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同，字季野，号石园，宁波人，师事黄宗羲，极富民族气节，明亡后以遗民自居，耻食清禄，康熙年间，朝廷征其入博学鸿词科不就。万本是清初的明史大家，后来清修明史时，他应徐元文之邀，以布衣身份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默默工作二十四年，直到逝世。明史五百卷实皆季野手定。当万死时，身边没有亲人，钱名世因早年曾师事万，故权当孝子，主持丧仪，事毕竟卷万之藏书而去，可见其为人实有无耻之处。康熙五十一年（1712），钱名世因无行被革职，后起复，但不得再在翰林院供职了。
当年羹尧案发时，官府在抄年家时抄到了钱名世给年写的两首马屁诗，其一首有旬日：“分陕旌旗同召伯（周之将军），从天鼓角汉将军（霍去病）。”第二首有旬日：“鼎钟名铸山河誓，平藏宜立第二碑。”第二首的“平藏宜立第二碑”是指当年年羹尧曾配合一个皇子平藏，事成后给皇子立了块纪功碑，但没有给年羹尧立，钱名世意思是，按年的功劳，还可以给他立一块碑。这些诗句其实不过是赞美一下立了大功的将军，以年羹尧当年功劳、威势，连雍正都不住地拍他的马屁，他给年羹尧的朱笔谕旨中不知有多少肉麻的话，如“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等；《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可见当年拍年羹尧马屁的不知有多少，也不知有多少人远比钱名世拍得过分。可其他人都没事，独钱名世却因几句无关痛痒的诗被抓，可见雍正的有意罗织成狱。大约是因为钱名世的名声本就不好的缘故吧。
雍正四年（1726）四月二十一日有上谕，说钱名世“品行卑污……钻营不俊，以诗赠年羹尧，曲尽谄媚，至以平藏之功归之于年羹尧，谓当立一碑于圣祖平藏碑之后，悖逆已极……”按这“悖逆已极”的罪名，钱名世大约要全家遭殃了，不料这回圣心独到，要换一种惩罚法了。不久皇帝下诏：“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所居之宅。”挂块牌，当然比杀头、充军轻松多了，不过对于钱名世本人来说，每天对着“名教罪人”这四个御赐大字，也是一番恨不能入地三尺的折磨了。
这次雍正采取的是辱之而不杀之的手法，其目的就是要彻底打掉读书人的自尊心。给钱挂了块牌之后，雍正觉得还不足以鉴戒众人，于是，“令在京见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人，记其劣迹，以惩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
这一招相对于此以前的历史来说，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创举。后来，竟有三百多在京官员奉雍正之名作诗讽刺钱名世，有个叫陈万策的因作了“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的诗句而受到雍正的奖赏，而还有一些官员因作得不好，被雍正视为“谬妄”而遭到处理，有些人因此丢官，甚至流放宁古塔，超过了对钱名世的刑罚。作诗的人当中，甚至有查嗣庭的“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自古奸谀终败露”，可是很快，他们也遭到了比钱更惨的命运。
（二）查嗣庭案
雍正当了四年皇帝的那年，有一个叫查嗣庭的大臣去江西那里主持乡试，就用了“维民所止”这个题目。后来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污蔑他说这是在骂雍正，原来维止是雍正的两个字去掉头，雍正一听让自己丢脑袋，肯定是气得不行。所以这个查嗣庭最终被戮尸来泄发雍正的愤怒。另外，还有一个叫汪景祺的人，也是因为受到了年羹尧事件的牵连，被查出写的诗有悖叛逆雍正的意思，所以就给他定了个罪名，最后的下场也是斩掉了脑袋，示众。
话说雍正四年（1726）秋天，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即所谓“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历来的文字狱中，基本上是以诗文获罪，而以科场试题招祸的可谓绝无仅有，且受到查处的竟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还停止了整个浙江±人参加乡试会试。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当时就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说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而至今仍有人以讹传讹。
查嗣庭（1662-1727），浙江海宁人。查姓是海宁袁花的名门望族。明清两代，簪缨不绝，人才辈出。如查秉彝、查志隆、查继佐等，即为人们所熟知。查嗣庭一门三兄弟，连同他的两个哥哥查慎行、查嗣瑮，都位居高官，且均擅诗文，每遇假日，弟兄们就宴饮赋诗，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些诗文，相当一部分保存在查慎行的《敬业堂诗集》里。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又号查城。府廪学生，1705年中亚魁，次年联捷得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1714年湖广副主考，1718年任山西正主考。嗣经吏部尚书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复经左都御史蔡埏保奏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想不到以后兴起的这场大案，根子就出在这两个荐举人身上。
查嗣庭学问渊博，才识过人，喜欢玩弄文字，嘲讽时事，且生性疏狂，言语尖刻。不免有些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名士风度，常在笔底发泄他对当时现实的某些不满。清史专家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亦记其《除夕感事》诗句云：“能餐白石家堪住，解作黄金吏待廉。”称其“语含讥刺”。又《代皇子寿某》云：“柳色花香正满枝，宫廷长日爱追随。韶华最是三春好，为近龙楼奉寿时。”邓之诚认为：“皇子与所寿者，俱不知谁某。玩‘宫廷长日爱追随’一语，非椒房即内侍也。交通宫禁诸王，岂能免于雍正之时，而况曾为隆科多所荐举乎！乃知嗣庭杀身之祸在此。”这话发人之所未发，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就在这次案发的前不久，也即雍正四年（1726）四月十一日，雍正在制造另一桩文字狱——钱名世案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皇恩浩荡”、“宽大为怀”，雍正玩弄手法，别出心裁地下了一道谕旨：“皇上以其（按指钱名世）站辱名教，罪不容诛，特洒宸翰，榜其门日‘名教罪人’，又命在京大小臣工，由科制（举）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俾天下后世懔然知所凛戒……”即命令有文化的臣子们合力围攻咒骂。当时海宁籍的京官，如礼部尚书陈元龙、翰林院编修许焞等都不得不赋诗“奉旨批判”，当时身为侍读学士的陈邦彦还因为诗中写了“廊庙而今去一莸”这样一句出自《左传》且语意明白的话，被雍正挑剔曲解，责问他：“照汝看来，廊庙中还有几莸？”因而罚丢了官职。查嗣庭当然也不得不批判钱名世，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以表明自己心迹：
