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钢拿政府和农民的内部关系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大多数人口（尤其是农民）都能就业和温饱，政府的统治将会是很稳固的。在这里，双方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果农民能取得足够的生产资料（资金、土地和劳动力），足够的粮食就很可能生产出来；如果政府能提供生产粮食的动力（比如保护和抬高农业地位，通过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和生产工具、减税等来协助农民），农民就会专注于农业生产。并且，在一个古代社会里，信息的流动性比较差，有没有活干、有没有饭吃是普通人评价政府作为的最可靠、最确切的标准。如果这里面任何一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比如失业率很高，食物短缺，农民的温饱受到了威胁，那么政府的合法统治就要受到严峻的考验了。
这样一种精神又被儒学发扬光大了，成为了统治者普遍接受的“民本”思想（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实际行动中做不到）。
这个思想可不是高层们发善心的慈善举动，而是从残酷的统治实战中得到的经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满足人民的需要，得民心者得天下。
而这样的观点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只有聪明的中国人发现了。这是特有的中国式法则。
中世纪的欧洲人是怎样维持统治的呢？他们将集权分散，权力下放；剥夺老百姓的产权，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在市场、城市，甚至全国搞一些经济机构。这三点恰恰使资本主义的元素在欧洲得以生存发展了起来，到了中世纪的晚期，从重商时代过渡到了工业时代。在这段时期，欧洲政府不仅对商业表示口头支持，更参与到了与商人、企业家的合作活动中。比如在英国，政府就曾通过法案将劳动力从农村逼到城市，从封建地主家拉到企业主工厂里。
而客观上，在中华帝国的超稳定的三角结构下，全线的商业化、工业化就被扼制了。
（3）客观结果
邓钢认为，这个三角结构对于中华帝国社会的益处主要有四个层面：①合理分配了资源，劳动力、土地、资金；②为民众提供了就业和相当高的生活水平；③为非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经济商业化、城市化、金融化程度很高，养育了数目庞大的军队和官员；
④将民众的高生活水平一直保持到了18世纪末。
这种平衡对政治上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①从空间上来看，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华帝国不断地开垦疆土，使版图不断扩大；
②从时间上来看，尽管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华帝国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是埃及、巴比伦、拜占庭、罗马和玛雅帝国所不能及的。直到19世纪后半期，在三角均衡结构下的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都未曾遇到过来自邻国的挑战。
然而，中华帝国的超稳定还意味着它在漫长的岁月中失去了发生革命性变革的能力。当然，在汉朝、宋朝和清朝时有了一些起色。特别是在宋代，帝国的经济在没有西方影响的时候发生了多元的变化：农业产出相当高，经济作物被广泛种植，交通系统发达，劳动力的分配和专业化程度提高，国内的移民和城市化规模扩大，商业活动频繁，发明和创新不断涌现，比如信用机制和纸质货币。按照艾瑞克·琼斯的说法，宋代的经济已经在“质变”的外围打转了，特别是它颠覆了帝国长久以来对农业的高度依赖见EricL.Jones.1988.GrowthRecurring：EconomicChangeinWorldHistory.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第75页，仿佛为工业化做好了准备：宋代铁的总产量（这里指十一世纪时）达到15万吨，几乎与1700年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的总产量持平！帝国的人口在11世纪上半期在大约1630万到2230万之间波动，那么帝国的人均铁产量应当是在6.7到9.2公斤之间。见GangDeng.1999.ThePremodernChineseEconomyStructuralEquilibriumandCapitalistSterili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第六章第一节。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宋代的昙花一现而扼腕叹息，因为明清是必然要回到老路上的。宋代是一个特例，这是自北宋的缔造者赵匡胤开始就注定了的。
赵匡胤自己是从一个叛逆的武官坐上帝王宝座的，因此他对武官有着天然的不信任，他建立的是一种文官政权。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宋的军事力量愈发薄弱，从而给予了外敌以入侵的机会。为了支撑战争，缴纳“岁币”，政府需要大量的金钱。
战争毕竟不是天天都有，可是，即使是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政府的财政压力依然大得惊人。这是因为，赵匡胤将政治收买这一套帝王之术用得很老练——宋代军人的薪水是出奇的高。据记载，1064年到1067年间，每个禁军士兵的年饷是5万文（一文就是一个铜钱），普通的乡军也有3万文。宋代法律规定每个士兵要干到61岁才能退休。于是乎全国有21%～32%的人口都在当兵，而政府每年要出480亿到500亿文的军饷，占政府总开支的80%！见GangDeng.1999.ThePremodernChineseEconomyStructuralEquilibriumandCapitalistSterili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第六章第二节。
