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金
内容摘要：明儒薛瑄是明代继承程、朱的理学大师，明道躬行与正学复性构成了其道学人生中的主要部分。薛瑄毕生读书论学，一意以“履而行之”的“为己之学”为宗，既无著述传世的意图，更恪守述而不作的准则，以躬行明道的实践方式践履程朱之学，传承道统。
“权势利达无以动其心，死生利害无以移其志”，薛瑄一生正行，出处进退，辞受取与，莫不合乎礼义规范，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人格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无论是安贫乐道的恬淡怡然，还是入狱临刑的无畏坦然，抑或是仗义执言的气节凛然，儒学理念的信仰与秉承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浩然元气，亦正是这脉坦荡淋漓的浑然正气造就了一代醇儒，光明俊伟的仕宦生涯，刚直耿介的夫子品格，正道亢行的处世原则，莫不折射出这位儒者对儒学道义的人生诠释。而此，亦即这位理学大师对儒学道统的核心理解。《明史》称“（薛）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斯道已明，直须躬行，寥寥数字，却也大致标明了薛瑄于理学史中的自我定位与历史选择。
自孔子开创儒家传统以降，儒学的发展实在算不得履道坦坦，周秦诸子的鼓舌争鸣，焚书坑儒的极端政策，黄老玄学的无为清谈，佛学大盛的举世谈禅，以及兵戈并起的战事频仍，乃至儒学体系中经学诠解的繁琐沉闷，都对儒学的传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至有宋一代，周张二程，朱熹诸儒，直承尧舜孔孟之道，倡明理学。元初，经许衡、吴澄、郝经诸儒提倡，理学渐为统治者认可，明代“以理学开国”，太祖朱元璋诏示，“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朱棣下令辑成《性理大全》，颁行天下，程朱理学成为独尊的正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经典教材，朱注《四书》被定为开科取士的规程和科试答卷的标准，诵读《六经》，亦“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击之”。国家政策的干预使得明初思想变成了朱学的诠释，“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薛瑄无疑可算作“述朱”的典范，其不止一次的称道，“四书五经，周程张朱之书，道统正传，舍此而他学，非学也”，“濓洛关闽之书，一日不可不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学，则非矣”（《续》卷四）。极端的推崇中虽有着“卫道者”的色彩，却已旗帜鲜明地标出了自己的学术旨归。其对朱熹功业的定位则在排斥邪说，阐明圣学，其称：
“尧舜之道，非孔子无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无以发；周子程子张子之学，非得朱子为之发明，后世纷纷莫知所定论矣。”（卷九）
“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张子之道昭然明于万世，而异端邪说莫能杂者，朱子之功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卷九）
在薛瑄眼中，朱熹作为续接道统的集大成者，堪与孟子比功，所以捍卫道统，发明道学者，尤在四书的拈出，“周程张朱有大功于天下，万世不可胜言。于千余年俗学异端，淆乱驳杂中剔拨出四书来，表章发明，遂使圣学晦而复明，大道绝而复续，粲然各为全书，流布四海，而俗学异端之说，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朱熹退五经，进四书，“《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且不如让渠如此说，且存取大意，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作为寻得圣人本意的最佳载体，“四书”在宋代之后甚至成为高于五经的经典体系，成为新的权威核心。四书的拈出，将儒学传统中的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等都排除出去，以孔孟之后，直接周张二程，构建了新的道统体系，在儒家之“道”的延续层面形成了一条新的脉络，而孔孟与宋儒之间的儒学传承则因受到黄老玄佛等异端思想的影响被视为驳杂不纯，四书的发明，正可剔除这些异端的驳杂，发明圣学，重续道统。而朱熹为四书所作的集注和章句乃是其一生用心所在，“《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卷一）薛瑄对于朱学极力推崇的原因亦在于此，“今之君子能欣悦爱慕而笃信之者，未有过于薛公也”。薛瑄对朱学的爱慕笃信正是建立在其继续道统，承传圣学的历史使命感之上。
