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饰主要是神兽和车马人物画像的图案，多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社会生活为题材，有的构图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出现佛像纹。纹饰主次分明，动静结合，线条严谨活泼，画面和谐感人，其表现方法仍是浮雕式。同时，还流行叶纹、禽鸟、兽纹以及半圆、方枚、连弧纹等，连弧纹之弧度较之汉代为平缓，连弧上一般都装饰有鸟、兽等纹饰。用作主纹外装饰的锯齿纹、短斜线、几何图案等多见。
铭文有施于主纹之外或镜缘上的长篇铭文带，有施于主纹间和方枚上的短句，方枚上的铭文每枚施一至四字不等，笔画纤细。名文书体，魏晋时仍袭汉风，流行减笔字，南北朝时的镜铭，减笔字反而减少。纪年镜较多见。
这时期最流行的是神兽镜，其次是画象镜。同时流行变形四叶纹镜、夔凤纹镜以及瑞兽镜等。
神兽镜圆钮，圆钮座。花纹缘或缘饰铭文带。直径多为11—13厘米余。主纹为浮雕式神兽纹，基本可分为重列神兽镜和纹带神兽镜两种。
重列式神兽镜一般是分五个阶段配列神兽，每段一至二尊神像，神像之侧配以禽鸟、龙虎、玄武、兽等。少数有分六段或三段配列的。有的镜缘饰铭文带。如1978年鄂城出土的黄龙二年重列神兽镜，圆钮、圆座，径13厘米，边厚0．3厘米，主纹是七神、三侍、五兽、二凤、一龟蛇分五段上下重列，边缘一圈变云纹，其内是铭文带：“黄龙二年七月丁未朔七日癸丑，大师鲍豫而作明竞，玄三商，灭绝孚秽，服者高迁，位至竹帛，寿复者石也。”又如黄武六年（公元227年）重列神兽镜。
纹带式神兽镜大圆钮，圆钮座，多在钮座上饰一周草朵纹。缘饰鸟兽纹、草朵纹等，主体纹神兽环绕排列于钮座外，形成一周纹带。主题内容为四神、四兽，有的在个体突出的四神、四兽间，配以若干个体较小的侍神和小兽，纹带之外多有半圆枚与方枚，数量不等。每个方枚上有四字的，常见为“天王日月”；有各为一字的，如合文为“三公九卿十二大夫”等。有的缘里饰一周铭文带。如鄂城出土的黄武六年镜：扁圆钮，圆钮座，直径11．6厘米，纹带之外有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各刻一字，合文为“市北王古师左也工大主士大吉兮”。再外为锯齿纹，缘饰云纹一周，之内铭文带：“黄武六年三月十日壬巳朔，身吏亭度之什，羊吉有，宜市来今史命平天，人可大吉”。
在纹带式神兽镜中，主题纹饰里见有以佛像和模仿佛像的神仙像代替神兽镜常见的神仙像者。这样的镜例在日本出土和见于著录的有四面。1964年，湖北鄂城寒溪公路出有一件，为圆钮，圆座，缘饰花纹两圈：外圈为连作的流云纹；内圈饰羽人操舟、羽人逐日、羽人骑凤、奔龙、飞凤等珍禽异兽纹。直径15厘米，缘厚0．4厘米。主纹纹带之外，有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各有一字，合为：“九日员象，异服者命长。”主纹由四组神像和四神兽交互配置，4组神像之中，有两组各为一神像，另两组各为二神像，其中一组为二个侍神，另一组则为二尊佛像。王仲殊先生称此为画文带佛兽像。
若将这一时期神兽镜与东汉时期神兽镜作比较，可以看出，神兽数目较汉代增多，就神兽形象言，神像形象突出但躯体相对瘦长，神兽形体一般较小。同时，重列式神兽镜中不见有钮之上下直行铭文的做法。
神兽镜中多有纪年铭者。魏纪年镜有黄初二年（公元221年）、黄初四年镜；吴纪年镜最多，有“黄武”、“黄龙”、“嘉乐”、“赤乌”、“建兴”、“太平”、“永安”、“甘露”、“宝鼎”、“凤凰”、“天纪”等；西晋纪年镜有“泰始”、“太康”、“元康”镜铭；东晋纪年镜有“咸康”、“太和”镜铭；西秦纪年镜有“太初四年”（公元391年）镜铭等。
吴纪年镜如：
