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认为《左传》以荀卿之说解丧礼，而杜预又承袭《左传》之说，文其短丧，惠氏此说，有义理上的承传，带经学家的偏见。其实，杜预注《左传》谨守注不破经的规范，未必加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而在《左传》与《荀子》成书的先后上，作者未加考订，可见其征引古书时尚待详细考证。其它对《管子》、《尉缭子》等书的征引，也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当时人未必把它当作真书。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列多种子书为伪书，《尉缭子》、《冠子》等书赫然在列。惠栋因为对古注的偏好，使他有不同于一般的举动。四库馆臣认为惠栋征引先秦子书是不当的：“牵引旁文……未免为例不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九经古义》）虽然对所引无秦子书不曾详加考订，但是在尽可能地逼近经典的原义上，惠氏的思路是对的。
评论惠栋专意泥古，于汉注不加判断，始于王氏父子。王氏父子的治学特色是融贯古书古注，靠才力作学问，不再依靠一两个古注，于是把惠氏的治学特点当成了对立面，将其缺点放大了说。一般来讲，惠氏《补正》都“精确”有条理，为戴震为首的乾嘉学者所推崇，影响深远。纵览《左传补注》，偶有为汉注所迷，别择不精的状况。如“旝动而鼓”之“旝”的解释，历来争议不下，贾逵注作“发石”解，《三国志》有依贾逵注如法炮制发石车之事例，而《诗经》中作名词“旌”解，这几个义例不相协，而作者罗列各说，不分次序，不作裁断，显现出未经整理的杂乱，而非一味泥古的“寡于裁断”。“旝”，依据《说文》体例，于部十八个字中，前后左右均为名词，而中间夹一个动词则为生硬，故《诗经》的注释更准确。惠氏自云“前修不掩”、“有失必规”，这说明他的主观意识中对汉注不存偏重之心。
惠氏《左传补注》最让人称道的是它对宋以来“腊为秦祭”的反驳。惠氏引《太平御览》、应劭《风俗通义》、蔡邕《月令》等典籍，说明“腊”祭是三代祭名，朱子以秦始有腊祭，为“考之不审”，这解决了宋以来人们因为腊祭而怀疑《左传》之真的悬案。
30.沈彤《春秋左传小疏》一卷清经解本
书名“小疏”，实为“未完之书”。沈彤（1688-1752），字冠云，江苏吴江人。入博学鸿词科，不入选，以诸生终。师事惠栋，以礼学名世。然于《春秋左传小疏》中解释春秋兵制等礼法，篇幅不多于十分之一，大部分篇幅为订正杜注孔疏之非，对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注》、惠栋《左传补注》亦有所订正。又根据唐石经订正传文之误。所立词条似无关紧要，如“三败及韩”、“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先王卜征五年”、“又不及是”，实际上都是对杜注、孔疏而发。《左传》等史籍在经学的演绎中，愈变愈繁，愈繁愈难，其中经学的义理，甚至于与事情、人理相违背，沈《疏》以此一小卷的篇幅，向人们展示如何变繁难为平易，变迂曲为通达。沈《疏》主要以史事的串讲与解说破经注的迂执，破除了杜注孔疏中经学的迂阔、不着边际。语词注释亦破杜注的牵强，而简明可循。杜注生于西晋，尚不明声音转训，对《左传》中某些字义的解释，极为牵强。而一旦以音训释之，大多直捷痛快，如“吾庸多矣”条下云：“‘庸’止训‘用’，与成十八年‘吾庸多矣’同，言楚不信而吾信，吾用此多于楚矣，杜解‘庸’为‘功’，何功之有？”杜预的语言学知识固不如清人，作者并不因此回护清人，而排斥杜注，一切实事求是。“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条，顾炎武认为“执兵者之称兵，自秦汉始，三代以上无之”，沈氏驳顾炎武之误，保留了杜预“徒兵即为士卒”的解释。
31.《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四库全书本