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
昧心语已忘颜赧，悖理辞尤恶贯盈。
一网开恩宽斧锧，百年遗臭辱簪缨。
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
尽管这种皇上命题的诗言不由衷，但让查嗣庭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五个月后，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下场比钱名世还惨。
在中国封建时代，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到明、清时，一个读书人要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必须先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接下去，正式的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京城和各省城举行，取中者称为举人。乡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因此又称“秋试”。考试的题目，按规定都选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查嗣庭在雍正元年（1723）出任山西乡试正主考时，也曾出过试题，选的是“不患人之莫己知”二句，“宜民宜人”句和“子产听郑”一章，三题都还算平正，没有被雍正抓住把柄。然而，三年以后，到雍正四年（1726）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时，厄运却降到了他的头上。查嗣庭按照惯例，出了这样几道试题：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次题两道：一道是《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另一道是《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本来都是合乎规范的，而且那次主持乡试时行事相当谨慎，对关节的查防非常严格，考试也顺利结束，一切正常。
可是，这年九月十三日乡试完毕，查嗣庭刚刚离开江西南昌，北上返京，回到寓所。雍正便迅雷不及掩耳，来个突然袭击，下令抄查查嗣庭在北京的寓所。据《清稗类钞》记载：那天晚上，查嗣庭方醉卧家中，全家十三口，统被抓去。三天后，便以皇上谕旨的方式，急不可待地公布查嗣庭的“罪状”，将查氏“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
雍正于当年九月十六日下的这道谕旨，对此案做了交代：
以命题讥讪，逮江西正主考、礼部左侍郎查嗣庭，交三法司治大逆不道罪。
上谕：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在朕前荐举，令其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复见其语言诈伪，兼有狼狈之相，未之任。隆科多又复荐举，遂用为礼部侍郎。今岁典试江西，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非以言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相悖谬。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更不知其何所谓。《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引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统，凡在正字者皆非吉兆。夫人君纪元，茗以字面分析，则如汉元封、元狩，唐之开元，贞元，亦将以为一元乎。又如汉世祖之建武，明太祖之洪武，字内俱有止字。此二帝皆称贤君，历世久远，尚得不谓之吉兆乎。即如奸民蔡怀望、郭元进造作妖言，谓今年水旱为灾，人民病病，八月内有八千猛虎入京等语，现今四海清宁，田禾丰稔，十年所罕见。彼奸民造此无稽之语，不过自取诛戮耳。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用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旨远，其辞文”，其语意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语相同。又二场表题以京蔡为谢表。前查嗣庭告假回京时，奏称途中不见一人，唯与淮关庆元相会，及其自陈，将此节又招欺罔之罪。九卿咸请革伊职，朕从宽准其留任。今以此命题，欲士子代谢乎，抑心怀怨望而出此题乎。至策题内君犹腹心臣犹股肱，不称元首，是不知君上之尊矣。且在内廷三年，未进一言，海塘之事，令其条陈，而皆不可行，可知其于国家政事从不关心。及遣人查其寓中行李，有日记二本。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则前书圣祖仁皇帝升退大事，越数行即书其患病腹疾大发，狼狈不堪。其悖乱不敬至于如此。自雍正元年以后，凡遇朔望朝会及朕亲行祭奠之日，必书日大风，不然则狂风大作。偶遇雨则书大雨倾盆，不然则大冰雹。其他讥刺时事、幸灾乐祸之语甚多。又如圣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之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之正法为因江南流传对联之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请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斥革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以殿试不完卷斥革之进士为非罪。热河偶然发水，则书官员淹死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诞之言。而公然造作书写，又有涂抹一处，乃极诋满洲之文，大逆不道之语。至其受人嘱托，代人营求，科场关节作弊之事，不可枚举。假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以查嗣庭力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乃种种实迹昭著，尚有何辞可以为之解免乎！着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议具奏。
十二天之后，雍正又秘密下诏谕给浙江的地方官，调兵遣将，迅速抄查查嗣庭在海宁的老家。十月初九日，谕：
浙江将军鄂密达、巡抚李卫知悉；尔等接到谕旨，鄂密达立委都统博森，李卫选差可信属官，一同迅速驰至查嗣庭家，将所有一应字迹，并其抄录书本，尽行搜出。封固送部。搜查之时，即墙壁窟穴中亦必详检无遗。倘致透漏风声，伊家得以预行藏匿，唯于尔等是问。特谕。
这次查抄由雍正亲自布置，考虑周密，并对臣下施加压力。鄂密达等确实也不敢有丝毫疏忽怠慢。执行情况，可以从回奏中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