黄龙元年纹带式（有半圆方枚）神兽镜。主文为：“黄龙元年太岁在丁巳，乾坤合化，帝道始平，五月丙午□□日中，造作明竞，百清青铜，服者万年，位至三公，辟除不祥。”方枚铭合为“□□朔，十二大夫入命三。”
赤乌元年纹带式（有半圆方枚）神兽镜。方铭为：“赤乌元年五月廿日，造作明竟，百清清铜，服者君卿，长药来（央），造镜（？）先师，名为周公。”方枚铭为“日月天王之神。”
太平二年纹带式（有半圆方枚）神兽镜。主铭为：“太平二年，造作明竟，可以诏明，宜侯王，家有五马千头羊。”方枚铭为：“天王日月，天王日月。”
永安四年重列式神兽镜铭：“永安四年太岁，己巳五月十五日庚午，造作明镜。幽三商，上应列宿，下辟不祥，服者高官，位至三公，女宜夫人，子孙满堂，亦宜遮道，六畜潘伤，乐未。”
永安四年纹带式（有半圆方枚）神兽镜。主铭为：“永安四年五月五日丙午日造镜，寿如东王公西王母，□□□宜长者吏人”。
宝鼎二年纹带式（有半圆方板）神兽镜：主铭为“宝鼎二年四月五日，造作明竟，百□青铜，服者老寿。”
西晋纪年镜如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纹带式（有半圆方枚）神兽镜，主铭为：“元康元年，造作明镜，百□正铜，用者老寿，作者长生，家有五马。”
画像镜三国六朝时期画像镜的纹饰题材基本上与神兽镜相同，是继承东汉画像镜发展来的，构图活泼，线条严谨，仍以表现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或社会生活为主，常见的是神人、鸟兽等内容。圆钮，圆钮座或双线方格钮座。缘饰锯齿纹和花草、鸟兽等图案。直径普遍较神兽镜为大。主纹为神人、龙、虎、飞凤等，分四或六组环绕布施于钮座外，每组间隔一大乳钉。有的在主纹外为铭文带。如鄂城西山出土的一件，圆钮，圆钮座，座外为四虎纹，主纹为掷丸神人二对及四兽二凤鸟，整个图案由六乳钉相间。其外为铭文带：“三羊作竞自有纪，除去不羊宜古市，上有东王父西王母，君宜子。”铭带外有短直线纹一周，缘饰锯齿纹及变异鸟兽纹图案。直径20．2厘米，缘厚0．6厘米。
龙虎镜圆钮，圆钮座。花纹缘。直径10—14厘米，有些在10厘米以下。主纹是高浮雕的龙、虎纹，环绕布施于钮座外，有的为龙虎对峙，有的为二龙一虎，有的为三龙等。有的主纹外饰铭文带。铭文如“孟氏作竟世少有，金龙在左，白虎”等。
变形四叶纹镜圆钮，圆钮座。素缘或缘饰神人鸟兽纹及几何形图案。直径多为11—19厘米。主纹为灵活变化的四叶纹。主纹之外有一周连弧，有的连弧外为宽素缘，有的连弧为镜缘的一部分，可称为连弧纹缘。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变形四叶鸾凤镜，四叶多呈宝珠状，叶内多见各填一兽纹，叶间配置四凤或八凤，其中以八凤最为常见，边缘是内向连缘纹或平素缘。还有的则在宝珠形四叶内或连弧内填充佛像。第二种是变开四叶兽首镜，主纹是四只或八只形状相似的兽首，其中四只大兽首作对称式布置；四只小兽首布施于大兽首之间。并以单线的近方形框连接四小兽首（有的镜四小兽首由花草纹代替），靠近边缘处都有一圈连弧纹。有的主纹与连弧纹之间有一周花枝纹和铭文带。铭文有纪年的，如三国魏甘露四年（公元259年）和甘露五年的纪年镜铭文分别为：
“甘露四年五月十日，右尚方师作竟，清且明，位至三公，□高官，□子宜孙。”
“甘露五年二月四日，右尚方师作竞，清且明，君宜高官，位至三公，保宜子孙。”
兽首镜除传世品外，在江苏、江西、湖北、陕西等省皆有出土。其流行于三国两晋时期。
瑞兽镜圆钮，圆钮座，多宽素缘。其基本特征是，主纹由瑞兽或有鸟纹与数个方格相间环绕布施于钮座外。有的为一圈纹带或四兽四方格，或三兽三方格等。有的为两圈纹带，外圈为兽、鸟与五方格相间环绕，靠近钮座的里圈为龙虎对峙盘绕。
五、隋唐铜镜