另一方面，在中央疲于应付战事的时候，地方上趁机出了乱子——宋代的土地兼并起了一个小高潮：土地的租赁率在公元980年到989年间达到了41.7%，1029年是43.1%，1034年是41.1%，1037年是41.6%。自980年到1099年是帝国历史上少有的长时间的高土地兼并率的时期。同时，大片的土地陷落到了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手中，更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土地少了，税源少了到1069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政府能够征税的土地只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30%，用钱的地方多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没人顾得上是不是从农业中获取税收了，因为从商业中得到的税金更高额、更迅速。商业在这个时候获得了政府的鼓励和支持，非农业部门的繁荣成了支撑政府庞大开支的救命稻草。
现在咱们总结一下宋代的特殊情况：千疮百孔的政府，集权受到削弱；将近一半的农民丧失了土地产权；经济商业化、城市化、工业化（这时候还主要是手工业）的趋势明显。
这些听起来好像很耳熟，没错，这三点与上文刚刚提到的资本主义元素在欧洲得以生存发展的条件惊人的相似。
而到了明清时期，宋代的案例恰恰成为了统治者的反面教材：要强化中央集权；要实施仁政，要还地于民；要以农业为本。于是，完美的、超稳定的三角结构又重新一统天下。
以上的七点是历代经济史学家的个人研究成果，未免有偏颇之处。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东方与西方，根本就是两个世界。而东方中的东方，中国对西方人而言，中国位于远东，远东明确地说是欧亚大陆上距欧洲最远的部分。中国和日本并不像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与欧洲相邻，较之印度，她位于更东和更北面，又是最特别的。她中国式的根基深埋于这片土壤，支撑起中华帝国这棵参天大树，非天崩地裂似的力量不可撼动。
“4000多年前，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建造起一个独特的、自治的社会。这一社会带领着亚洲其他社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正是这一明显的自给自足、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从属的。
“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首次开始了同西方的直接交往。继葡萄牙人之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也是由海路到达中国。而在北面出现了俄罗斯人，他们是从陆路到达阿穆尔河（我国称为黑龙江）流域的。中国人坚决避免同所有这些入侵者亲近。他们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这表现在他们对欧洲和欧洲人一无所知方面。他们几乎不知道欧洲的位置，而且也很少问津。关于欧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完全混淆不清，只是笼统地将他们称为“长鼻子蛮族”。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欧洲产品。
“终于，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见斯塔夫里诺阿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试着去接受鸦片战争——我一度不敢直面它，甚至羞于提到这段历史；可是我也很想感谢它，说了这么多之后，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战争，中国是否会工业化、现代化到今天的程度。我并没有美化战争的意思，战争给每个国家、每个人带来的更多的无疑还是伤害。可是，我想骄傲地说，中国每每总会受到历史的眷顾：历史在夺走我们一些东西的同时，总会再补贴我们另一些。这场战争给予了我们更多，给予了我们在一百多年后咸鱼翻身的机会。
以经济总量来说，截止到鸦片战争前夜，中华帝国一直是领先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一直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在1820年时，中国的总产出仍位居世界第三位，而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还会更高一些。按照世界标准，它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是令人钦佩的。18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为33%，而美国为1.9%。”麦迪森，2001年，《世界经济千年史》。吴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表12更直观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19.1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年报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
可是此时，高速的工业化已经成为了世界的潮流，人家西方国家在当时引领了这一新的潮流，而中国却压根儿就不希罕跟风。于是我们丢失了昔日的辉煌，距离工业文明越来越远，却还自美得几乎无可救药呢。搭上工业化的末班车就还有翻身的机会，要是依旧慢悠悠地“老牛拉破车”那就彻底完了。就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战争将我们直接架上手术台，大刀阔斧地开膛破肚。这样挨刀那是相当地疼，可是只有这样才能换心，换血。鸦片战争是痛开始的地方，可也是中国脱胎换骨的伊始。这是一个残酷的机会。可是如果不够残酷，它也就不能够成为中国再次崛起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