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上的理想境界，儒学被发明出来本来就是要入世的。它也成功的入世了。它在中华漫长的历史中实现过，例如，秦代以后出现的周期性的轻徭薄赋，清初甚至出现了“永不加赋”的国策。总的说来，秦代以后，中国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税收负担远远轻于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以及江户和明治时代的日本。相应地，中国政府掌握的岁入也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很小的份额。比如说，按费厄沃克（Feuerwerker）和威尔（Will）的估算，清朝政府持有不到10％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而珀金斯（Perkins）认为，清政府仅占有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区2％。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帝国时代的政府基本上是“廉价政府”，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仁政思想的影响。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不仁的暴政和苛政，但是中国社会内部特有的牵制性机制会自动进行周期性的干预与调节。其中有自上而下的机制，即所谓的清官政治和明君政治来改革弊政；自下而上的机制则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来改朝换代。同上。
说了这么多关于儒学经典本身的东西，实际上我只是想讲明白一点，儒学的核心观念被延伸到与政府有关的领域时，就成了“仁政”，它的精髓在于将“人类的善”伦理化和制度化，使行善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这也就是说，儒学本身就要求政府实行仁政，儒家传统下的政府政策本身就是“仁”的，所以是靠谱的，所以是相对容易被接受的。
这样说来，好像儒家传统之于人的影响，就是让人“认君作父”，对政府的政策表示服从；而之于政府，就是让政府“爱人若子”，尽量保护人的利益，让政府的政策易被接受。因此，儒家传统下的政府的强势与有效有显示出来了。
然而，事情真的只是这样而已吗？人就永远只是逆来顺受的人，而政府就永远都是假装慈爱的政府吗？
不仅仅是这样而已。
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儒家传统下，不是人屈从于从道义上就强大的政府，而是人本身就是组成政府的一部分。人与政府之间是有着良性的、活跃的互动的。
儒家传统精神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即个人和社会要进行互动，儒家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家族、社会、国家、人类社群一直到生命共同体。而儒家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并非长老、僧人、哲人以及修士的功能性对等物，而是一个具有政治关怀、社会参与和文化敏感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一项基本的要求就是富有激情地投身服务于超越世俗世界关怀的更高的实在。儒家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行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经世”的各个方面，他们的策略是通过文化尤其是道德教育来转化通常根据财富和权力来界定的世界，在没有财富和权势的情况下，作为公众意见的领袖、官员或导师能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非凡的影响，他们信守的对象是人类境况改善，他们被认为是大众的良心，因为他们服务于国家长久的福利。这种人不仅在学术界，更应该在媒体、在政府、在企业、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去从事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从儒家传统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对政治事务没有深入的关怀，对社会服务没有积极的参与，对文化事业没有深厚的敏感，这是无法想象的。见杜维明着、彭国翔编译，《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9页、第133-134页。这是东亚社会中一种非常独特而又典型的人格。历史上，就发展出这样一种人格而言，儒家传统至关重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确定其政治角色，并通过几乎向所有人敞开的官僚制度来履行其社会功能。就这样，他们组成了政府。他们是儒家士人，但是他们不是来自某一个特殊的阶层或群体，他们是人，是所有人。
儒家士人完全可以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现代知识分子承担了一种可以与儒家士人相匹配的社会责任。于是，儒家传统下的知识分子会积极地配合政府，服务于国家长久的福利。其实我们容易发现，在现代东亚社会，人仍然积极趋向于受教育、受良好教育，而受教育的人趋向于配合政府、融入政府和服务国家（官僚体制依然是向几乎所有人敞开的，甚至更加敞开），并以最终成为政府的一分子作为良好归宿。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专业化。专业化、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科层制（bureaucracy）。同上，第135-136页。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现代科层制之中，对于专家的需求在所有的机构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可避免地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专业主义”交织在了一起。比如，对于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人来说，市场经济的机制有时候过于复杂，以至于很难理解，更不要说加以掌控了。这样一来，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或者说专业人士的作用就更加凸显出来，而相应地，它们配合政府、融入政府和服务国家的角色也就更加鲜明。