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从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约200多年中，隋唐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这个时期的历史，不仅影响着我国后来的社会发展，而且对世界文化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唐代物质文化反映在铜镜工艺方面，有了空前的长足进步。在纹饰和雕铸方面它完全摆脱了以前图案纹样那种拘谨古朴的规范，形成了一种自由、豪放的独特风格。纹饰内容繁盛多彩，有蔓草、莲花、葡萄、忍冬纹、宝相花、飞鸟、麒麟、狮子以及人物、故事等。各有生态，绚丽多姿，充分表现出制镜工艺的高水平。这些都反映了唐代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中外文化互相交流的结果。不仅内容新颖，而且雕造入微，活泼而生动，极富有现实生活感。尤其是金银平脱花鸟镜、螺钿花鸟镜、鎏金银镜，以及彩绘漆面嵌绿松石镜等特种加工镜子，制作都很精巧，代表了唐代制镜工艺发展的高水平。
隋唐铜镜外表呈银白色，部分铜镜呈黑褐色，感觉起来比较厚实，其成分经科学分析得知，铜锡的比例大体是铜平均约占69％，锡约占25％，铅平均占5．3％，与汉代的比例基本一致。
关于隋唐铜镜的分期，一般分作隋至唐初、盛唐、中晚唐三大段，这只是就发现情况来说，因为铜镜是耐用物品，所以中晚唐发现的就不一定是当时铸造的。从铸造上看，安史之乱应该是一大转折，但表现在铜镜上却又延续了许多年才看出来，因此盛唐铜镜的下限只好定在唐德宗，之后为晚唐铜镜。
隋至唐初铜镜
这个时期铜镜的形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者较多。钮除圆形外，也多见兽钮。有的制作精美，器体厚重；有的则较轻薄。
纹饰方面，该期仍继续流行“四神”和兽纹，间配以流云纹或规矩纹，但数量较前减少。而以鸾鸟葡萄、宝相花等为主题的图案纹饰逐渐盛行起来。并多见十二生肖形象纹饰。镜缘花纹常见云纹、流云纹、锯齿纹及水波纹和点线纹。
铭文内容多为祝颂的吉祥语，文体一般仍为诗歌形式的四言句。字体多为楷书，隶味较浓，字句齐全，点划无缺。
铜镜的种类基本可分为以下几种：
四神镜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兽形座或双龙方座等。镜缘除素缘外，常见饰以锯齿纹、变形云纹或忍冬纹等。直径多为14—25厘米，缘厚约1厘米。纹饰以一或二道锯齿纹相隔为内外两区：内区主纹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各据一方，其间夹以流云纹或规矩纹，规矩纹内各饰一兽首或兽面纹；外区或单为铭文带，或铭文与鸟、兽、鱼、龙、羽人等组成纹带。还有铭文带外施一周鸟兽纹带。铭文如：
“美哉灵鉴，览物称奇；雕镌合矩，熔洗应规，仙人累莹，玉女时窥：恒娥是埒，服御攸宜。”
十二生肖镜圆形，圆钮，连珠纹钮座。素平缘，缘内饰一周锯齿纹。外区主纹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内区有花草纹带。1957年，西安发现的隋唐李静训墓出土一面，镜的边缘有凸棱一周，镜背花纹，可分为四组。近钮处为铭文一周，文曰“长命宜新，光返随人”八字；第二周为缠枝卷叶花纹；第三周分为十二格，其中分别铸成十二生肖像，依次向左排列；最外一周为三角形纹饰。直径16厘米。李静训死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此镜制作当在隋初。同类镜于1955年西安郭家滩隋墓中亦有出土。
还有的铜镜，外区施十二生肖，内区配置四神，可称四神十二生肖镜。
瑞兽镜有方形和圆形的两种。
方形的少见，1955年西安郭家滩隋墓出土一面，其形制为圆钮，圆座，窄缘。内区花纹为四兽，镜之四角各施一兽首纹；外区为铭文带。其铭文为：