乾隆二十三年（1758）御制。以十二公为十二卷，庄公、僖公、襄公篇页稍繁，各析出一卷，实十五卷。本书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延伸，前者止于集汇众注，尚未有系统的义理阐释，本编则以发明孔子本义为务。冠名“直解”，即撇弃前人说经一字褒贬及穿凿义例之迂曲，对胡安国《传》的附会臆断多所驳正，对《春秋》之义作简明扼要的会通。《春秋直解》的动机是奉乾隆之命制定朱熹未曾言说的“春秋大义”，又被冠以“御纂”的身分，必欲阐述有清一代的《春秋》大义，但未形成自己的特色。《春秋直解》以简居要，直陈《春秋》微言大义，间及经传。简则简矣，尚不足以成一家之言，不及宋胡安国《传》的影响力，但尊《春秋》经学，一扫宋儒弃经言传（胡传）的风气，显示出有别于宋代的学风。
32.江永《王朝列国兴废说》一卷清经解本
前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仲夏自序。江永（1680-1762），字慎修，安徽婺原人。清诸生，博通经史，尤以三礼为长。乾隆元年，设三礼馆，总裁方苞延请江永修礼，服其学博。此书概述春秋各国王朝的兴替及地理的沿革，涉及周、鲁、蔡、曹、卫、滕、晋、郑、吴、燕、齐、秦、楚、宋、杞、陈、薛、邾、莒、小洙、许等国。对春秋小国的兴废概述实际就是从史料中勾沉索引，详加考证，地理尤详。无论大国小国，其兴废隆替尽以考证出之，而不见阐说、议论，于“王朝列国兴废说”之名不符。大抵当时《左传》通行本是杜林合注，内有林尧叟作《王朝列国兴废说》，汪绂《春秋集传》亦以此通行本为本，收录林氏《王朝列国兴废说》，而无考证。江永《王朝列国兴废说》对世俗本中的内容加以具体的地理考证，显示出崭新的学风。
33.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四卷清经解本
江永（略，如上）。专考《春秋》暨《左传》所载地理地名，补杜预之失。于《钦定地理考订》、及近人顾炎武的地理考证亦有所肯定，但《春秋》地名之多，问题之广，诚如作者自序所谓“古今称谓不同，隶属沿革不一，有文字语音之讹，有传闻解说之误”，“虽博洽通儒犹难”。而江永凭借广博的文献积累与精湛的音韵学知识，在考证时游刃有余，举重若轻。
34.江永《群经补义·春秋》一卷清经解本
江永（略，如上）。认为《春秋》起自隐公，是因为惠公以上鲁史不存，《春秋》的起止并没有什么深义。对《春秋》及《左传》的职官、兵法、兵制、古历、灾祥、地理、筮辞、宴礼、赋诗等都有所考证。考晋六卿之制，言及“《左传》叙事极有条理，词不虚设”，意即联系《左传》的叙事，在只言片语、蛛丝马迹中寻绎晋国的六卿之制，以驳前人晋国七卿之说。作者根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栾盈复入于晋一事，联系各当事人的活动、年龄等，于细密处剖析，证明孔《疏》“程郑非卿”的观点是错误的。
35.戴震《春秋改元即位考》上中下戴震文集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戴震（1723-1777），字慎修，一字东原，安徽休宁人。请益于同乡江永，乾隆二十二年，与惠栋交，因古训治经取得学术上的基本认同。乾隆二十年入京，经钱大昕等人延誉，名动京师。乾隆二十一年，王安国延请他为其子王念孙授课。乾隆三十九年，以举人入四库馆，推行古学，天下文人士子遂骎骎于古学。乾隆四十二年卒于四库馆。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于文字、音韵、地理上颇多建树，提出“求道于典章制度”的理论主张。生平最喜《孟子字义疏证》等精言义理之作，为学最终目的为义理。《春秋改元即位考》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十年间，正戴震少壮时。以《左传》叙事为基础，通考《春秋》“即位”之礼，正《穀梁》、杜预各家之失，以疏解《春秋》改元即位的微言大义。戴震对自己的著作非常自信，与人言：“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刘师培评价：“凡古义之钩棘者，必反复研求，使疑文冰释，如《春秋即位改元考》诸篇是。”（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戴震治学不仅求训诂考证，亦钻研义理，与乾嘉汉学者不明言义理有异。晚清刘师培致力于《春秋》一经的微言大义，承戴震治《春秋》义理的路径，以戴震为榜样，通考全经得其义例，刘师培于戴震《即位改元考》如此赞赏，殊不为怪。
