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们也许可以回答说，今天的地狱和今天的酷刑一点不逊于中世纪的。然而，贡布罗维奇所说的改变是真实的。正确评价改变的困难在于，一切新生事物都总会受到特别的贬低。现代国家的公民已不再是乡村或地区的居民，他们懂得如何读写，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更高等的知识层次的营养。他们在较低层次上人为地靠电视、电影和画报来支撑--这些媒体之于心灵，就如同旧中国太小的鞋之于女人的脚。与此同时，精英忙于所谓的“文化”，主要包括为充气派而出席的沉闷仪式。因此，基本的人类心灵向科学和艺术开放仍只是一种潜能，尚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变成无所不在的事实。
然而，一个诗人会预先假定存在着一个理想的读者，而这种诗学行为既预示着这样一个未来又加速这样一个未来的到来。我已在前面谈过生物学课，谈过今天到处被宣扬的简化的世界观。我已表达过一种希望，希望这种世界观会被另一种更能适应世界和个人的复杂性的视域所取代。在我看来，它似乎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由人类基本力量开启的新向度联系起来，这新向度--我预期我的听众会对此略感吃惊--就是我们人类往昔的向度。这看上去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大众文化似乎已迅速地倾向于忘记重要事件以至忘记近期事件，而学校也愈来愈少教历史了。不过，让我们看看同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往昔的绘画和音乐从未像现在这样，可通过复制和录音如此普遍地被欣赏。过去文明的生命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生动地被重新创造，而现在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的人群数量之多则是没有历史先例的。因此可以说，虽然技术把历史挤出教室，但是技术也弥补了，也许甚至是非常慷慨地弥补了它所摧毁的东西。我斗胆作一个预测：也许很快，就在二十一世纪，人们将断然抛弃主要以生物学为标志的世界观，而这将是一种新获得的历史意识带来的结果。人们将不再通过那些使人与进化链中更高级的形式联系起来的特点来呈现人，而是侧重人的其他方面：那个对自己也感到神秘莫测的生命，那个不断地超越自身局限的生命的殊绝性、陌生感和孤独感。人将愈来愈与自己背道而驰，愈来愈深思其整个过去，寻找开启他自己的谜底的钥匙，并通过移情，穿透往昔世代的灵魂和全部文明的灵魂。
这方面的预兆可在二十世纪诗歌中找到。在一九〇〇年，教育当然是一小撮精英的特权，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训练，这两种语言是人文主义理想的残余。还要求用原文读某些古代诗人，对他们有一定程度的熟悉。那个时期已经结束了，拉丁语甚至已从天主教礼拜仪式上消失，重新恢复的机会并不大。但是，与此同时，从诗歌判断，例如拿罗伯特·格雷夫斯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诗人和翻译家。的诗歌来说，地中海人--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的过去已开始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而且其程度比它在我们那些有教养的先辈意识中的存在还要强烈，尽管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诗人那里找到众多同类例子。此外，源自欧洲文学或源自文学传奇的神话人物，也得到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生动的表现，
例如哈姆雷特、李尔王、普洛斯佩罗、弗朗索瓦·维庸、浮士德。
