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1岁的谭政投笔从戎，加入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谭政脱离国民党，加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当了毛泽东的首任秘书。
在湘江支流的涟水河畔，有一个山清水秀、交通发达，又具有悠久历史的县城——湘乡。1906年6月13日，在湘乡楠竹山村一个封建绅士家里，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他就是后来共和国鼎鼎大名的“政治”大将——谭政。
谭政，原名谭世名，号举安。父亲谭润区，是家里的长子，当过私塾先生。出身大家闺秀的母亲谭文氏，是一位温柔善良的贤妻良母。
世名先在谭氏私塾念书，后到二都柳树铺私塾读书，寄居在他家的世交，也就是陈赓的父亲陈绍纯家中。在这里，他逐渐地开始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1922年深秋，秋风和着蝉鸣。16岁的谭世名，告别新婚妻子陈秋葵(陈赓的妹妹)，喜气洋洋跨进了东山高等学堂。
东山高等学堂是一所紧跟时代潮流，崇尚进步的学校。在这里不仅能够听到、学到许多革命理论知识，而且还能读到许多进步的书报杂志。谭世名如饥似渴地投入了书海之中，汲取营养。他从阅览室借到了1918年、1919年的《新青年》，专心致志地研究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谈政治》等。这些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文章，在这里他是第一次看到，感到格外新鲜与亲切。他爱不释卷，彻夜不眠，聚精会神地学习着，努力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7年3月，谭政告别父母，惜别爱妻，毅然踏上革命的征程，一介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这时，他认为世名这个名字带有封建色彩，便改名谭政。
谭政一入伍，便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特务营第二连，任上士文书。后来，营指导员设立办公所，谭政升任营指导员办公所的准尉书记官。
不久，革命形势突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汪精卫也露出了反动面孔。陈赓被撤销营长职务，已被软禁，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同时，特务营连、排长大部分被撤换，指导员办公所解散，身为书记官的谭政，被视为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而失去自由。
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陈赓沉思着，并果断地作出决定：“逃！不能坐以待毙！否则就意味着被反动派捕杀！”
后来，陈赓去了南昌，谭政留在卢德铭的武昌警卫团任九连文书。不久，警卫团进驻修水县城。在这里，谭政遇到了专门来修水与警卫团取得联络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罗荣桓。罗荣桓遇到谭政，一见如故。当他知道谭政是个知识分子军官，便向谭政介绍起了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相结合的经验。谭政也根据自己在来修水途中做战士思想政治工作的体会，向罗荣桓谈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没有政治工作，部队就得不到巩固，也就谈不上什么战斗力！”颇得罗荣桓的赞许。无巧不成书，后来罗荣桓被誉为“政治”元帅，谭政则被人称为“政治”大将。
谭政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多次听到岳父陈绍纯对毛泽东的赞许之辞。当时谭政就想：“毛泽东，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物，不知是否能有幸见到他。”他做梦也没想到，当他参加秋收起义，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走上革命道路时，他真的亲眼见到了毛泽东。他更没有想到，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当了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在担任前委秘书期间，谭政一边工作，一边自觉地向毛泽东学习，尤其是学习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学习毛泽东如何进行部队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关于军队必须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支部建在连上”，努力克服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理论和实践，对谭政有着深刻的启迪。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谭政曾直接参与了处置陈伯钧因枪走火打死教导队长一案。
1929年的一天，谭政正坐在桌前办公，突然一个五花大绑的青年军官被人带了进来。啊！是陈伯钧。谭政吃惊地站起来，没来得及细问，立刻进里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神态平静、不慌不忙地走出来，先让人松了绑，然后命谭政通知前委委员到他的住处开会。
前委会上，对于如何处置陈伯钧枪走火打死了教导队长吕赤的事件，争论不休。有的说，枪走火，虽是红军内部的事，也要严厉惩罚；多数人说，打死人，就得偿命，陈伯钧应当枪毙！
列席会议作记录的谭政，为陈伯钧的“死罪”吃惊了，写字的手在发抖，暗想道：“你这陈伯钧，为何这么粗心，这不等于自杀吗？”而且，按照惯例，前委讨论决定问题，一般都是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到会的人除了毛泽东一人尚未发言，全都同意从严处置陈伯钧，这不就等于判了“死刑”吗？毛泽东听完了大家的意见，不紧不慢地说：“已经死了一个，还要死第二个吗？”毛泽东这话有道理。谭政为陈伯钧的“死罪”捏了一把汗，这才松了一口气。
前委会经过一番讨论，一致同意从轻处理，但提出：“可以不枪毙，但要打屁股！”毛泽东笑了，风趣地说：“屁股也不要打了吧，要打，打个手板就可以了。”
陈伯钧走出房间，含着眼泪向在场的人深深鞠了个躬，痛心地说：“我对不起同志！”他又把手伸向毛泽东，诚恳地道：“毛泽东同志，打我的手板吧！”毛泽东拍拍陈伯钧的房膀：“伯钧同志，接受这个血的教训吧！手板也免了。”
陈伯钧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而愧疚地哭了起来。这悔恨的泪水既表达了他对组织上予以他信任的感激之情，也代表了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毛泽东对陈伯钧事件妥善而圆满的处理，使谭政对毛泽东更加钦佩，同时也从中受到很大教育。
1929年，谭政协助毛泽东调查部队的各种错误倾向，为古田会议决议的拟定作了重要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任红一师政委，在战斗间隙，他写成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成为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经典文献。
1929年初，为了粉碎蒋介石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四军部队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此时，谭政被调回三十一团，受命任团党代表，成为一名年轻的红军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开始了独挡一面的工作。
在毛泽东身边待了一年多的谭政，已在革命斗争的磨炼中成熟了，他深知这次红军部队打出去的艰苦性和危险性。因此，他抓紧时间对部队指战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深入的政治动员，根据当前形势阐述这次执行“远征”战略行动计划的意义和目的。
1929年，红四军部队接连打胜仗，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武装力量，但许多的错误思想倾向暴露了出来。时任红四军秘书长、宣传部长的谭政深感忧虑，这时，正在永定县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又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在部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来扭转乾坤。
