团，二年党，三年复员进工厂’。在知青点上的人和那些没有着落的社会青年看来，这当然是很够羡慕的了。其实又有多大的意思，没劲！”
小陶有几次试着给她幼年的朋友一些劝告，她说：
“我看见一篇文章上讲，‘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没有蓝天彩霞’。你就是这样，因为不相信有蓝天彩霞，干脆剪掉了自己的翅膀。毛妹！别太悲观，我们需要振作起精神来。”
“我也在报上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说：‘请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覆盖地上的沙漠。’”刘毛妹逼视着小陶。
“毛妹！瞧你的眼睛，别那么盯着我好不好。我不是样板戏里穿一身大红的女主角，‘站在高坡上，伸手指方向’，教导你‘向前看，再向前看！’我并不是让你缩成一团，胳膊肘拐一下，生怕碰着了谁。你心里有岩浆，喷出来好了……”
刘毛妹打断了小陶的话：“恐怕现在需要的不是岩浆，是温吞水，六十来度，还赶不上二锅头的度数。看来，我们这些小字辈的还是尽可能‘正统’一些好。”
“经常听人讲到‘正统’这个话，究竟你是指的什么呢？”陶坷问。
刘毛妹想了想说：“确切的意思是什么，没考证过。所谓‘正统’思想，别人一定可以作出种种美好的解释。不过照我看，这似乎是意味着服服贴贴，得意于迷信愚昧的一副精神枷锁，意味着一本正经，拿腔作调，俨然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岂不知这种人够多么可怜，等于一个有血有肉有毛孔的机器人就是了。”
他们谈到小时候一起读过的那些小人书，陶坷愉快地回忆说：
“小人书上画的那些英雄人物，有些连胳膊腿都安得不是地方，我们总一篇一篇过细地看，翻完了又从头看。有几本现在拿来看，我还是很喜欢。”
刘毛妹嘲弄地笑笑说：“你还是依赖于幻想生活，需要从童话里汲取营养。我不再需要依赖于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需要，我希望能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陶坷越来越感到很难和他谈得拢。可是，每次见面以后，她总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等待着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一天晚上，部队在广场看电影。放映中间等跑片，解散休息。刘毛妹悄悄约陶坷去走走，小陶觉得不大好，还是跟他去了。转游到营房背后，他们避开路灯，走在浓密的树荫下。刘毛妹一下抓住了小陶的手。他一双大手热乎乎的，那么有力，像两把铁钳。小陶心慌意乱之中，已经感觉到抽烟人口里的那种气息。她极力向后仰着脸，躲避不开，双手被紧紧抓住，就用头在刘毛妹宽大的胸脯上彭彭地撞击着。刘毛妹只好放开了她。陶坷跳到灯光下面去，整了整衣服，沉静地说：
“我可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温暖了。毛妹！难道我们相互温暖一下，或者说是让我来温暖温暖你，一切就会好起来了吗？”
陶坷扭头走了。从此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也没有通过信
陶坷竞能忍住了眼泪，默默地听那个跟担架的小战土讲述刘毛妹牺牲的经过。
“昨天攻打3号高地，我们二连是主攻，营里要配一个步话机员给我们连。别的几个步话机员都争着报名，刘毛妹不作声，在一边卷着烟抽。他心里有数，配属给主攻连，肯定是要过硬的’报名不报名也是他的事儿。可不是吗，最后营里派了他，跟我们突击排上去了。
“本来决定偷袭，到了高地下面，踩响了地雷，副连长只好命令我们强攻。这个垭口高地，是316A师的重点设防阵地，修了三道环形堑壕，两侧十多个山包的火力都可以支援这里。冲过第一道堑壕的时候，副连长牺牲了，一句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出发前副连长指定了一排长作他的代理人。刘毛妹找到一排长，跟上他继续往上冲。不一会，一排长又受伤，流血过多，不行了。他指定的代理人是副排长，刘毛妹又跟上副排长继续战斗。副排长拿着话筒，正和指挥所通话，重机枪一阵风地扫过来，他当下牺牲。步话机也被打坏，不能再用了。由于指挥中断，部队开始有些稳不住了。三班有几个战士，把钢盔压得低低的，遮住了自己的脸，要往下撤。步话机员虎势地上去，一脚把走在前头的一个踹倒了。他直直地瞪着他们，火光下看见，那两只眼睛好疹人哪！三班的几个人不敢再动了。步话机员跳到堑壕上面，大吼一声说：
“‘大家不要慌，现在听我指挥！’
“当时我们嘴上不说，心里嘀咕着。你能行吗？不是干部，又不是党员。
“看样子硬冲是不行。刘毛妹分派了两个战斗组，从两侧佯攻，故意弄得竹子哗哗啦啦响，吸引敌人火力。他带着部队，顺环形壕绕到高地背面，突然发起攻击，冲过了最后一道堑壕。
“不想刘毛妹胸部和腹部受伤，右腿膝盖骨也打断了，小腿活活甩甩的。用了7个救急包，才包住了他那些伤口。同志们要背他下去，他说什么也不干。我强把他背起来，他老实不客气，在我肩膀上狠咬了几口，我只好把他放下来。讲好了让他在原地休息，等我们一离开，他就拖着一条断腿向山顶上爬。后来我去看，他爬过的地方茅草铺倒了，草叶上挂着一珠珠鲜红的血。
