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这种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不同的发展表象背后的一些原因，因为宗教、思想和观念间的差异是容易辨认的，一些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群落所拥有的宗教、思想和观念往往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从精神层面上来挖掘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还是有一定的可取性的。在对中华帝国文化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指出了这种文化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的“低效性”，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主流地位的道家和儒家思想文化限制了帝国在经济变革等方面的创造力，将社会的能量和激情耗费在了自我循环和完善的周而复始的过程中。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趋向于唯心主义的论断不可以被全盘接受，并且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事实证明是利远大于弊的，它与工业化生产也是不矛盾（例如二战之后的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对儒学思想的利用推动了其工业化进程）。所以我们还需要探寻更广更深的原因。
2.阶级斗争
马克思曾经说过，阶级斗争是社会经济变革的推动力。而他同时认为，在古代中国甚至亚洲这片土地上广泛生存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斗争并不那么强烈。见KarlMarxandFriedrichEngels.1963.CommunistManifesto.NewYork：RussellandRussell.因此与欧洲中世纪混战和疾病并存的环境相比，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平稳定的时间相对于战乱而言，是要长很多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讲到。由此看来，古代中国的经济变革又少了一股重要的推动力。
3.市场经济
按照古典主义以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没错，这也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及人们生活水平极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古代中国不仅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产的农业，还拥有复杂完整的金融体系和信用机构。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在中国蔓延了近千年。阿尔伯特·菲尔沃克教授（AlbertFeuerwerker）曾说，“自宋朝以来，中国经济从本质上来说已形成了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成果来自私人部门的决策和行为”。见GangDeng.1999.ThePremodernChineseEconomyStructuralEquilibriumandCapitalistSterili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第8页。同时当时的中国在古代欧洲人的眼中是世界上最有秩序的、最法制化的社会。摩根·凯利（MorganKelly）近期的研究表明，宋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化程度，直到18世纪，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之媲美。同上。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以地域为基础形成的“类商业集团”也十分活跃。我们暂且简称它们为徽商、晋商、陕商、鲁商、粤商、闽商，以及宁波商人等等，他们在明清时期分别控制了盐、茶、棉贸易，以及交通运输和金融信贷。同时还有一群“国际进出口商”在西方，这个商业集团被称为“MaritimeGroup”，在明清时期政府严格的限制情况下，仍然积极从事着中国的出口贸易。
处在这样一种贸易繁荣，市场经济发达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对于世界其他区域而言，也是高得令人惊叹。这样的市场经济条件，自然会导致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在这里并没有自动导致发展，特别是变革的产生。在这里，发达的市场经济自动导致的是一个稳定的国家、稳固的统治和固定的模式。当时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在社会中并没有产生迫切的、大量的需求。相对而言，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就认为，欧洲是因为眼看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才去寻求工业化的出路的。见KennethPomeranz.2000.The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4.国家制度这一节的内容参考了邓钢近期的一篇文章《郑和航海对中国今天发展的启示》。
古代中国与西欧在历史发展道路上的区别首先是由于某种质的不同。按照费正清的观点，古代中国的发展最终受制于“王朝更替轮回”。这种轮回没有创新，仅仅复旧。古代中国人的发明创造都湮没于王朝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费氏进而认为，中国的王朝制度按自身统治的需要塑造了一批儒家精英，这是对中国科技人材的误导。费正清的观点无疑是受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奥格斯·维特福格（AugustKarl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论”的影响，认为国家决定一切。美籍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Skinner)却证明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具有相当充分的自由而不受政府干扰，或者说王朝的专制是有限的。中国俗语中的“天高皇帝远”，可谓一语道破。
按照费氏逻辑，自隋唐兴科举后，古代中国的科技本应停滞。而事实上宋代曾出现了科技和经济双重飞跃的现象，被英籍汉学家伊懋可（MarkElvin，现在我们翻译作马克·埃尔文)称为“宋代经济革命”。到了元代，尽管中国遭受异族统治，汉族精英为蒙古人及色目人所排挤，但在马可·波罗眼中，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富足的国家。明初，百废待兴，却还出了郑和下西洋。因此，简单地将中国没有率先进入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归咎于历代王朝轮回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可以肯定地说，王朝制度不是导致中国明代以后落伍的充分条件。按照英籍经济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O’Brien)的分析，古代中国与西欧真正的区别在于国家的功能不同。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动因首先不是市场或市场经济，而是受制于国家的指令性经济，是政府高税收高公债扶植起来的军事工业和旷日持久的扩军备战。换句话说，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亚当·斯密（AdamSmith)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所为，而是由英国政府“拳打脚踢”逼迫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起着主导作用。无独有偶，另一英籍着名经济历史学家艾瑞克·琼斯在对中国与西欧进行系统比较之后指出，中华帝国的政府机构太小，职能太简单，仅仅是在勉强维系一个庞大的陆基帝国，根本无法调控经济，只能任凭帝国私有经济自起自落。奥布莱恩与琼斯的观点都与传统的费正清的“王朝决定论”，以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和奥格斯·维特福格的“东方专制主义论”相悖，却更接近事实。欧洲历史上，与经济起飞直接相关的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均与国家密切相关。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国家决定论”或“制度决定论”。