这就是儒家式的人与政府，人与政府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最后你都分不清谁是人谁是政府，触碰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
儒家传统给予了人与政府这样的关系，而反过来，其实人与政府的这样的关系也恰恰了给予了儒家传统这样的影响地位亘古未变、精神力量历久弥新。
邓钢曾说，儒学的影响力固然和西汉以来历代官方尊孔崇儒有关，但是，真正决定儒学影响力量的，起码有一半来自民间，而另一半来自民间和官方之间的互动。见邓钢文章《孔教、仁政和乡村自治与中国和平统一》。
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官方行为并不能维持一种学说的寿命。法家就是一例：尊崇六亲不认的法家理论，倚仗重刑酷吏政治的秦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相反，秦代以后的历次太平盛世都与中国政治的孔教化、儒学化有着直接关系。中国历代王朝迥然不同的命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儒学和仁政的平民性质，这种平民性就是儒家传统为何在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中拥有如此长久和如此广泛的影响力的秘密所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汪洋大海般的小个体户，是儒学长久和广泛存在的需求方，而政府对儒学的认可是儒学的供给方。这说明儒学不是属于上层社会的，它是属于平民的。儒家传统的精髓就是使平民受益。
结果，儒家传统与人与政府互动关系也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么，咱们现在从头捋一遍：为什么中国（甚至拓展到东亚其他地区）经济得以迅速增长呢？因为政府有力量。为什么东亚政府有力量呢？因为政府有效，与人互动。为什么政府有效且与人互动呢？因为有儒家传统。
没有儒家传统的东方国家就一定不行吗？那倒不一定，但是会不是那么行，在某些地方确实不太行。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得是一个传统特色鲜明于是无儒学之立锥之地的国家，还得是一东方国家，好了，印度。
今天的印度，虽然种姓已经与它的历史和经济根源脱离，但是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它依然长盛不衰。
印度的经济呈现出一幅分裂的画面，一边是中世纪的穷困，一边则拥有21世纪的高科技。令人更为困惑的是印度的精英阶层是1991年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但你又会发现他们是旧式思维最坚定的拥护者，这种思维可以被称为特权阶级现代化、农民阶级封建化。
印度经济在充满自信、欣欣向荣的同时，无法为它的大多数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按照西方的常识，人们普遍认为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印度人是靠出卖劳动力的体力劳动者，事实上恰恰相反，1400万在印度私企或外企中工作的人是属于特权阶级的那一小部分——
他们是印度劳动力中的贵族。
这是平民无益的印度传统。
今天的印度，仍有全球近1/3的慢性营养不良儿童（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数据），它的人口平均寿命和受教育率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尤为明显。11亿印度人口，大约有7.5亿人生活在68万个村庄中，其中近一半的村庄没有全天候可通行的道路，大部分村庄没有合格的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和小学。将近一半的印度妇女是文盲，而很多所谓识字的人其实只能拼写自己的名字而已。而印度的精英阶层仍然死守甘地的信条，认为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印度正在经历缓慢的城市化，城市的不断扩张似乎势不可挡。但是许多甘地主义者仍然认为，农村应该在印度占据神圣的地位，他们阻碍了更好的城市规划。在历史作品中，甘地的文化自豪感及其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蔑视，鼓舞了民众的自尊，然而甘地主义不只是独立斗争的战术，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乎社会组织形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哲学。时至今日，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印度知识分子的思想。举一个常用不衰的例子，如果不能正确评价甘地对人们经济思想的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今印度的纺织业严重残缺。学过发展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纺织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8世纪的英国到21世纪的中国，无一例外。甘地遗留的影响表现在，印度为了保护棉织品而对合成纤维长期实行关税歧视（出口需求主要是合成纤维），还有各种阻碍纺织企业超越家庭手工业规模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惩罚成功者而保护失败者。
这是出世的印度传统。
印度国民志愿团机关刊物的主编罗摩占陀罗·特普卡利博士说：“人脑分为两个部分，右脑控制着差异性，左脑控制着同一性；典型的印度人有一个右脑，而典型的欧洲人有一个左脑（当然，他也承认这一规律存在许多例外）。右脑占主导的文化擅长于复杂思维，并且趋向于认同一个民主和分权的社会，他们的思维具有独创性，但缺乏组织性。左脑占主导的民族会更具纪律性，更倾向于发展成为独裁且集权的社会，他们擅长组织但缺乏创造力。”信封多神教的印度人是右脑占主导，而信奉一神论的欧洲人是左脑占主导。独立后，印度在那些受西式教育、左脑过分发达的人的领导下误入歧途，这些人信奉过分单纯化的观念，诸如世俗宪法和工业社会，他们使印度严重地迷失了自我，但是现在的印度已经逐渐回归它的自然精神状态，多样性、复杂性和“非集中性”（dismassification），再次成为优势力量。“非集中性”象征印度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它们充分利用了右脑占主导的印度人的创造力，而大型工厂的管理使人们囿于思维麻木的左脑占主导的生活方式。今天的印度，正逐渐回归印度自己的方式。
这是意识形态分散非集中的印度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