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劲光是我党最早涉及军事的人，他24岁便当了国民革命军的师党代表。在红军时期毛泽东曾两次推荐萧劲光担当重任。一次是筹建红军军校，一次是改造宁都起义的1.7万人部队。毛泽东没有看错人，萧劲光办了一个好军校，改造好了一个红五军团。
1903年1月4日，萧劲光出生在湖南长沙。他的家乡赵洲港，位于岳麓山群峦之一的天马东山坡。
1921年2月，萧劲光告别母亲，和任弼时等6人，在1921年6月底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一年以后，莫斯科的一所初级红军军官学校招生，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4人被送去学习，他们是我党最早涉足军事领域的人。
1924年春，萧劲光和任岳、胡士廉、周昭秋等被召回国。党组织派萧劲光到湖南安源路矿工会做宣传工作，这年秋天，又派萧劲光去广东工作。
1925年年底，萧劲光加入了国民党，被正式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中将军街。
不久，北伐军挥师北上，南方卷起的革命狂飚，开始从南向北席卷中华大地。戴岳、萧劲光率六师于7月7日自韶关出发，参加了江西战场对军阀孙传芳作战最关键一仗——南昌之战。
北伐途中，萧劲光提议(经师长戴岳同意)，全师以“不怕死、不扰民”六字为战时训令，并以这六字制成官兵臂章，人人佩戴，提醒全师将士，时时不可轻忘。部队行军驻守时，特别注意严格国民党党部和党小组活动。每三日须开一次党小组会议，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周会。萧劲光组织各级政治指导员，反复宣讲三民主义和群众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的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政治工作上的成功是第六师在南昌一役中一举成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年秋，北伐军先攻占南昌，不久又被夺去，令蒋介石气愤不已，于是亲赴火线，组织攻城。可北洋军阀在南昌配置强大火力，北伐军两攻南昌均未奏效，在短暂休整之后，又三攻南昌。
六师奉命攻打牛行车站。萧劲光、戴岳、米柳史顾问亲临火线指挥战斗，组织冲锋。然而，车站地形复杂，突击队进得去，却展不开，出不来。戴岳急红了眼，米柳史也大声咒骂。萧劲光却默默不语，他反复观察车站地形特征，灵机一动，形成了一个新的攻击思路。戴岳听后大喜，连喊：“就这样打，就这样打！”
一时间机枪齐发，暂时压住了敌火力点。战士们组成集团冲锋队，萧劲光跳上高台，向全师官兵喊话：“牛行车站铜打铁铸，我们也要将它拿下来。弟兄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革命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转眼间，在机枪的掩护下，冲锋队越过一小段开阔地，分左中右向敌发起猛烈的冲锋。一阵密集的爆炸声响过之后，冲锋部队全部冲进车站。战士们三五人、七八人抱成一团在车站里乱冲乱打。紧接着，剩下的部队向中间部位压挤。整整一个下午的混战后，敌人才被迫撤退。六师又艰难地继续向纵深发展，子夜时分逼得敌人不得不渡赣江而逃，六师奉命昼夜兼程追击。
经过这一仗，六师的“能拼善战”在北伐军中被传为美谈。南昌战役之后，第六师挥师东进闽北，而后奉命北上，参加南京会战，然而在北伐军事节节胜利的同时，一股反共逆流也汹涌澎湃。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任闽粤赣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萧劲光，作为闽西根据地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再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会上萧劲光就红北伐战争时期的萧劲光。军建设管理方面谈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十分欣赏。
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萧劲光正在收拾行装准备返回闽西，毛泽东找来了，他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地方到处需要人。中央根据地准备办一所红军学校，已经派人去做筹备工作了，经过研究决定派你去做红军学校的校长，你有什么意见？”“我行吗？”萧劲光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刚回国，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又没有经验。”
“我看你行。”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说：“你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过，系统地学过军事理论，又带过兵。蒋介石能办黄埔，你就不能办红校？把教学力量配强些，认真办，我们的红校一定能超过黄埔。”萧劲光就这样被任命为正在筹建中的“红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于是，他立即投入到建校工作中去，一边建设一边开展教学。
