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帝还在位的时候，一大群臣子在推举皇太子入选的时候，阿灵阿和揆叙这两个人是极力推荐八阿哥的，推荐八阿哥的集团势力其实他俩是核心人物。那个时候的隆科多什么力量也没有，只是一个一等的侍卫。其实隆科多本来是大阿哥的人。话说起来就要说到隆科多的老爹佟国维了，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的佟国维上奏提醒康熙对立皇太子的事情要考虑妥当，也就是告诉大家他这个当国舅也是国丈的人不同意再次立废掉的胤礽，他支持八阿哥当选皇太子。康熙当时也查过，也知道是佟国维带的头，但只是骂了他几句，并没有重罚他。雍正看在佟国维毕竟是自己的亲戚，连自己的父亲也没有给他罪名，自己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但是对阿灵阿和揆叙，就连他们死了雍正也不放过他们，骂他们不忠不孝的阴险小人，是清朝最无耻的臣子，雍正也就坡下驴的用这个名义开始清除胤禩勾结的那一群人。
这么久的陈年旧账雍正都翻出来了，而且能看出来妒恨是深得不得了，恰恰刻画出雍正是一个多么刻薄阴险之人啊。雍正已经赐死了年羹尧，怕落下滥杀有功之人的话柄，所以没有下令杀了隆科多，虽然免除了正法，但是雍正在畅春园的外面造了三间房子，用对其他几个皇兄弟的方法把隆科多给永远地囚禁了起来。囚禁隆科多的地方真的是非常的识刺，或许对于隆科多个地方身败名裂，要被囚禁死于此地。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啊。他的家也被抄缴，获得所谓赃款十万两，他的大儿子也革去了职务，二儿子玉柱被发配到黑龙江去当差去了。1728年的夏天，被囚禁的隆科多在幽愤中死去。
§§§第三节 严猛政治的施行
雍正登基时已四十五岁，年逾不惑，离知天命的岁数也不远了。在藩邸的多年生活，已使他积累了相当的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思想已经十分成熟。争皇位的日子也让他历经人世的种种历练，他登基后锐意革新，大力推行新政，从官吏的整顿，到经济制度的调整，为自己的王朝开辟了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治环境。雍正在他不长的13年的统治中，唯日孜孜，励精图治，抱着改革的坚定决心，在各个方面施行具有其特色的政治策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实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制度，在政治方面确立密储制度，建立军机处，实行对官员的养廉银制度、改土归流政策，完善密折制度。同时，他的政治也是十分严猛的。
雍正曾说：“一切政治，但务严宽相济……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贱，贱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意思是说，必须要严格政令。当然，严不是目的，只不过是雍正为了推行政策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施政中，他遇到阻力，便严格清除，像查贪反腐，整顿吏治之类的有益行政，也有大兴文字狱之类的无益行政。
一、雍正查贪反腐
雍正从有“千古一帝”美誉的父亲康熙手上接过龙袍时，并不是个事事顺心的太平盛世。是当时，大清朝吏治松弛，贪污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储银仅八百万两，堂堂大清帝国成了一空架子。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匪浅，新皇帝岂能坐视不管？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地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赋税都到哪里去了？雍正看得很清楚：为官者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而户部的银子，则被皇帝和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脚，国库还有不亏空的道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挪用、借支公款，又确有其“不得已”之处。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俸银，当时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两代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雍正正式即位前，内阁官员还草拟了登极恩诏，按惯例开列了豁免官员亏空一条，雍正认为这样做将继续助长贪官污吏的侵占，当即未准，并表示对官员的贪婪不法深恶痛绝。
