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困难和凶恶的敌人前堵后追，四面围困，红十军团从一开始就处于险恶的局面中。方志敏率领部队沿途英勇战斗，在一个多月里，从赣东北长江边上、黄山脚下，占领了安徽的太平、泾县等地。12月中旬，红十军团到达谭家桥一带，遭遇到七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方志敏指挥部队英勇反击，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但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战斗打成相持局面，红军指战员伤亡很大。方志敏果断地率队撤出战斗、迅速转移。由于皖南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又过度疲劳，难以再坚持下去，军政委员会向党中央报告并请示后，决定抗日先遣队暂回闽浙赣根据地，待休整补充后，再出征北上。
1935年1月中旬，抗日先遣队冲破了敌人一道道围堵，迂回到赣东北的怀玉山区。在过敌人封锁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部队被打成两截。前一截800多人在方志敏、乐少华、刘英、粟裕率领下，勇猛突围，冲出封锁线。后一截是主力部队，却因刘畴西、王如痴指挥失当而被敌人重重包围。方志敏立即召集冲出来的领导开会，断然决定由自己返回接应大部队，并深情地嘱咐战友们：“不管多大困难，一定要把党的这支队伍保存下来，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当方志敏冲进封锁线重新找到部队时，队伍已只剩两千多人，而且被敌军14个团包围在纵横不过15里的狭小地区。方志敏立即把部队编为1个团，千方百计与敌人周旋。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部队始终未能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最后只剩下80余人，饥寒交迫，精疲力尽，身处绝境的方志敏心痛如刀割，他时刻想到的都是已回赣东北的大部队，想到中央交给的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没完成，这些支撑着他顽强地战斗下去。由于无法脱身，他和剩下不多的战士们只好散入深山中隐蔽起来。但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掌握了方志敏等人的动向，他们倾巢出动，搜山6个小时，7月29日，方志敏被发现，不幸被捕。
方志敏在狱中。1935年1月29日下午，方志敏被押送到驻在陇首的敌军四十三旅七二七团团部。敌团长见捉到了“要犯”方志敏，觉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晚上，他们要求方志敏写点什么，企图捞一点情报。方志敏挥笔疾书，写下了一篇259个字的“自述”。“自述”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坚定立场：“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反动派们恼羞成怒，对方志敏施以酷刑，但方志敏毫不屈服，体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31日，方志敏戴上十斤重的脚镣，从玉山押解到上饶国民党赣浙皖闽四省剿匪司令部。
反动派不死心，为了劝降方志敏，不择手段进行威逼利诱。一方面在生活上稍加改善，把每日两餐饭改为三餐，喝水不加限制，甚至还送零花钱；企图用优厚的生活条件来腐蚀方志敏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又物色了一批反动党政军要员，加上找了方志敏的几个同乡同学，让他们轮流探监，假献殷勤，晓以各种利害关系，企图说动方志敏，就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也亲自出马。但方志敏对他们的回答是：“投降？你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敌人对方志敏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也懊恼地承认：“方志敏态度之强硬，一如平常”，“方志敏反对一切提议，态度非常强硬，看他到死也不会动摇的”，“关于红军现在的一切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方志敏在狱中仍念念不忘党的革命事业，利用写“供词”的纸和笔，在昏暗的牢房里用自己的全部感情和心血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念》等近20万字的文稿，他要用自己的血写成文字献给党，并拜托着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胡逸民转给了党组织。
几个月过去了，方志敏没吐露一个字，敌人遂下了秘密处死的命令。1935年8月6日清晨，方志敏被杀害于南昌市沙窝，年仅36岁。方志敏牺牲后，胡逸民十分悲痛，怀着对革命者的崇敬之情，出狱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将方志敏托付给他的文稿，亲手交给了上海党组织，完成了烈士的遗愿。
方志敏虽然牺牲了，但他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立下的不朽功勋，他忍辱负重，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敬仰，他在狱中写作的珍贵文稿，永远激励着后人，英勇奋斗！
刘志丹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少年时代背叛自己的阶级，中学时代便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并加入了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中在马鸿逵部和冯玉祥部从事兵运工作。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因生于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父亲给他取名为景桂，字志丹。后来他自己更名为“志丹”，意在愿为革命“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意。刘志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读书人，家里小有资财。因此，他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后又在县里的高等学堂就读。