“连长和指导员带着二三排支援上来，占领了三号高地。这时候听见，什么地方有人用越南话在连声地呼叫。翻译说，他呼叫的是‘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原来这是越军的一个报话兵，他看高地已经完全失守，隐藏在一蓬竹子里，呼唤他们的炮群，想把我们主攻连全部盖在高地上。正赶上刘毛妹爬到这里，他悄悄过去，冷不防一下卡住了那个报话兵的脖子。那家伙抡起手榴弹，砸在刘毛妹下巴骨上。可他硬是不松手，等我们赶上去，敌人报话兵已经完了。越军装备的报话机也是中国给的，和我们部队用的是一个型号的。刘毛妹把敌人的机子调了一下，拿起话筒想要呼叫。下巴骨和牙床砸得稀碎，哪里还能叫出声来。他发出唔唔呵呵的声音，可以猜得出，他在向指挥所报告：
“‘二连占领3号高地！二连占领3号高地！二连……”’
“他丢下话筒，正了正军帽，把长头发掖进帽子里，又扣好了风纪扣。认真地整过了自己的军容以后，他闭上了眼睛，像是过于疲劳，一下睡着了。”
七
《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里汲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
沉默了好大一阵，小战士又接上说：
“我们步话机员这个兵，不是这次到前方来，恐怕人们是不容易真正了解他。只在平时看，你可能觉得他有些特别。怎么个特别法呢？说不出，你只能说，他就是他那么一个人。要讲聪明，人可真是够聪明的。在报话机训练班，别人都发愁密语背不会，白天黑夜地背。他呢，从来不怎么用心去背，到了密语考核，一二名里总少不了他。
“出发之前，别人都忙着订杀敌立功计划，写决心书，他不写，说没时间。可是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写一封长信，不许人看。牺牲以后，在他身上找出来了，是写给他妈妈的。”
“信呢？给我看看好吗？”陶坷伸出手要。
小战士从衣袋里取出信来，说连里特别交代他要保存好，一定要交给烈士的母亲。信是步话机员原来包好的，怕湿了雨水，包了两层塑料纸。
陶坷捧着字迹潦草的信，急切地读下去。
亲爱的妈妈：
我以前很少写信，现在想好好写封信给妈妈，可是时
间紧张，我只能抓空子陆陆续续写一点。一过红河，恐怕
就一个字也不能写了。
前年入伍，我是有过犹豫的。听人说，批准我入伍有照顾的因素在内。我一想到自己在享受照顾，心里很不舒服，这是爸爸用他的惨死替我换来的呀！不过我还是到部队来了。我当时也没想到在我服役期间可以捞到打仗，只是觉得在知青户太闷人了，想换个环境，新鲜新鲜。现在马上要开赴前线，我才清楚意识到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了。这次出去，比起您和爸爸经历过的几次战争，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总算参加了战争。
在吹哨子，要讨论动员报告，暂时止笔。
我接着昨天写。营长一再讲，要保证睡眠，准备参加战斗。可是这几天我一直睡不好。不知怎么，好像总有人翻来覆去在我耳朵边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里的一句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支歌曲写在中华民族几乎被日本人蛇吞的历史危亡关头。现在越南人在边境地区整我们，情况不像那时候严重。不过，越南当局为什么竟敢于如此，竟觉得欺侮一下十亿人口的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实在是值得想一想的。同志们谈起来，都说内心隐隐的有一种危亡之忧。这种感觉并不完全出于神经过敏。“四人帮”粉碎了，工作重点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了，说中华民族还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似乎是说不通的。其实，力争四化，这本身不正是回答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吗？这个世界，你站在落后地位上，也就是站在危险的地位上。同时别忘了，有人曾经对周总理和一些老同志说过，“10年以后见”，这才过去了几年？我很担心，不要在“高举”的名义下，又来个几月风暴，把人们一切美好的希望给吹个无影无踪。谁知道呢！我怕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经不起再一次被推到这种危险的边缘了。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再一次“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了。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国歌，为了填写新国歌的歌词，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贡献了自己的艺术才能。《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曲里汲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