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这个连环套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必须要充实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雍正把这一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亏空做起。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当务之急。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十三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为挽救统治危机，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大张旗鼓地惩治贪官污吏。他说各地亏空钱粮，绝不是受上司勒索，而是自身侵渔，均是非法的。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其遗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的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身败名裂，国本也可能为之动摇。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然而雍正信心十足。
雍正治理贪官污吏有很全面的一套措施的。
首先，他要开始彻底清查的是亏空的现象。雍正当了皇帝之后，他就让内阁起草了一份登基之后的所谓恩诏，按照以前的例子一般都是破例去豁免那些贪污亏空的官员。但在雍正手里却是被严严实实地堵住了。他刚刚登基一个月的时间，就给户部发了一个全面彻查钱粮的命令，明确规定了在地方上清理钱粮的方针、政策及其注意事项：
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掩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分外，其实在侵欺入己者，确审具奏，即行正法。倘仍徇私容隐，或经朕访闻得实，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即如山东藩库亏空至数十万，虽以俸工补足为名，实不能不取之民间额外加派。山东如此，他省可知，以小民之膏血，为官府之补苴，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既亏国帑，复累民生，大负皇考爱养元元之至意，此朕所断断不能姑容者。
雍正二年（1724）正月十四日，他发出在京城设立专司深查各个部院所有开销的机构——会考府的上谕。让自己的兄弟十三阿哥怡亲王允祥和隆科多舅舅，加上白潢大学士、朱轼尚书等人一起去管理这个部门。他对允祥说了，如果你不能够查清楚钱粮数目，那么朕就会再另外派大臣去查的，要是派去的大臣还是不能查清楚，那么朕就会自己去查的。在雍正如此严厉的决心与监督之下，大规模地清理亏空，惩罚贪官污吏的工作就有条不紊地迅速展开了。
首先，就是罢官。他针对前朝遗留下来的“留任补亏”刚好是让那些官员贪污勒索百姓的借口，所以雍正上台之后坚决先罢了官之后，才要他们掏自己的腰包来赔偿，不让他们在还没罢官的时候可以借这个机会去贪赃枉法，假公济私。雍正元年（1723）二月，雍正谕吏部：“亏空钱粮各官，若革职留任催追，必致贻累百姓”，不得复留原职；若已清还完毕，尚可为官的，由大吏奏请。雍正三年（1725），湖南巡抚魏廷珍奏称，该省官员“参劾已大半”，表示再查出舞弊，继续纠参。雍正十年（1733）的时候，直隶总督李卫就上奏说：“整个省的上下大小官员，当了三年以前的已经没几个人了！”原因之一就是被撤职的官员多。
然后，就是要求索赔或命亲戚帮助赔偿。雍正皇帝下了命令，如果一旦是查出有人亏空的，不管他是什么人，绝对不会宽恕对待的。如果是自己已经无力偿还了，那么他的家里人和家里的亲戚要帮他还，如果是因为要还债去自杀死掉了的，就算人死掉了债也是逃不掉的，还是要他的家人和亲戚还清债务才可以。
最后是抄家籍没。如果贪赃枉法的官员一旦经过审查有罪证的，雍正就会派人去抄家，而且是抄得干干净净，就连他自己的兄弟，儿子包括亲戚也是一个都不能幸免的，所以社会上很多人戏称雍正皇帝是“抄家皇帝”。十二阿哥为了填补亏空，只有把家里用的器物拿到大街上去叫卖。十阿哥敦郡王已经赔掉了很多万两的黄金但是还是没有赔完他的亏空，所以结局可想而知，就是被雍正抄了家。那些户部、内务府之类的官吏如果是也有亏空的，全要要由牵涉到案件的一概官员还要包括之前在这些职位的官员一起来赔偿。那些地方上的官员，比如说按察使、布政使、巡抚这样的地方大官如果贪污的也全部都革掉职务，如果赔偿不够的就让他们的家里人来偿还。
雍正在雍正四年（1727）年七月十七日的上谕中写道：
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赀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吏，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
各地方清查钱粮中出现苛派掩饰诸弊，雍正帝随时予以禁止和驳斥。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直隶州县官与当地绅衿通同作弊，奏呈百姓愿代赔州县亏空，名为“乐捐”，实际上是勒索百姓。雍正帝严谕禁止。浙闽总督满保奏称前任总督任内，亏空银六万两，系康熙帝南巡时积欠相沿。雍正帝严加驳斥．说当年皇考南巡，屡降谕旨，丝毫不取给于地方。命满保具奏南巡时有何费用，亏空至20年之久，不能消结。满保不能对。山西、河南两省奏称亏空系应办军需所致。雍正帝驳斥说，军需皆有正项钱粮，不曾累及地方。亏空乃下吏侵渔，上司需索所致。雍正四年（1726）七月，户部尚书徐元梦，接受亏空官员的馈送，代为掩饰。雍正帝即将徐元梦革职。