由于军阀官僚和豪绅地主的残酷统治，陕北人民生活极端贫苦，刘志丹目睹家乡由于动乱、贫瘠而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心中充满了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刘志丹和家里的长工张万银关系很好，有空即帮助张万银上山劳动。张万银常给他讲述贪官豪绅的罪恶，穷苦百姓生活的艰难和陕甘一带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揭竿而起，为民除害的故事，这些都孕育了少年刘志丹心中那颗仇恨旧社会的种子。
1922年，刘志丹高小毕业后，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当时榆林中学校长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民主人士杜斌丞，他模仿北京大学的办学风格，不仅为榆林中学聘请了一批名牌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还延聘了一些学识渊博的清朝遗老，翰林学士等，以示兼容并包，新旧并重。
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影响波及大江南北。榆林中学作为新派学校，订阅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当时影响极大的进步刊物，刘志丹在这里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受到了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先后来校任教，这对刘志丹思想觉悟的提高又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的指引下，刘志丹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并且将这些着作的全文手抄了下来。他还将这些理论结合现实社会进行思考，写出了《陕北交通刍议》等文章，来表达自己安邦治国的理想，还以《阎小盛苦难经历记》、《官逼民反》等文学创作，去启迪人们的觉醒。
在魏野畴等人的组织下，榆中成立了学生会，刘志丹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他的革命活动变得更自觉了。他领导学生组织了社会科学、时事、文学、体育等研究会；组织学员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原理》、《共产主义ABC》、《中国文学史》等着作；还常鼓励同学要有救国的理想和“力挽狂澜”的勇气，要为救国去发奋读书。
为了唤起民众起来追求进步，刘志丹倡导举办了平民夜校和剧社，以及为普及义务教育而创办了平民小学，他还常组织下乡宣传、送药等活动。当时，由于封建纲常礼教的束缚，不少同学不愿当“戏子”，更不愿演“反派”和女角，为了倡导新风，向陋俗展开挑战，刘志丹就自编自演，还带头男扮女装，他真切的表演，常常引起台下群众的强烈共鸣。有一次，他扮演一个受地主和洋行老板凌辱的穷人家的女孩子，那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激起观众的愤怒，台下爆发出一片“打倒军阀杀洋贼”的怒吼。
刘志丹的宣传通俗易懂，针对性强。他的《爱国歌》中写着：“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也不能等待；挽弓持干，驰骋疆场，快！内惩国贼，外制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他还发起过“非基督教运动”，揭露传教士的伪善面目。他教育农民说：“基督教就是鸡不叫，要我们中国永远黑暗，没有白天，由帝国主义任意宰割。”农民们明白后，纷纷表示：“‘鸡不叫再来，我们就掐死它！”
刘志丹还把革命宣传工作深入到与榆林接壤的内蒙乌审旗，他编了一首向蒙胞们宣传的歌谣：“同种兄弟心相连，军阀列强内外患，汉蒙携手斗凶顽，灭敌除奸争人权。”蒙族同胞纷纷反映是第一次从汉族兄弟那边听到这样亲切的声音，十分振奋。
1924年秋，李子洲在陕北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刘志丹成为榆林第一批团员中的一员。1925年春，榆林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刘志丹又加入了共产党。6月上旬，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刘志丹立即组织榆中学生投入到声援五卅运动的浪潮中去，学生们集体上街游行示威，发起援沪募捐倡仪，宣传抵制日货，在街头讲演，揭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使闭塞的陕北高原沸腾起来了。
由于刘志丹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使他在这年7月被选为榆林中学的代表，去三原出席全省学生代表会议和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第二届代表会议。为了节省路费，他竟是骑着一头毛驴，赶了18天路程才到了三原。
7月22日，当刘志丹来到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会场时，代表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欢迎。他在会上报告了榆林学生斗争的经验，并为大会题词：“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这是刘志丹在勉励大家，也是在鞭策自己。会后，刘志丹又被请到西安去做报告，介绍经验，引起了轰动，此时的刘志丹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陕西地区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