从这个角度看，有一位诗人的冒险是值得一提的，他的诗中，至少有一些属于二十世纪艺术的正典，而他则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尽管他的作品整体而言是参差不齐的。康斯坦丁·卡瓦菲斯是一位来自亚历山大的希腊人，生于一八六三年。他曾做了很多尝试，想以世纪末的精神写作。之后，他勇敢地拥抱一个理念，它与他的同代人那些高度主观性的文学时尚背道而驰。他认同整个希腊世界，从荷马时代一直到塞琉西王朝和拜占庭，他使这些时代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因此可以说，他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也是他进入自己的内心王国的旅行，这内心王国也即他作为一个希腊人的历史。也许他这种冲动，来自他对英语诗歌的熟悉，主要是罗伯特·勃朗宁及其戴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物的面具。指勃朗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名公爵的角度讲话。也许他还读过皮埃尔·路易皮埃尔·路易(1870-1925)，法国诗人。的诗集《比利提斯之歌》。尽管如此，卡瓦菲斯最好的诗，都是沉思过去的，过去被他拉近了，使得数百年前的人物和情景被读者当成亲属来看待。卡瓦菲斯似乎属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但这是一个错觉，这错觉源自于他很晚才透过翻译抵达世界诗坛。事实上，他有生之年几乎默默无闻（尽管T.S.艾略特曾在《标准》杂志发表过他的诗），直到一九三三年逝世之后才逐渐被发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出他最着名的诗。《等待野蛮人》写于一八九八年；《伊萨卡岛》第一个版本完成于一八九四年，第二个版本完成于一九一〇年；《季米特里奥斯国王》作于一九〇〇年；《大琉士》和《公元前三十一年在亚历山大》作于稍晚的一九一七年。
由于我在这些讲座中试图展示我的波兰背景，并使用了一些来自波兰诗歌的例子，因此，也许指出这点是合适的，也即卡瓦菲斯诗中表现的希腊的过去对一位波兰诗人来说特别容易理解。波兰诗人的真正家园是历史，并且，虽然波兰历史要比希腊历史短得多，但是它在失败和幻灭方面的丰富性，却是不遑多让的。卡瓦菲斯决定利用他自己的希腊历史，而他的波兰读者从他这个决定中认出了他们在读波兰诗人的作品时已经发现的理念：也即我们带着怜悯和恐怖来了解人类状况时，并不是以抽象方式来了解，而是永远在特定地点和时间的关系中了解，在某个具体的省份，在某个具体的国家。
我选择引用卡瓦菲斯的《大琉士》C.P.卡瓦菲斯，《诗集》，埃德蒙·基利、菲利普·谢拉德译，乔治·萨维迪斯编（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可能是因为作者是以某种居高临下的幽默来处理诗中的人物，而且诗中这个人物是一个担心自己的名声的诗人。他追求名声，既为了从君主口中获得称赞，又为了赢得那些恶意批评家的承认。这首描写一位两千年前的诗人的诗，与我对自己的专业所持的那种略带反讽的态度可谓不谋而合，这点也许可从我在这里谈过的关于这个专业的某些特性中看到。
大琉士
诗人斐纳齐斯正在写
他的史诗的关键部分：
希斯塔斯皮斯之子大琉士
如何接管波斯王朝。
(就是他，大琉士，成了我们光荣的国王
米特拉达梯，狄奥尼斯奥斯和埃弗帕托的祖先。)狄奥尼斯奥斯和埃弗帕托都是米特拉达梯四世的别名，也有三者加起来作为全称的。在这首诗的另一个英译本中，即译为米特拉达梯·狄奥尼斯奥斯·埃弗帕托。
但这需要严肃认真的思考：斐纳齐斯必须分析
大琉士一定会有的感觉：
也许是傲慢和陶醉?不--更有可能
是对伟大本身的虚幻产生某种洞见。
诗人陷入对这个问题的深思。
但他的仆人跑进来，
打断他，宣布非常重要的消息：
与罗马人的战争开始了；
我们大部分军队已越过边界。
诗人吓呆了。何等的灾难！
我们光荣的国王
米特拉达梯，狄奥尼斯奥斯和埃弗帕托，
现在哪有心情过问希腊诗?
在战争中--想想吧，希腊诗！
斐纳齐斯精心制作了这一切。多么倒霉！
正当他有把握要以《大琉士》来
一举成名，有把握永远堵住
那些嫉妒他的批评家之际。
对他的计划来说，这是何等可怕的打击。
而如果这仅仅是打击，那还不太坏。
但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在阿米索斯是安全的吗？
这个城镇防御并不坚固，
而罗马人是最可怕的敌人。
我们，卡帕多西人，真的够他们打吗?
这可以设想吗？
我们要跟那些兵团较量吗?
