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不说话了，看着徐海东微微地笑了。他那张笑脸带着几分顽皮，又带着几分歉意，好像说：刚才说话不客气，实在对不起。徐海东这才觉察到师长的友好态度，也笑了笑，说：“师长，你不了解我，我是个粗人，脾气不好。”陈赓说：“你是‘粗人’，谁是‘细人’？今后，我们都要多包涵。”说罢向徐海东做了半敬礼的手势，走了。
这一次短短的谈话，使徐海东看透了这位师长的性格：陈赓是那么直率，那么爱开玩笑，玩笑之中，又含着同志深情。徐海东自己就是这种性格，他自然也最喜欢这样的领导。
谁知，过了不久，在一次接受任务中，他又和陈赓说“崩”了。那一次，师部召开部署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会议。徐海东满以为这一仗会把他们团放在重要位置，没想到领导要他们去发动群众、筹粮，还要他们设法去搞500双军鞋来。徐海东觉得干这个事琐碎、罗嗦、憋气又难办，真不如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痛快。他当着师长、政委的面，气呼呼地说：“为什么叫我们团去干这些？我不干！”
陈赓发火了：“你这个老虎，就是意见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合理化建议！通不通，三分钟，你再考虑三分钟！”徐海东心想：考虑三分钟我也还是不通。可是他到底是一个经过北伐战争的老兵，懂得“命令”这两个字的分量，虽说是思想不通，还是向师长、政委打了个敬礼，说了声“执行”！便转身要走。
陈赓微微一笑，眯起眼睛说：“想好了？军人嘛，就是要服从命令。”“命令我坚决执行。”徐海东回过头来请求似地说，“只是希望下一次把我们放在重要位置上，多给仗打”。
在这一个多月里，徐海东带着三十八团，做了许多群众工作。筹集了大量粮款，还打了7次小仗。部队伤亡不大，人数比一个月前增加了200多。徐海东在一次战斗中棉衣袖子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两个洞，胳膊擦破了一点皮，却没流出血。他得意地对一个干部说：“嘿嘿，飞向我的子弹是吃素的！”
这话传到陈赓那儿，陈赓还批评了徐海东，要他多加小心。这不，没过几天，两颗“不吃素”的子弹，光临了徐海东的左腿。在麻药药效过后的情况下，徐海东咬牙坚持取弹手术，最后痛昏过去也没哼一声。医护人员不禁赞叹：“真是老虎团长，这样的人上战场决不是孬种。”伤口未完全长好，徐海东便拄着棍子找陈赓去了。“师长，我要回三十八团打仗。”陈赓一下子为难了，“可三十八团已有团长了，要不你去其他团当团长，仗是一样打！”“那我就去当三十八团副团长。”“什么？去当副团长，不要吧！”“这有什么？能当团长，为什么不能当副团长，我们干革命又不是为争当官，只要能打仗，正副一个样！”徐海东的一番话，令在场的人敬佩不已。
1932年6月，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分三路进攻苏区，开始了第四次“围剿”，而此时，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进入了高潮。“肃反”肃掉了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分散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军心民心，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实行转移。主力走远了，根据地反“围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1932年12月29日，省委书记沈泽民等召开了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徐海东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但部队整编后，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却提出什么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什么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徐海东越想越不明白，他知道革命队伍发展很快，混进个别坏人是可能的。可保卫局抓的人越来越多，就连非常熟悉、平时作战英勇的干部也被抓了，凭直觉他认为这场“肃反”不对劲儿。
一天，他正准备召集干部研究如何作战时，师政委却下令将第七十四师第二二○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干部抓起来了。徐海东闻讯大吃一惊，连忙跑去问师政委：“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师政委冷冷地说：“这还不知道？是肃反！”“他们都是反革命？”徐海东十分惊讶地问。“都是。”
第二二○团，徐海东非常熟悉，在皖东北打游击时，这个团是主力。前面一有敌人堵截，团长、政委就率领大家攻上前去；后面有敌人追，也是这个团团长、政委率领全团去打。这个团战功赫赫，怎么一下子大部分干部都成了反革命？徐海东怎么也想不通。