“国家决定论”或“制度决定论”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该派有现代分支，一支是以20世纪60年代的美籍俄裔学者亚历山大·格申克让（AlexanderGerschenkron)为代表的“条件替代主义”；另一支是以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为首领的“制度学派”。前者的主要观点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产生变化的条件尚不充足时，国家可通过行政干预手段来替代缺失的条件，促成意想的经济的变向和转轨。这些条件包括市场、资金、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等等。而后者的观点更为宽泛，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合适的制度，均可获得意想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制度指法律、产权、习惯和价值观念等等。简而言之，“国家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均主张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据此观点，西欧区别于亚洲以及其他地区传统社会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和制度。
如果中国与西欧在15世纪以后的发展有本质性的区别，我们就不会轻易苟同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在他的近作《大分流》中的“中国与西欧仅仅是在公元1800年以后才分道扬镳”的观点。归根结底，上帝并没有向西欧空投馅饼。欧洲人是经过一番奋斗才征服美洲新大陆，获得梦寐以求的追加资源的。把西欧赶超中国归结于偶然的幸运，过低估计西欧制度的能动性，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再者说，彭氏将英国工业简单归结为英国的煤矿资源，完全忽视了古罗马人占领英伦时就使用煤炭，但并未引发工业革命这一事实。而且，美洲新大陆被开发时，并没有以有无煤炭为转移。相反，古代中国是亚洲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最早的国家，这并未对中国先于欧洲进入工业化有多少帮助。相反，一个国力衰弱，资源贫乏，文明程度长期低于中国的日本，一个于1853年在马修·培利（MatthewPerry)的区区四艘炮舰的威慑下就轻易就范的日本，居然迅速赶超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当时还未加入“西方七国集团”，仍算作东方国家中的一员。毋庸置疑，国家和制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在19世纪末叶的不同命运。“国家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不仅已经为欧洲崛起所证明，也为明治时期的日本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历史所证明。关于“亚洲四小龙”的问题，下文还会展开来说。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中国帝国时代的国家制度延续了几千年，只有改善，没有改变。改变，谈何容易。历史告诉我们，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极端的苦难中才开始探索改变国家制度的道路。
5.人口
当我说到古代中国人的高生活水平时，有人会提出人口问题，也就是说帝国时代晚期的中国是有人口压力的，过多的人口吸收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阻碍了经济发展。具体地说，就是由于人口的增长不受控制，人口过于稠密使土地的供给出现问题。
其实中国明清时代的农村经济比我们想象的要有活力得多。比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与德川时代的日本相似，过剩的农业人口几乎都被手工业部门吸收了，农业劳动力和土地之间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
在当时中国的另一片人口稠密的土地上，江汉平原，农业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江汉平原主要由湖北和湖南两省组成，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元代以后逐渐成为农业、商业和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地区，每年都要净出口大量的大米、棉花和布。这一地区的年农作物总产量在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为17亿斤，而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年农作物总产量增长至37亿斤清代的1斤相当于现在的596.82克，其中27亿斤被投放入了市场进行交易，占总产量的62%。然而在这几百年中，江汉平原的人口增长了10倍（包括移民）。
山东省是明清时期人均占有土地量最少的省份之一，从明代到清代，人口翻了一番。但是通过垦荒，集体式的农业生产以及培育新作物品种等方法，山东依然是盐、小麦、干果、大豆（包括豆油）、花生（包括花生油）、棉花、棉布、生丝、丝绸、烟草、陶器和地毯的净出口大省，年出口总额高达5500万两到6000万两白银（约合2051.6-2238.1吨）。即使是拿山东省人口的最高峰——三千三百二十六万六千零五十五人（在1851年时）作为分母，人均出口额仍在1.65两到1.8两白银之间（约合61.5-67.1克），以古代标准来衡量，山东省在十九世纪中叶仍然拥有很可观的经济剩余。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也许读者对1.65两白银、1.8两白银没有什么概念，我举例来说。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地区大米的平均价格在每石0.94到2.18两白银之间。同时还有一项研究表明，在十八世纪的广东和广西，大米的平均价格在每石1.03到1.93两白银之间浮动。这两组数据比较接近，因此还是有可信度的。而一个成年中国人对大米的年平均消耗量为2.17石。用大米价格乘以一个人的年平均消耗量即可得出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年工资水平。依据以上的这些数据可以得知，这个最低年薪约为白银2到4.7两（折合74.4-175.3克）。这也就是说，山东省的1.65两到1.8两白银之间的出口额已经相当于最低工资的35%到90%。
由此看来，在帝国时代的晚期，人口并没有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并且我还要说，有证据表明，在某些富庶的地区，比如江苏，计划生育已经开始推行了，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控制在了0.3%。
马尔萨斯（T.R.Malthus）的人口论认为，过多的人口会给有限的土地造成难以承受的重压参见T.R.Malthus.1914.AnEssayonPopulation（《人口论》）.London：Dent.。但是在明清时代，显然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对土地的投入的增加这两个因素，土地的产出仍然是有弹性、有活力的。国内生产足以满足人们对食品的需求，而不需要依赖进口。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农业也相应的发达，因此并不存在地少人多带来的失业问题，而是一种“过度就业”的状态。在人口相对不那么密集的地区，自然也不会出现类似的食物危机。如此看来，在人口相对膨胀的明清时期，人口问题似乎不成问题。
而更加会令马尔萨斯觉得过分的是，博瑟阿普（EsterBoserup）的理论认为，人口压力越大，人的创造性就越强EsterBoserup.1965.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Theeconomiesofagrarianchangeunderpopulationpressure.London：AllenandUnwin.，
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正是来源于人类的创造力。换句话说，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人口压力不仅仅是一个积极动因，它本身就是一个内生因素。博瑟阿普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农业科技进步的每一个重要进程，正是人类与人口压力作斗争而促成的：从开发荒地、森林，到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多的食物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