萧劲光在“红校”干了不到一个月，12月14日，一起震撼全国的大事件发生了：驻守在江西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该军中共组织的策动、组织下，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率领举行起义，声明加入红军，反蒋抗日。消息传来，中央根据地群情振奋军委领导连夜开会研究起义部队的接收和改编。
由于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排挤，毛泽东自11月1日召开的赣南会议以后，在军事指挥上已很少有发言权，但多年形成的习惯，军委、总部领导有事还喜欢找他商量。宁都起义发生以后，军委负责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到毛泽东征求他对改编起义部队的意见。毛泽东坦率地说：“这事关系重大，搞好了，1.7万多人，2万多条枪，对红军、对中央根据地是个大加强，搞不好，麻烦事也很多。应该派得力的人去。”接着，他分析指出，这个二十六路军的上层军官多数是保定军官学校和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有的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些人很看重学历、资格，要派一个有学历、又有旧军队工作经验的同志去担任领导工作。
李富春说：“按这个条件，萧劲光最合适。他两次留苏，又做过北伐军的党代表。可他刚去了红校！”“事情有个缓急嘛！红校可以另外派人去。”毛泽东干脆地说。
12月18日，中央军委根据李富春的建议，调任萧劲光为新改编的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任命。接到命令，萧劲光心里异常激动。他留恋刚刚展开工作的红校，更深深明白到红五军团工作的意义。改造起义部队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去了以后如何开展工作？他深感自己肩负责任之重大。从军委首长那里领受任务出来，萧劲光不由自主地向毛泽东的住处走去。
毛泽东时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自从赣南会议后，他受“左”倾教条主义打击、排斥，被解除党内、军内职务，处境十分压抑。就在这门可罗雀的时候，萧劲光的来访当然令他十分兴奋。
“主席，我是来请你指点迷津的。”萧劲光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了。”毛泽东立刻精神焕发，“是富春同志推荐你的。我很赞成！”“我感到担子很重。对西北军的情况，我不熟。何况又是一个军团。”萧劲光说得很诚挚。“主席，教育和改造部队从哪入手，请您指点。”
“是呵，这的确是一项艰巨而十分重要的工作。”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根据地缺人缺枪，这一万七千多人如果教育改造好了，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对敌人营垒的分化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弄不好呢，也很麻烦。”
萧劲光也站起来，两手垂立。毛泽东则在屋内走动。“你要按古田会议的精神去做，你们干部要统一思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喽，不疑人不等于不掌握情况，不作必要的相关工作。这一些，必须让每一个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都心里有底。”毛泽东拣一些重要的环节谈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从毛泽东那里讨到治军良方，萧劲光心中有了底，也有了信心，到红五军团工作后，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首先是部队整编，萧劲光和左权等费尽心血。对于讲究帮派义气的旧军队，整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许多军官以多年相随为由，不愿相互离开左右，一说打破建制实行混编，思想波动顿时上升成动摇，甚至不满。
艰难的说服教育工作把萧劲光和刘伯坚等一批政治思想工作人员弄得精疲力竭，但他们没有退缩，甚至没有畏难情绪。他们在做极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将原来素质较差的中下层军官派送一批到“红校”学习，又从“红校”补充一大批优秀中下级军官到部队来。其次，从原有的军官中提拔一大批人，在混编以后，做高一级干部工作。第三，真正不合格和思想的确不通的官佐，发给足够的路费，按起义时的许诺办。这样一来，没几天时间，部队基本上稳定了。