36.戴震《经考》卷五《戴震全集》第三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经考》卷五不以训诂考证为长，而主阐说《春秋》义理。引用宋人程朱、元代黄泽、清初顾炎武关于《春秋》是经的言论颇多，欲改变当时春秋学领域纯把《春秋》作史，不以义例说经的局面，在承认《春秋》、《左传》是史的同时，强调二者同时是经，所以必须有治经的方法，即义例治经。戴震认为《春秋》经孔子删改，已不同于鲁史，治《春秋》必先明史法、书法，然后可得融贯之义理。《春秋》不是无例，而是以义为例，隐而不彰，正因为例隐而不彰，所以三传异说，而寻求《春秋》之例，方能消除异说，通达圣人之意。戴震特别关注元末大儒黄泽治《左传》的方法，阐明《左传》的叙事在《春秋》经解中的优先地位，《左传》的书法，“止是史官所守之法”，则前人在《左传》的书法上群言鼎沸，实际上不关《春秋》大义的痛处。黄泽经说保存在其弟子赵汸编纂的《春秋师说》中，多引《公羊》经说，赵汸作《春秋属辞》、《春秋左氏补注》、《春秋集传》等著作，将为师的经义、史法之学推向极致。学者多认为戴震《经考》是戴震经学著作写作之前的材料辑集，虽不可称其为成形的著作，但《经考》中多列何休、黄泽之说，实际已将《公羊》义例之学引入春秋学研究，与清初名儒大多反对《公羊》义例的作法大异。
37.李调元《左传官名考》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李调元（1734-1802），字羹堂，号雨村、墨庄，别号童山蠢翁，四川罗江（今四川德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散馆授吏部主事，官潼商道，藏书数万卷。尝辑《函海》一书，著有《童山诗说》《雨村诗话》《春秋左传会要》《春秋三传比》《通音》《诗音辨》等。此书分国列职官名，每一官名之下注明《左传》的出处，再用《周官》加以考订，以明《左传》职官的沿革。纲举目张，一目了然。职官不仅有“国异而官同”，亦有“官同名而职异”的，分别论列，如“宰”是朝廷之官，如“宰咺”，又是家臣，如“王叔之宰”，分别论列，对了解一国官制有益。自认为《左传》之义蕴博大而类例繁多，不如寻求实在的东西。前此人们有做左传地名、人名考的，有做名臣传、宗族谱的，唯独没有做左传职官的，此《左传官名考》是其尝试。
38.李调元《春秋左传会要》四卷光绪壬午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此书四卷，后被合为上、下两卷，编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并冒名“马骕《左传事纬》二卷”。《春秋左传会要》前有李调元自序，云：“余于是书（按：即《左传》）……自束发受书即已肆业及之，止欲以为帖括助，而习熟既久，偶能综贯，随以己见书之于册。比从书簏中检得《马氏事纬》，适协余心，因再加厘订，而别为一书焉。”可知李氏《春秋左传会要》受《左传事纬》著书体例的影响，将书册笔记别为一书，而被误作马骕《左传事纬》。
39.吴陈掞《春秋三传异同考》一卷艺海尘珠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版心题“春秋三传异同考”，上栏题“艺海尘珠”。吴陈掞，生卒年不详。《四库全书》春秋类存目题“吴陈《春秋三传同异考》”，书名不同。宋朱熹曾刻《春秋》于临漳，用《左传》经文，而曰《公》《穀》与《左传》经文异者，多人名地名，无关大义。此言差矣。宋儒弃传讲经，于经文中穿凿褒贬，据一字而生发洋洋洒洒的议论，一字之异，义理迥异。吴陈掞着眼于对义理的重视，考察三传人名、地名之异，找到了朱熹不曾重视的春秋学中的文字、音韵等课题。除人名、地名之外，吴氏还考察了三传褒贬的异文，认为三家仅以褒贬为说，皆不明《春秋》惩恶劝善之义，反对一字褒贬。吴氏所作《异同考》，仅罗列异同，并无裁断，尚属资料搜辑阶段。