谭政心里感到踏实了许多，他立刻根据早已准备好的材料毫无保留地把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披露了出来。
1930年谭政在福建长汀。“哦！这么短时间，部队中的问题竟如此严重。”毛泽东对谭政说：“前日，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之前，请你为我组织几个有各类干部、战士参加的座谈会。这可不是把人叫到军委来，是下部队去，到红军各纵队去开。到会的人要广泛，有干部，还要有战士；有军事指挥员，还要有党代表、政治战士，也要有管后勤、管伙食的。各方代表都得有，各种意见都得听……到时候，希望你能同我一道去。那你也作些准备吧！”就这样，谭政跟着毛泽东参加各种座谈会，分析情况，查找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他把座谈、调查来的材料，一条一条整理出来，一次调查会，一批材料，整整齐齐。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亦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案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点；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项任务；并且必须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个决议案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党和红军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谭政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举手赞成通过了决议案。
在反击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中，由李聚奎师长和政治委员谭政率领的红一师部队担负的战斗任务是一项阵地防御战。李聚奎分配了各团将要执行的战斗任务后，谭政亲自来到第一线“顶住”敌人进攻的部队，作深入的政治动员。他说：“……中国的大反动头子蒋介石，是咱们的死敌。他屠杀中国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他是不允许咱中国工农红军存在的，也不允许中国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敌人虽几次对初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围剿’，可井冈山的红旗没倒，依然迎风招展！不仅如此，我们的红军主力打出去，发展、扩大和巩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打了胜仗，红军的力量也发展壮大起来了。我们又打回赣南，我们更有了以瑞金为‘红都’的统一了的中央红色苏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啊！”谭政在队前作政治动员，先讲了一番大好形势，鼓励部队树立起坚持武装斗争的信心。
谭政冒生命危险到阵地上鼓动红军战士英勇奋战，自己也同时经受了锻炼。不久，红一师部队又接受了兴国外围坚守高兴圩阵地的任务。谭政连忙召集连以上政治工作干部，部署迎击敌人的政治工作，亲自了解和解决战士的思想问题。
后来，红一师部队撤离高兴圩以北阵地，谭政在频繁的战斗间隙，写出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为红军部队政治工作留下一份生动活泼的宝贵史料，作为红军战时政治经验的文件，存放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谭政——‘谈政’，名副其实喽！”这是毛泽东在谭政受命任三十一团党代表后同他开的一句玩笑。事实上，这也成为谭政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和使命。
长征开始了，部队一时士气低落。谭政及时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大大提高了部队士气。长征期间，扎入他脚板的一截木棍便是他艰苦工作的一个明证。
1934年10月，由于未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红军准备战略转移了。就在谭政将要带领红一师部队离别苏区的时候，他落泪了。但是他必须克服这种伤感情绪，部队就要出征，战士们的士气需要振奋起来。于是他大声说道：“怎么搞的？都霜打啦！抬起头来！”
谭政从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在座的人都吃惊地抬起头来。这时一个人站起来说：“谭政委，请允许我先提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敌人炮火连天攻击我们，咱红一师却不到前线反击敌军，而是准备出发？”“对，为什么？”其他人也纷纷提问。“好，我也向大家提个问题，”谭政平静地扫视着会场，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保存红军的火种呢，还是让敌人步步压境，把我们的部队一口口吃掉？”
问题提出来了，会场的气氛开始活跃。是啊，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敌人正在紧缩包围圈，如果照目前这样硬拼下去，结局不堪设想。思想统一后，干部们的精神振作起来了，战士们也重新焕发了斗志。
第一步，夜袭新田成功了！紧接着，红军占领金鸡，敌人的第一道封锁打开了。然后由新桥经界头越九峰山，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接着是第三道封锁线。湘江一战，终于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40万重兵的围追堵截。
红一师部队，之所以战斗力如此坚强，因为不仅有前赴后继数万红军战士，还有久经考验的年轻的优秀指挥员，更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有谭政这样的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利用战斗间隙加紧了部队的政治教育，加强了部队行军作战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战时作好鼓励宣传工作，平时谭政也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在连队设了列宁室(后来叫俱乐部)，出版墙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生活十分活跃。
1935年12月，谭政(右一)与罗荣桓等人在陕北的合影。
每当重要纪念日，如八一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五卅运动等，都举行纪念活动。借此机会，对部队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和政治动员，激发部队战斗热情，开展杀敌竞赛。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在红一师部队中，谭政发起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文化运动。文化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以达到首先消灭文盲、进而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准为目的。
不久，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更加显示出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才能。
长征的路是曲折的路，艰难的路！长征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人间奇迹，也在无数红军战士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纪念。谭政脚板上就有一个无言地记录着那段长征岁月的艰辛的伤痛。原来，他的脚板上有个很硬很硬的东西，说是枣刺，可又不是，它好像变成了“化石”，走路碰上这个硬块就非常痛。在延安时要给他做手术，但医疗条件不够，没挖掉；全国解放后医疗条件好了，医术高了，也没有做。最后诊断结果是：有一截木棍在里面，被肌肉紧紧包缠着，形成了硬块。医生说，估计是长征路上扎进脚板上的枣刺！
“这个手术就不用做了，让它永远在我的脚板上长着，当做长征纪念吧！”谭政感慨万分地说，“我的脚板有时痛得难忍，但是，一痛，倒使我想起了艰苦年代的长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