但是雍正深知一些封疆大吏没有很好执行他的政策，纠参属员时严厉，但审结时从宽开脱，以使属员怀恩感畏，所以到了三年清查期满，还有不少亏空未能完结，雍正又下令宽限三年，他说：
凡各省亏空未经补完者，再限三年，宽至雍正七年，务须一一清楚，如届期再不全完，定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如有实在不能依限之处，著该督抚奏闻请旨。
其清查决心之大，我们可以想见。
一些地方在限内奏报补完，雍正帝详加查核，严惩虚报。江西巡抚裴度奏报江西仓谷俱已补足。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雍正帝派遣吏部侍郎迈柱（满洲镶黄旗人）前往查核。迈柱查出江西虚报贮存，又虚报民间借领，多方掩饰。雍正帝将裴度及布政使等革职，命他们以家产买谷还仓。亏空之州县官解任，留在本处赔补。福建巡抚毛文铨掩饰亏空，虚报实贮在仓。雍正帝派员查得，福建所属仓谷、钱粮虚悬甚多，实贮在仓者只有十之三四。雍正五年（1727）六月，任命常赉（满洲镶白旗人）为福建巡抚，前往清查。只查出亏欠银四十四万余两。江苏省是生产发达，赋税收入最多的省份。雍正七年（1729）二月，雍正帝命王玑署江苏巡抚，兼管清查钱粮。苏松等处即查出历年积欠一千六百余万两。雍正帝将康熙五十年以前的积欠豁免，五十一年以后者严加清理。侵贪钱粮的官吏，准自行出首，毫无隐匿者，从宽免罪。
其实不仅仅是雍正这样做，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有彻查亏空这样的案件，但是他们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不如雍正这次搞得如此的彻底，如此的如火如荼。雍正在清查亏空的同时，对于那些贪官的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不仅有的被革职抄家了，甚至有被抓去杀头的。当年被革职查封家产的就有湖广布政史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史张安世、广西按察史李继谟、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史李世仁等人。潞州知府加璋告发江西巡抚苏克济勒索各州府县银四百五十万两，于是被籍没家财，以偿亏空，并责令其家人赵七赔偿二十万两。苏州织造李煦亏空银三十八万两，抄家赔补。原河道总督赵世显克扣治河工料，侵蚀钱粮，下刑部狱，家财充公。
对于畏罪自杀的官员，雍正更是加重处理。雍正四年（1726）广东巡抚杨文乾奏参李滨亏空钱粮，李即自杀；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参陶范，还未审理，陶亦自尽。雍正说这些犯官“料必以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为子孙之计”。为使其计落空，雍正令督抚将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所有赃款着落追赔”。
雍正使用这些政策，清查了三年，取得了一定成果。如直隶总督李维钧在雍正二年（1724）就向雍正奏报，该省亏欠银四十一万两，至本年六月已完二十万两，下余二十一万两明年可以偿清。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的实施。何谓“耗羡”？耗羡就是本来应该缴纳的赋税之外的附加税收。古代官府向百姓收税，大多为粟米、布丝等实物，这些东西都由百姓自行运送到官府。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以银两代替实物，于是在正税之外还增加了“耗羡”，又叫“羡余”，是一种附加税，用来补正税之不足。因为征税这项工作有许多的开销，如手续费、杂费以及保管解运费等等，这些开销都要由纳税人承担，所以要额外地多收一些。官吏征收之后不必把多余耗羡上缴，可以留作办公费用。
耗羡之中“火耗”所占比例最大，州县官从百姓手中征收来的地丁钱粮，大都是成色不等的散碎银两。而解到藩库的银子必须是重量相等，成色一致的银锭。因此州县官就要将征收来的碎银重新熔铸，税银在熔铸过程中的损耗，称之为“熔销折耗”，为此，税吏要向老百姓额外多收一些来补偿耗蚀。正常比例应是所收正税的十分之一，称“加一耗”，或者十分之二也不为过。朝廷并没有硬性规定一个统一的火耗率，地方官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决定。
正因为火耗的征收多寡，国家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也不会出来阻止，算是默许的吧。没有规定，地方官吏往往狂征滥派，无法无天。这种附加的税收是不用上交的，可以让地方的官员自己去分配的，结果就造成了这种附加税越收越多，在河南、山东这样的省份附加税的税率已经到达了百分之八十这么多。这样一来不但是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为那些贪污的官员找到了钱粮的来源。正如康熙朝监察御史李发甲所说：
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的。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致使百姓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