以刘志丹的气质和渊博的学识，完全有希望成为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或者艺术家。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早就把自己的理想和前途与党的事业融合到一起了。五卅运动爆发以后，党号召有志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刘志丹积极响应，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虽然学校不批准退学，亲朋好友也纷纷劝阻，但都无济于事。他说：“古人云‘虽我文事，必有武备’，对付军阀，没有军队怎么行？我服从党的决定，今后就当一个革命军人。”刘志丹的这一选择绝不是偶然的，从入党的那一刻起，他就确定了这样的人生道路：“走最艰难的路，挑最重的担子，过最热烈紧张的生活。”
从一名学生转变为一位军人，在实践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山区生活习惯了的刘志丹，赴粤途中就经历了令人头晕目眩的海浪颠簸和掏肠挖肚般呕吐的考验。到达黄埔军校后，又因水土不服而饱尝了病痛的折磨。有一次，医生宣布他已无药可救了，但他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死神。
黄埔军校里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充任政治教官。在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杰出的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谆谆教诲下，刘志丹各方面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满怀激情地写信给榆中的同学王子宜，建议他毕业后回到家乡，从教育着手，发展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加入党组织。他还根据掌握了的情况，拟了一批进步青年的名单寄给王子宜，对王子宜后来创建永宁山党支部起了很大的帮助。
1926年7月，刘志丹重病未愈就随东路军参加北伐，他冒着盛夏酷暑随军疾行，沿途还向群众作革命宣传。不久，部队到达江西吉安，此时，冯玉祥已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革命，正向陕甘进发，急需我党派干部援助，刘志丹被选派冯玉祥军驻陕总部任组织科长。刘志丹经长途跋涉刚赶到三原，党组织又决定让他作为冯玉祥的少将特使去宁夏国民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从事联络工作。刘志丹毫不迟疑地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第二天即纵马扬鞭向固原马鸿逵司令部疾驰。从此，他与无数的艰难曲折作斗争，出生入死地战斗在茫茫大西北的兵运战线上。
马部多数是回民，实行的是雇佣军制度，每次打仗前，每个人都伸手要钱。但由于回民尚武，骑兵较多，这支部队有一定的战斗力。刘志丹到任后，针对马鸿逵急于整饬手下部队的心理，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刘志丹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征得马的同意，刘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政治工作部门，建立起了政治工作制度，制定新的军纪条令，并采用新式练兵法。回民战士和下级军官大都出身穷苦，在刘志丹言传身教下，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这支部队后来在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等战斗中，均建立了不朽功勋，连马鸿逵也不得不承认刘志丹“治军有方”。
1927年春，豫陕地区正处在革命高潮中，而被驱逐出陕境的吴佩孚余孽刘镇华部，还盘踞在豫西山区作乱。刘志丹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代表，被派往豫西收编刘镇华军队。刘镇华虽然不愿接受改编，但又怕得罪冯玉祥，唯恐将来对自己不利，便企图以重金收买刘志丹，想让刘志丹在冯玉祥面前替他说好话。刘志丹丝毫不为所动，严词怒斥刘镇华的收买阴谋，刘镇华狼狈不堪，不得不接受改编。
时势造英雄。这时刘志丹虽只有23岁，但在共产党的教育指导之下，他以坚强的性格，勇于进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迎着一个又一个的风浪前进，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等人领导了渭华起义，打响了陕西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到军阀部队中做兵运工作。后来逐渐认识到军阀不可靠，必须自己搞队伍。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6月下旬，冯玉祥随蒋介石反共，在军队实行“清党”。他以“集训”为名，将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32名在该部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扣押于开封，逐个进行“审查”。冯玉祥威逼共产党员“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否则要“查明枪决”。刘志丹等坚决不屈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7月中旬，冯玉祥下令将这批党员押往武汉，想借湖北反动派之手加以杀害。刘志丹等人被分别装进两辆闷罐子车里。到了湖北孝子店车站时，大家趁押解人员交接忙乱之机，跳车脱了险。
脱险后的刘志丹一心要到武汉去寻找党组织，到武汉后，他才知武汉政府也已经叛变，最后辗转通过地下关系才找到了党组织。按照党的指示，大部分人被派往苏联学习，一部分人参加南昌起义。刘志丹奉命回到陕西，担任省委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开展联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