伟大的诸神，亚细亚的保护者，帮助我们吧。
但是在他紧张和骚动的过程中
那个诗歌意念始终萦绕不去：
傲慢和陶醉--这当然是最有可能的；
傲慢和陶醉肯定是大琉士所感到的。
如同我们从对卡瓦菲斯这首诗的注释了解到的，斐纳齐斯是一个虚构人物。他生活的城市阿米索斯位于本都也即黑海海岸。米特拉达梯四世（埃弗帕托）是本都国王，于公元前七十一年发动与罗马的战争，诗中所讲的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三年后，阿米索斯被罗马人夺取，米特拉达梯国王于公元前六十六年败给庞培。
我刚提到认同过去的人物，提到一种有助于我们穿透时间帷幕的博爱感情。诗人斐纳齐斯说明了诗歌事业的一个秘密。
当战争爆发，在他的城市和国家命运未卜之际，他那些担忧是喜剧性的。然而，在他显露他的职业病--他太在意人们给予他的作品好评--的同时，还有别的事情占据着他：“但是在他紧张和骚动的过程中/那个诗歌意念始终萦绕不去。”一个诗人不可能完全不玩他那荣辱的小游戏，但与此同时，“那个诗歌意念”一而再地把他从他的自我中解放出来。这一切之所以获得某种特别深长的意味，恰恰是因为阿米索斯城、诗人斐纳齐斯和王国的国王对我们来说都只是一些阴魂，他们要求我们赋予他们生命，如同荷马诗中冥府的阴魂要求的那样。
使过去的事物显现于眼前。我们甚至倾向于相信一个诗人仅仅因为他可以在一座存在于两千年前的城市的街道上漫步而获得不止一个生命。当人们在古代艺术复制品中、在建筑中、在时装中、在拥挤的博物馆中寻寻觅觅搜索过去时，他们所求的也许也正是这个。一个单向度的人，希望通过穿戴其他时代的面具和衣服，体验其他时代的感情方式和思想方式，来获得其他新向度。
这里似乎还牵涉到一些更严肃的问题。“从哪里，会有一次更新降临我们，我们这些糟蹋和毁坏了整个地球的人？”西蒙娜·薇依问道。而她答道：“只有从过去，如果我们爱它。”乍看，这是一个谜似的说法，很难揣测她心里到底要说什么。可以通过她别的看法来理解她这句格言的意义。例如她在别处说：“有两样东西不可能被简化为任何理性主义：时间和美。我们应从这两者着手。”或“距离是美的灵魂”，过去是“用时间编织的永恒的颜色”。在她看来，人要穿透现实是很困难的，因为人被他的自我妨碍着，也被为他那服务自我的想象力妨碍着。只有时间的距离才能使我们看清现实，而不至于用我们的激情来歪曲现实。而以这种方式看到的现实是美的。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如此重要：“在过去，现实感是纯粹的。有纯粹的欢乐。有纯粹的美。普鲁斯特。”当我引用西蒙娜·薇依时，我想到究竟是什么使我个人如此容易接受她的净化理论。很可能不是她所珍视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作品，而是我更早、在童年阅读的一部着作，它也是此后一直陪伴着我的着作--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在这部诗中，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普通事件都变成了一个由童话构成的网，因为它们都被描写成发生在很久以前，而且痛苦则是不存在的，因为痛苦只影响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而不会影响那宽恕一切的记忆所唤起的人物。
在人类将寻找净化的现实、寻找“永恒的颜色”这个意义上，换言之，也就是寻找美这个意义上，人类也将探索自身。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世界将被美拯救时，他的意思很可能就是指这个，尽管他对文明的命运是疑虑重重的。这意味着，我们因为现实与我们心中欲望之间的落差而陷入的愈来愈深的绝望，将会被治愈，而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也许就是上帝眼里所见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怀着欲望和痛苦所感知的世界--将与其所有善与恶一起被接受。
我已提供了各种答案，回答为什么二十世纪诗歌有如此阴郁、末日式音调的问题。原因很可能无法缩减成一个。诗人与人类大家庭的分离；当我们被禁锢在我们个人的短暂性所形成的忧伤里时，便逐渐变得明显起来的主观化；文学结构的自动作用，或仅仅是时尚的自动作用--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有其重量。然而如果我宣称现实主义就是诗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渴望，那么我就理应对我们的困境作一番冷静的评估。地球一体化进程并不是没有高昂代价的。通过大众传播，所有语言的诗人都接收到关于整个地球表面上发生的事情的信息，关于人对人实施酷刑的信息，关于饥饿、悲惨和羞辱的信息。在诗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一个村落或地区的时代，诗人没有这样的重负。现在不同了，难怪他们在道德上总是愤慨的，难怪他们感到有责任，难怪任何科学和技术进一步胜利的前景都不能遮掩这些混乱的形象和人类蠢行的形象。而当他们尝试设想最近的将来，他们什么也看不到，除了随时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和战争。
这不是一个适合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的场合，像算命先生和未来学家所做的那样。诗人的希望，我扞卫、我提出的希望，并没有附上任何日期。如果解体就是发展的一个功能，如果发展就是解体的一个功能，那么两者之间的竞争也许很可能以解体的胜利告终。在很长时间内，但不是永远--而这儿正是希望进入之处。它既不是妄想的，也不是愚蠢的。相反，每天我们都能看到有迹象表明，现在，就在此刻，某种新事物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诞生：人类作为一股意识到自己超越自然的基本力量，因为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是说，活在历史中。
索引
Adorno,Theodor阿多诺,特奥多尔，129
Age of Raptures狂喜时代,18,20,25,4950,70
Age of Reason理性时代,18,20,50
Age of Progress进步时代,25
Akhmatova,Anna阿赫玛托娃,安娜,23
American Civil War美国内战,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