“他们打仗都很勇敢”，他大声质问，“没有口供，怎么能枪毙？”“你不懂肃反的事。真正的反革命，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们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愿供出他们的组织关系。”师政委振振有词。
结果，这49名干部全部被杀了。徐海东难过得一夜没睡，两只眼睛都哭肿了。
更出乎徐海东意料的是，肃反也肃到他头上来了。1933年4月，鄂豫皖苏区有个规定，凡是在白区入党的人，都要填一份入党登记表，说明何时何地入党，入党介绍人是谁，现在何处。如果说不清入党介绍人现在何处，又找不到其他人证明入党情况，就被定为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轻则被清洗出党，重则被抓被杀，徐海东也收到这份党员登记表。徐海东是1925年4月在武昌打工时，由地下党员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入的党。这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个在广州暴动中已经牺牲，一个下落不明，眼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他入党的情况，他陷入了被怀疑的困境。他眼看一些军、师、团干部被抓杀，自己能否过了这一关，心中无数。在枪林弹雨中，在白色恐怖下，徐海东从来都是胆壮志坚，叱咤风云，无所畏惧。可现在，他心中却骤然害怕起来。他又想到上午的作战会议上，他因反对进攻中心城镇七里坪，而被省委书记沈泽民逐出会议室的事，心里更紧张起来。
徐海东死死咬住笔头，久久无法下笔。最后，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终于还是落下了颤抖的笔：在“何时何地入党”一栏里，他将1925年在武昌入党，填写成了1927年在红区入党。(事隔多年后，徐海东为此事主动向党组织作了深刻的检讨，并以此事教育自己的孩子做人一定要讲真话！)徐海东放下笔，一下瘫在床上，像有一只无形的怪手，刚刚在他的灵魂上动了一次大手术。
仗义直言的徐海东，在“肃反”中仍不改本性，一有机会，就挺身而出，保卫同志。1933年春夏，省委代表到皖西北特委来检查工作，竟认定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和红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他和郭述申坚决反对，并跑去向省委代表说明他们的情况，但省委代表不但不接受批评意见，反而因他们在攻打七里坪问题上与省委意见相左，指责郭述申和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在鄂豫皖省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上，撤销了郭述申省委常委和地委书记的职务。
“看来，现在该轮到我的头上了。”徐海东心里一紧，他知道自己不被砍头，也免不了被捆绑审查。但他转念一想，大不了就是死，砍脑袋不就是碗大个疤？自己每天迎着子弹走路提着脑袋过桥，死算个什么东西！于是，他心一横：认错没门，要命有一条！他躺在铺上，内心正不安定，忽听一声“报告”，特务连连长跑进门来，急促地说：“敌人攻上来了”“什么，什么？”徐海东跃身从铺上跳起来，一边扎皮带，一边命令：“去，快去报告省委，停止开会，赶快转移！”
枪声越响越密。一位团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徐海东跟前报告：“敌人突然袭击，前哨阵地已被突破了！”“马上组织反击！”徐海东大声命令。“来不及了！”团长搓着手，焦急地说，“我已命令队伍撤退……”“滚！滚！”徐海东骂了两声，说：“你们团就是拼光了，也要顶住！要保卫省委！”
徐海东静心观察了一会儿，心想从正面硬顶是顶不住的，他命令：一个团从左，一个团从右，向敌人的背后包抄，组织进攻，反击！
敌人的攻击力量如此强大，部队不赶快撤退，副军长怎么还要组织进攻、反击？而且，更为奇怪的是，过去的副军长只要枪声一响，眼便瞪着像火球，要是有人动作稍慢了一点，他马上就是一顿臭骂。可现在，副军长却显得从容不迫，平静如水，仿佛不是马上奔向战场，而是将要步入宴席。两位团长有点摸不着头脑。
黑压压的敌军涌了过来，迎着漫天风雪，徐海东带着特务连守在正面，一动不动。敌人越来越近了，徐海东突然一下站了出来，一件一件地脱起了衣服。他先脱掉棉衣、衬衣，背心，又脱掉了裤子和鞋袜，最后，全身只剩下一条裤衩！全军指战员都惊呆了：副军长今天是怎么啦？“你们别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徐海东已从警卫员手中一把夺过大刀，然后向交通队的人员大手一挥，便一跃而起，率先冲了出去。正面和两侧的红军战士，见副军长已赤膊上阵，呼啦一声，也全都发疯般嚎叫着冲向敌群。
于是，狂风大雪中，一位穿着裤衩、裸着上身的红军将领高举着大刀，发疯似地叫喊着，拼命地冲杀着，浑身上下那十几处伤疤，在雪地的映衬下，分外明显；上千名同样发了疯的红军战士跟在他的身后，也拼命地向敌人冲去！
这突发而起的举动、意想不到的阵势，一下子竟把对方给弄懵了。没等敌人反应过来，徐海东的队伍就将其冲了个一塌糊涂。徐海东不仅打退了两个师的进攻，而且还活捉了几百名俘虏，堪称红军作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然而，一心想死的徐海东偏偏又没死成。原来，他想与其被当成“反革命”杀死还不如战死沙场。没想他的一时冲动，反而歪打正着，出其不意地打败了敌人。徐海东自然是感到大大出了一口怨气，但一想到自己的鲁莽，又有些后悔。身为一个副军长，怎么能带着情绪去指挥打仗？怎么可以把战士们的生命随便当作自己发泄的工具？冷静下来之后，他再也未想到死，反而觉得自己的举动幼稚可笑。一个军事指挥员怎么能那样做呢！这不是拿着打仗赌气吗？