稳定是相对的，更多的惊险与困难还在后头。一天傍晚，季振同找到萧劲光，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他。萧劲光打开信，但没有看，笑道：“‘军阀’与帝国主义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吗！”
说起这“军阀”和“帝国主义”还有一段小故事。那是前几天，部队开展自编自演戏剧的文娱活动。萧劲光知道季振同多才多艺，便建议两人上台合作一幕，季振同自然十分乐意。不巧这事怎么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便叫贺子珍来捧场。于是，三人上台，萧劲光演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演一个军阀，贺子珍则演一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这“军阀”和“帝国主义”在台上一唱一和，引得全军上下人人捧腹。从那天后，两人私下便以角色相称，一个叫对方“帝国主义”，一个则回敬“军阀”，喊完后两人总是大笑。
今天，萧劲光提起，季振同没有理会，仍然一脸沉重。萧劲光一时不明情况，便说：“总指挥，我们走走。”季振同便和萧劲光肩并肩向前走去。在萧劲光的诱导下，季振同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原来，冯玉祥的高参刘骥捎来一封信，告诉他过两天要来看看他。看，显然是托词，做说客倒可能是真的。怎么处理呢，还真把季振同难住了。
萧劲光略一思忖，随口问道：“那你的想法呢？”季振同认真地说：“我是不会回去的了。我已经起义了，而且成了共产党员，回去会有好果子吃吗？我是决心革命到底的。不过，如果刘骥来，我还是很想把这些话给他说说。”“好！”萧劲光立住脚步，说：“总指挥，我信得过你。我给中央报告一下，争取你和刘骥见见面。”季振同一拳朝萧劲光的肩头打来：“好你个‘帝国主义’。过去，我一个是信刘伯坚，另一个是信毛主席。今天，我也信你。”萧劲光接话茬笑起来说：“‘帝国主义’和‘军阀’有什么不能商量嘛，嗯！”两人同时会心地笑了。
果然，季振同会见刘骥后丝毫没有为其所动，并且将谈话内容如实地作了汇报。还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可贵的呢？然而，下层的军官中此时却有一股暗流在汹涌。
萧劲光、季振同去中央军委，接受了赣州阻击战的任务之后准备回部队，就被告知红十五军军官集体要求离队的情况，大战在即，部队出了这种乱子，两人快马加鞭，风风火火赶回九堡。他们刚到军团部，便看见门口坐满了打着背包的红十五军军官。
萧劲光急忙上前，试图作一些解释，将矛盾缓下来，“大家先回去，有什么问题，我去听取你们的意见，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呀！”可谁都不动，也不吭声。季振同欲待发作，萧劲光一把阻住，笑道：“好吧，我们现在就开会，解决你们提出的问题。”
会上，你一言我一语，问题的症结原来在部队的民主改造。这支冯玉祥的部队一向以治军严而着名，但这种“严”是建立在一级压一级的基础之上的。上级打骂士兵、扣兵饷、吃空额的现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民主改造部队首先就是要破除这种军阀制度。官兵平等，经济民主，定期公布账目等一系列措施受到了广大士兵的欢迎，但引起了各级军官的强烈不满，尤其是许多高、中级军官，十三军孟师长甩手不干了，十四军李师长提出辞职。
十五军师政治委员高自立气愤地说：“太不像样了，居然殴打政工人员，这些军官留下来也没用！”一个起义将领则立即表示反对：“这位政工同志做得太过火了，开什么士兵控诉军官会，你叫这些军官以后怎么领导部队嘛！”“政治委员，有人说中央指示对五军团就是要兵不要官。我们这些人迟早要被处理回家。是吗？”又一名起义将领冲萧劲光问道。“没有的事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共产党会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左权轻轻地叩了叩桌面说道。另一名起义将领站起来说：“孟师长不是你们把他送走了吗？李师长要辞职，听说你们不也批准了吗！”
季振同坐在那脸色铁青，示意萧劲光说说，萧劲光见会场气氛急骤升温，接着白热化，便道：“一般说说解决不了问题。我必须到中央请示。总不能在我回来之前就散伙了吧。”他觉得会议这样开下去毫无意义了。
萧劲光骑马跑了30里，先到总政治部，又到中央局和军委，把红十五军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地作了汇报，各路领导人意见不一。多数人主张武力解决，把这帮军官先抓起来。可萧劲光前思后想总觉得这样处理不妥当，他再三建议中央用做工作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没有成功。
迷茫之时，萧劲光又去找毛泽东。他不安地说：“武力解决，后患无穷呵。”
“怎么能用武力解决呢？只能‘剥笋’。”毛泽东果断地说，“你回去对他们讲，第一，宁都起义参加革命是自觉自愿的，我们欢迎你们。红军缺人缺枪，特别缺军事干部，希望大家留下来；第二，捆绑难成夫妻，请季振同多拿出些钱，发双倍的路费送他们上路，以后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回到红军部队，我们仍然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