前些年，“四人帮”任意歪曲宣传党史和军史，已经出了不少文章批驳他们。我想，无论从正确的或是错误的观点去看，有一个事实总没有疑问，那就是除去自然死亡之外，先烈们是在两种情况下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一种是倒在同敌人厮杀的战场上，一种是倒在内部阴谋的残害中。看来这是一条规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爸爸在第二种情况下离开了我们，我这次则有条件占据第一种情况。我的好妈妈！如果这样，您一定不要难过，不必像哭爸爸那样为我流泪。您的泪水早流尽了，再为我哭，眼睛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妈妈！您可能觉得我写这些。口气不小，似乎一定可以做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不是这样，在火线上这很难讲，也许我的心脏正巧碰上一颗流弹，一秒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随便一个小小的任务也来不及去完成。这就是战争，在意想不到的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有人付出他最大的代价。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心安了。
妈妈这次来信，又一次说爸爸等于是您害死的。为什么您总是把我们家的不幸归罪于自己呢？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愿和妈妈谈及这些，使您误解了，以为做儿子的直到现在还不愿意谅解母亲。
营长要求再检查一下机器，我晚饭后再来写。
好妈妈！您不必这样。别人议论，讲些难听话，那是自然的，莫非我也不了解爸爸的“案”情吗。您对爸爸的那些作法，无非是表示划清了界限，为了我和弟弟的前途不至于受到无可挽回的影响。爸爸心里也不会不明白。
当然，最好是妈妈不那样做，不给爸爸那样的刺激。您来信中引用了鲁迅的几句话谴责自己：“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箭，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如果可以这样比喻，我认为那是您自己服下了一种可以使人全身麻痹的慢性毒药，同时也误进给了爸爸。这种慢性毒药，就是我们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封建传统的旧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培育了我们人民许多美好的品德，善良温顺，忠实敦厚，谦恭忍耐。到了共产党人身上，这些品德发出了新的光辉。这就是坚强的党性，严格的组织观念，维护领导，信任同志，讲团结，讲让步，讲顾全大局。这如同古老的中国宫灯，将蜡烛改换了明亮的碘钨灯泡。这些美德既是带着古老历史的光照雨露，它和两千年封建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也就不会绝缘。在我看来，两者不过是相隔着一道细细的田埂，这边是温顺，迈一步过去，就是屈辱。妈妈！在对待爸爸的问题上，您迈过了田埂。我并不特别责怪自己的母亲。你们这一辈人里，固然有敢于拍案而起的。但有很多比妈妈革命历史更长，职务更高的人，包括我们一向尊敬的某些老同志，由于那种慢性毒药在他们身上起着作用，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也不免是那样软弱顺从。他们仿佛是在雪线以上的稀薄空气中生活久了，已经适应了不民主的缺氧状况。妈妈可以说是彻底划清了界限，在您的“结论”里仍然写的是“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臭老婆”。一些人说到这个结论，觉得拗口，往往简单地说成“现行的老婆”。我因为受不了人们这样侮辱母亲，和别人家孩子打过多少架，鬓角落下了一道伤疤。假如这次我在前方被炮弹地雷炸着，那不算是受伤，那叫作挂花，只有我鬓角的疤痕，才真正是受伤留下的。
亲爱的妈妈！我一个晚生后辈，也许不合适给您写这些的。我是想让您相信，您不见得比别人应当受到更多的内心谴责，没有什么理由说明，唯独您不能得到谅解。
就写这些了，我并不打算寄出，如果您收到了这封信，那一定是战友们替我收检遗物找出来的。
代问弟弟好，已经没有时间，不另外写信给他了。
祝妈妈愉快，再见了！我希望能像外国电影里那样，跪下来吻别您，生我养我的母亲。
您的儿子毛妹
于登车出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