“杨府可则，盘龙斯铸，徐稚经磨，子承晋赋，散池菱影，开云桂树，玉面方窥，仙刀永故”。
圆形瑞兽镜的形制是，圆钮，圆钮座或连珠纹、柿蒂纹、花瓣纹、兽，纹钮座。窄缘，缘或饰锯齿纹、卷云纹、连珠纹及几何纹。内区多以四只矫健雄威的狮、虎、豹、熊之类的兽纹作主要纹饰，四兽或五兽、六兽、八兽不等，其间饰流云纹或规矩纹；外区一般饰一圈花草纹带。有的有铭文一周。或钮座外一方栏，方栏外四角各饰一曲尺形图案。栏外四边各饰一兽纹。常见铭文如：
“窥庄益态，韵舞鸳鸯，万岑永宝，千代长存，能明能鉴，宜子宜孙。”此为1954年西安郭家滩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墓出土铜镜铭文。
“昭仁□德，益寿延年，至理贞壹，鉴保长安，窥□起态，辩皂增妍，开花散影，净月澄圆。”此为1956年西安韩森寨隋墓出土铜镜铭文。
“灵山孕宝，神使观炉，形圆晓月，光清夜珠，玉台希世，红庄应图，千□集影，百福来挟。”有这种铭文的铜镜，也称为“晓月镜”。
“仙山立照，智水齐名，花朝艳采，月夜流明；龙盘五瑞，鸾舞双情，传闻仁寿，始验销兵。”铸有这种铭文的铜镜，又叫“仙山镜”或“仁寿镜”。
宝相花镜也称团花镜、簇六规矩宝相镜。圆形。圆钮，圆钮座或连珠纹、草阶纹钮座。高缘薄胎，缘饰锯齿纹或连珠纹等。直径多为13—18厘米。主题纹饰是图案形的六朵宝相花，缘内多有一圈铭文，主纹之外饰有弦纹或锯齿纹等。如洛阳伊川白沙杨岭出土的一件，为圆钮，连珠纹钮座，其外为连珠纹和双线圆圈为边缘的六朵宝相花环绕一周，其间衬以卷草和锦花。再外为两周连珠纹和弦纹。缘内一周铭文：“灵山孕宝，神使观炉，形圆晓月，光清夜珠，玉台□世，红□应图，千稿集影，百福来挟。”此类镜铭可称“灵山”铭。
铭文又如：
“玉匣初看镜，轻灰□（□）去尘；光如一片水，影照两边人。”此类铭文或称“玉匣”铭。
另外，还有“炼形”铭、“花发”铭等。
隋至唐初的铜镜，除上述外，还有四叶纹小镜、瑞兽葡萄镜、镶嵌螺钿镜等，但数量均不如前述几种多。
盛唐铜镜
这个时期的铜镜，无论从形制和纹饰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变化，显示了盛唐时期制镜工艺的崭新面貌和风格。这与当时繁荣昌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铜镜形制有了新的变化，除圆形及方形外，又创造出菱花式、葵花式等造型新颖的花式镜，并很为流行。镜体一般都较厚重，钮低而大。给人以浑厚、凝重之感。特别是铜镜合金中锡的成分比例增多，因而颜色净白如银。
铜镜花纹，除上期流行的兽纹、鸟纹、宝相花等以外，出现了一大批新题材，呈现出丰富多有的景象。花纹有取材于自然界的花鸟蜂蝶，有想象传说中的珍禽瑞兽，有向往幸福美好的神话故事，也有来自社会生活和外来文化题材的。纹饰的表现手法富于写实，具有高度的生活艺术感。图案多用高浮雕或浅浮雕技法处理。花纹组织秀丽柔健，细腻利落，结构疏密恰到好处，整齐布局，完美得当，和谐而大方。
铭文显著减少，铭文带的做法已很少见。这是本期铜镜的突出特点。
这一时期，唐初的兽纹镜、海兽葡萄镜、宝相花镜等几种镜子，这时期还继续流行，并有所变化。
珍禽瑞兽葡萄镜系由前期瑞兽葡萄发展而来。其形制多为圆形，亦有方形和菱花形。兽钮或圆钮，无钮座。缘饰花草纹、变形云纹等。直径大小不一，小有10厘米以下者，大有20厘米以上的。其布局基本是以一周凸棱将镜背分为两个区，内区有四五个，多至十几个形态各异的瑞兽，攀援、奔驰于葡萄枝蔓叶实之间。有的除瑞兽外，还饰有鸾凤纹。外区亦为葡萄枝蔓叶实纹，有的内外区葡萄枝蔓相连。间施禽鸟或加饰瑞兽，有蜂蝶飞舞其中。花纹细密繁缛。主要纹饰是由珍禽、瑞兽、葡萄相间环绕组成，画面饱满，清新活泼，韵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