“春秋之时有孔子，斯道大明；战国之时有孟子，斯道有寄。自秦汉以降，世儒以知谋功利相高，不知道为何物。故韩子曰，轲之死，不得其传。程子曰，退之必有所见，不知所传者为何事。窃谓，天命之性，道也。圣贤明此道，行此道，是以道得其传；不明不行，则天命之性虽未尝不具于人心，然人既不明不行，则道失其传矣”。（卷一）
道学传授的源流追述中正暗含着“明道”、“传道”的职责自勉，薛瑄对程朱理学的笃信源自对圣学道统的信仰与珍重，由之萌生的则是对道学的自觉维护与传承，“道之失传”则是其最不愿也不能接受的。因而，宋儒之后的道学谱系中，元代大儒许衡成为薛瑄眼中的道统承继者。其称：
“朱子又集小学之书，以为大学之基本，注释四书以发圣贤之渊微，是则继二程之统者，朱子也；至许鲁斋，专以小学四书为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辞，务敦实行，是则继朱子之统者，鲁斋也。”（卷一）
“自朱子没，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辞之间，能因文辞而得朱子之心学者，许鲁斋一人而已。”（卷八）
对于许衡，薛瑄有着极高的评价，“许鲁斋，余诚实仰慕。窃不自揆，妄为之言曰，其质粹，其识高，其学纯，其行笃，其教人有序，其条理精密，其规模广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为浮靡无益之言，而有厌文弊从先进之意，朱子之后，一人而已。”（卷一）“朱子之后，一人而已”的定位实已将许衡置于道学传承的链条之中，然其中亦隐含着以道学延续的使命继任。“鲁斋学徒，在当时为名臣，则有之，得其传者，则未之闻也”。（卷二）薛瑄对许衡之后“未闻传道”者的慨叹中，既有担心圣学失统的焦虑，更可感受到其欲以明道传学的继统精神。元儒许衡正是明儒薛瑄于道学谱系中引为楷模的典范。
许衡有言，“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又言，“先务躬行，非止诵书作文而已”。其于四书的遵从信服程度不在薛瑄之下，而此亦是道学传承者们的共同心理。作为圣人志意载体的四书，是他们心灵深层的精神支柱与思想源泉。而许衡、薛瑄等均是在师弟相授的知识传承中接受了道学的影响，在理学笼罩的人文环境中感受着圣学教化的熏陶，四书中所承载的圣人意念已然成为其思想、生活的无上准则。作为传统道德的累代积淀，圣人道统的自觉延继凝聚为一种极深沉的历史意识，亦成为一般士子的普遍文化心理。许衡、薛瑄等既成长于此种意识心理之下，更是此种意识心理的发扬承续者。续接道统的朱熹作为道学传承链条中的关钮所在，有着继往圣，开来世的典范意义，其于经典的诠释更有着截断众流的集成意义。“孔子因尧舜三代之遗典，故得以删述赞修；朱子因濂洛诸儒之遗论，故得以折衷去取。”（卷九）朱熹以其绝大魄力才识所拟建的理学模式，更在历史的检验与选择中成为后世儒者明道继统的方式路径。作为朱熹之后的道统延续者，许衡、薛瑄的儒学实践大抵皆可称作朱学范式之下的道统延续，同时，继任者的基本定位亦决定了他们“恪守宋人矩矱”的学术旨归，“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之法，潜心体认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卷一）身体力行地循着先儒的经验法则体会圣人心意，以躬行实践的务实态度继承道统，恢明圣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元代的异族入主对于农耕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文化传统构成极大冲击，儒学虽然得到一定的推崇，却远非独尊无二的正统宗主，而一般士人更是于“九儒十丐”的社会心态中维持生计。由之带来则是文化精神的世俗转向以及士人品行的松弛浮夸。代元而兴的明朝以恢复汉统为标榜，笃厚士风成为明初士子所必须的时代使命。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帝王的以身作则厘定了明初的国家风尚。明初文臣第一的宋濂与读书种子方孝孺等人同样注重笃行践履，反对空谈性理，引领着一代思潮学风的流向。薛瑄“潜心体认而力行”正是这一文化思潮的延续，“躬行以明道”的务实思路则是明初理学于时代风潮中凸现出的最大特色。