没过几天，鄂东特委书记徐宝珊见到徐海东，忙赞道：“海东，这一仗，你指挥得好啊！”徐海东与徐宝珊是知己，便直言不讳地说：“当时我作了战死的打算，不料命大，活下来了。”“为什么呢？”“我想，与其被当成‘反革命’杀死，还不如战死在沙场来得痛快！”徐宝珊一下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叹了口气说：“肃反，肃反，没有肃着反革命，反而肃着了自己人，给我们的教训太深了。真正的反革命自然有，你徐海东打的不就是反革命么，怎能怀疑到你头上了呢？昨天省委书记沈泽民对我说：‘宝珊，我不死，不准有人再说徐海东同志有问题。哪个说他有问题，哪个自己就有问题。’你就放心好了，我也是这样看的。”
组织上的信任，这比什么都珍贵啊！特别是在肃反扩大化时期，这一信任更加重要。事隔32年之后，徐海东在《生平自述》中还专门讲到这一段经历，他说：沈泽民、徐宝珊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徐海东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和省委常委之后，有权力参与讨论肃反问题，他冒着被定为“思想右倾”的危险，抵制肃反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尽力保护同志。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独树镇，刚刚摆脱敌人的前堵后追，个别领导人突然提出省委常委、皖西特委书记郭述申是第三党首领，要立即逮捕。徐海东听了非常气愤，把桌子一拍说：“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那我们都是老三。”在徐海东的强烈反对下，郭述申免遭一次劫难。
1935年2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常委会议上，个别领导人又突然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8人是反革命，已被逮捕要立即处决。徐海东听了，大吃一惊，他不容许第二二○团49名干部被杀害的惨剧重演，挺身而出，大声说道：“他们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不像反革命，不能杀！”“有人供出他们是反革命，有人证，应该处决！”负责肃反的领导坚持自己的意见。徐海东一听，两眼圆睁，大声说道：“严刑逼供，怎么能算数！不能杀，一个也不能杀！”“这些人不杀，留着是祸害。”“砰！”，徐海东一拍桌子，大声喝道：“不能杀，就是不能杀！”徐海东见说服不了，就用硬的。
结果，双方作了让步。会议决定，这8个人暂不处决，列入“反革命嫌疑犯”，释放出来做苦工，继续考察。就这样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一共有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这300多人的问题，一直系在徐海东心中。现在党中央来了，刘志丹等人的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徐海东认为解决这300多人问题的时机到了。
一天，徐海东参加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后，独自留下。他把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情况以及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的问题，扼要地汇报了一遍。徐海东报完，毛泽东关切地问：“这些人现在在何处？”“都跟着部队长征到陕北来了。”徐海东答道。“没有被杀掉就好，没有被杀掉就好。”周恩来连声说。
毛泽东思索片刻，右手用力一挥，“应该统统释放！”徐海东激动得两眼闪着泪花，连声答道：“是！是！我马上就去传达中央的指示，解决这个问题！”
徐海东一溜小跑赶回军团部，把中央的精神向其他领导作了传达。接着，他就派人分头通知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到军团部门前空地集合。
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很快到齐了。徐海东大步走到他们面前，满怀深情地望着大家，哽咽地高声说：“同志们！我奉中央指示来向大家宣布：你们的问题都了结啦！”
稍停一会儿，徐海东强抑着感情，说道：“同志们，我奉党中央指示来向大家宣布：党员、团员，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等着分配工作；战士，回原连队去。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怨气，受了许多苦，要怨就怨我们吧，我们没有尽到责任……”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了，泪水不由得从眼角滚了出来。他本想再安慰同志们几句话，一时竟说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