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创建了共产党自己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创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在五四运动中成长为天津学生界的领袖，同时与其他进步分子组织了觉悟社。1920年再度出国，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与赵世炎等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之后曾担任过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在这期间周恩来认识到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发表于1922年《少年》第六号上的《评胡适的“努力”》这篇文章中，周恩来写道：“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在当时陈独秀根本不抓军队的情况下，这种建立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为周恩来回国领导军事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仅仅三个月，但是这期间他所做的一件工作却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
1924年11月，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周恩来主持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廖乾吾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和党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铁甲车队成立后，对援助广东农民运动，镇压反动地主武装，援助省港罢工工人以及在东征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5年春，周恩来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在当时，党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区委，都还没有领导军事的部门，所以周恩来实际上是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
1925年11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两广区委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在广东建立了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担任团长和参谋长。叶挺独立团虽然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但刚成立时，全团就有共产党员20人左右，建立了党支部，革除了军阀作风，废止了打骂恶习，培养了官兵一致的新风尚，成为两广区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革命力量。在北伐进程中，叶挺独立团骁勇善战，从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昌，一直充当前锋，长驱直入，第四军因而博得了“铁军”的美誉。
后来周恩来还与毛泽东商谈过，要在国民革命军的6个军中，各建立一支像叶挺独立团一样的由中共掌握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这一设想由于遭到陈独秀的反对而未能付诸实施。到了武汉后，叶挺独立团又加以扩充，后来其主要部分成为南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他上任后，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建立和健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军校的政治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整个学校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气。1925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东征讨伐陈炯明。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团第一团和第二团。这支新成立的黄埔校军在东征中屡挫强敌，攻城拔寨，为东征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支部队的胜利与周恩来主持下的军校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出征前的誓师典礼上，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向校军作了战前动员。东征开始后，政治部就规定：不蛮横无理，拉夫役；付价购物，不用军用票；保障人民。《爱民歌》中还唱道：“扎营不耍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在这样的宣传和实际行动中，校军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真正的革命军的形象，初步建立了新型的军民关系。
周恩来不仅要求政治部制定纪律，严格要求校军，还十分强调对军队进行革命观点的教育，使广大官兵懂得为谁打仗，明确革命任务，了解革命理论。他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所作的演说中讲道：我们在黄埔军官学校“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力量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懂得“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是为“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进行革命战争的。
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他认为革命的政治工作必须让官兵及群众了解党(国民党)的理论、主义、政策，要让士兵了解自身生活环境，要让官兵懂得革命的原因等等。周恩来对军队政治工作提出的这些要求，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独立革命武装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还要求政治部积极向群众展开政治宣传和进行组织工作，他不仅组织了武装的宣传队沿途进行演讲和表演，还召开各界联欢大会向群众宣传革命的主张，开创了政治宣传的新方式。校军所到之处，都帮助当地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联合各种力量支持东征。
在这次东征中，校军的军队政治工作成绩斐然，像这样有着良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军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作的最早的最有成效的尝试。这一传统，对以后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周恩来在领导这项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富有创造性而又周密细致的才能受到了一致的推崇。
1925年10月，周恩来又参与和领导了第二次东征。他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第一师党代表。他在总结第一次东征的政治工作的基础上，亲手组织了一支更加强大的宣传队伍，下设两个支队共163人。他还制定了更加充实的宣传内容，亲自拟订了宣传队的19条宣传口号，并向政治工作人员提出了4点注意事项。
这一次的政治工作比上次东征更加细致，更加注重了士兵的要求，越来越符合实际，作用也越来越大。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和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主张给予反击。在和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一起讨论时，周恩来分析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但当时的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却反对这一正确意见，主张接受蒋介石条件，把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撤出，向蒋介石作出了大的让步，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建校、建军的重要思想，为后来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坚决果断、周密细致地领导上海工人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周恩来坚决主张反击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行为，并从5月开始主持中央的军事工作。
1926年12月，周恩来奉命调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的秘书，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组织不很完善，兼任组织部主任的陈独秀因病住院，对组织工作基本不过问，因而周恩来实际上是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
周恩来在组织部工作的时间很短，过了两个来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准备。由于周恩来在广东的军事斗争经验，被党内认为是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因而又被调去负责这次起义。
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共有三次。1926年10月的第一次起义周恩来没有参加。1927年2月的第二次起义，周恩来没有参与领导，只是临时被派去指挥南市区的行动。前两次起义由于准备不足，很快失败了。1927年3月的第三次起义，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开始准备与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停止是紧密衔接的。1927年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一、停止今天的暴动。二、经过商界调和由上总(上海总工会)发令复工”。同时也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并且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八人组成，并决定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成特别军委，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后，又确定周恩来任武装起义总指挥。
周恩来在总结前两次武装起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始终把握以下两个要点：第一，起义前，做好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第二，正确选择起义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坚决果断地发动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