“圣贤之书所载者，皆道理之名也，至于天地万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实也。”（卷一）书本知识仅是世间经验的反映与提炼，“绝知此事须躬行”，从文字到文字的理解实践并没有太大的益处。“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间，圣贤之书不过模写其理耳；读书而不知实理之所在，徒滞于言辞之末，夫何益之有！”（卷十）在薛瑄看来，仅停留于文本层面的读书学习，很大程度是一种虚妄之学，因此，“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见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以为口耳言辞之资，非实学也。”（《续》卷三）“实学”的提出正是其躬行主张的理论表现，其中更继承、发扬了儒学传统中的务实主张。
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安国曰：“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为己”之学的目标在自身修为的提升，躬行践履，于己实有所得；“为人”之学的目标则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徒以空言虚论炫耀于人，实无裨益之处。二程亦言：“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朱熹赞曰：“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为己”成为儒学正统的切要所在，薛瑄更是以为治学之本。他主张读书，为学务要务实、求实，就是切实“体贴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卷二），“必欲实得而力践之”（《续》卷一一），方为“实学”，或叫“本领之学”（《续》卷一），“本领工夫”（卷二）。否则，“溺心于文字之间”，“徒事于记诵辞章之末”（卷九），“用于己全无干涉”（卷一），只能是“词章之学”（卷三）、“文章俗学”（卷九），也即所谓“为人之学”，“皆非本领工夫”（卷二）。“为己”之学原是循着“内圣外王”、“修己以治人”之宗旨而延伸的儒学训练。
“学优则仕”虽是被认可的实现“修齐治平”之人生理想的途径，但明代“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科举成为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与功名利禄紧密绑缚在一起，一般士人死读经书，习作八股，背诵词章，空谈性命，一心以科第博取功名，于国家大事、生民利病略不留意，科举之学自然随之沦为利禄之学。“十七岁始厌科举之学，慨然以求道为志”（《年谱》）的薛瑄于此自然深恶痛绝，尤其他遵从父命，获得科名之后，于科举之弊有了更深的体会，“科目进身者，有一第之后，四书本经悉置而不观，则身心事业从可知矣。”（卷二）
“学举业者，读诸般经书，只安排作时文材料，用于己，全无干渉，故其一时所资以进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终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来之气习，诚所谓书自书，我自我，与不学者何以异？”（卷一）
“习举业者，借经书之文以徼利达，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诚所谓侮圣人之言也。”
科举弊端所直接导致的则是士风日下，道学不明，而此正是薛瑄所最为关注的，对此，薛瑄的批评则更为激烈，“科举之文盛而理明者，间有之；因而晦者，尤多矣”（卷一），“圣贤之书，垂训万世，本欲开明天理，使人反求诸身心而得其实。自朱子没，士子诵习其说者，率多以为出身干禄之阶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实，圣贤垂训之意果安在乎？”“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卷八）更立足“为己”的古学传统抨击科举之弊，“朱子注《四书》，明圣贤之道，正欲学者务为己之学，后世皆藉此以为进身之阶梯，夫岂朱子注书之初意哉？”“圣贤专以为己之学教人，而犹有为人者，况以科举为人之学教人乎”。科举之学“其坏人才也甚矣！”（卷四）八股科举自实行之日起，就不断有人指出其中的弊端，薛瑄的批判自然也是制度之中的弊端纠正，然而，他的批判立足于对于科第弊端的实际观察，所秉持的则是先儒“为己”的立学传统与明道动机，因此，薛瑄于躬行主张下的科举批判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振聋发聩，而鞭辟入里的针砭之中更有着务实对策的积极思考与履行实践。薛瑄在任山东督学佥事时，即以“致知而力行，居敬以穷理，由经以求产”为宗旨，考察诸生，“必先询其力行，而后及于文艺”。削官归籍，设教河汾时更是“不事语言文字，而必责诸躬行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