40.《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三卷南京图书馆藏清乾隆二酉斋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版心题“二酉斋”。前有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钱大昕序、王鸣盛叙、卢文弨序，俱以提倡古学相号召。严蔚（生卒年未详），字豹人，东吴人。钱序言《左传》传本多古字古音，但今本《左传》的古字古音反不若《公》、《穀》；杜注引前人注说不注明出处，有宗伯攘善之嫌；“汉人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未远”，杜注疏于训诂而后世流行，致后世不知“《左传》之为古文者”。钱大昕又指出杜注地理上的错误，对杜注明确提出异议：“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向）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是以支离失其宗。”《春秋内传古注辑存》王鸣盛叙云，《左传》以服虔学最高，而杜预“攘窃”其义，形同“狙诈”。王序称“学莫大于有本，而功莫大于存古。九经《疏》汉存佚其四，其佚而可惜者，《周易》、《尚书》、《左传》也。《周易》有李鼎祚、王应麟所辑，《尚书》有予所辑，汉学略有概概，惟《左传》未有辑本。”卢文弨序：“杜氏之弊有违礼伤教者，有肆意妄说者，（严蔚）慨然思汉人之旧。于是凡唐人正义及史汉三国旧注与夫唐宋人类书所引，综而辑之，与其过而弃之也，母宁过而取之，以扶植微学，以广异谊。今天下好古之士多于前时，严子此一编出，吾知善学者因此以定所宗，而复推类于其余。”“多于前时”，当指乾隆三十八年（1773）他为惠栋《九经古义》作序时所云“近之学者安于记诵辞章之习……与之言古训，骇然以为迂晦而难通，塞耳而不能听也”。时隔十四年，古学已形成风气。
严蔚是一个藏书家，名不见经传，所著书三学者为之作序，代表了乾嘉大儒对搜辑古注的表彰，有意歆动新的学风。此书采《经典释文》及群书《正义》，参以它书，所辑汉代旧儒旧说，不限一家，目的在于振兴古学。此书除序以外，其它卷次均多古体字形，如“春秋”、“之”、“年”等字，都写成篆书体。清代古学复兴以来，家家《说文》，人人马郑，人们往往于著书中显露出对古体字的偏爱，段玉裁《说文解字系传》序竟整篇都用篆体字形，这只不过是代表了某些人对古体字的过度热衷，用篆书代替通行字体，并不可行。
4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人。乾隆十六年以诗词荐征举人，官至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乾隆四十年以忧归。归田三十余年，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三书院。为乾嘉时著名学者，精研经史考证，反宋儒空讲义理。著《元史艺文志》四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余录》三卷、《潜研堂》五十卷等。此卷系晚年讲学书院，答弟子《春秋左传》问。钱大昕坚持史家立场，于《春秋》解说中，尊重史实，不务褒贬，所以对《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称臣，臣之罪也”句表示赞同，显示出难得的史学卓识。考《左氏春秋》东汉立于学官，否定陆德明《释文》云：“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考之《汉史》，郑众以章帝建初八年卒，兴之卒在众前，不及和帝之世。且元兴改正止于一年，初无十一年，则《释文》之误审矣。”又考订元兴以后《左传》未立于学官。孔疏云，“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章帝转在和帝前，刘歆至和帝时仍存于世，都是大谬不然者，不可据从。孔疏颠倒错乱，钱氏并未对孔颖达置异辞，认为是“传写错乱，非《正义》之本文”，为古人讳。至于《左传》立于学官，应从《汉书》：光武初，以尚书令韩歆之请，立左氏学，选司隶从事李封为博士。《答问》涉及人名的问题有二则，如“古人名克字子仪”、“郑公孙辄字子耳”，钱氏都从音声通假的角度予以解释。涉及《左传》与《史记》的异同，以《左传》为是，以《史记》不从《左传》为非。其它关于《左传》文字、地理的训诂亦精审，对学生《春秋》书法的提问，多从史学的角度讲褒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