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我们看到了，人家的黄金时代咱们也没闲着，经济一直在增长，宏观地看，在以一个不低的速度增长。黄金时代的西欧十二国这12个国家为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6%见N.CraftsandG.Toniolo，‘PostwarGrowth：AnOverview’，N.CraftsandG.Toniolo（eds.)，EconomicGrowthinEuropeSince1945.第2页，咱们那时候还不兴用GDP来统计经济增长，但是单就农业和工业这两大最主要的经济部门来看，我们的增长速度还真的不会比当时的西欧国家低多少。“文革”期间开始出现社会总产值这一指标社会总产值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形式，是一年内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总和的货币表现，是生产过程中消耗并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生产资料价值和新创造出来的价值的总和。而社会总产品是指社会各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的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物质资料的总和。社会总产品即社会的总商品资本，以及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的那部分商业，如流通中所必要的商品分类、包装、保管、加工和运输等。也称社会总产品。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总成果的重要指标，前半期（1966-1970年）年均增长9.3%，后半期（1971-1976年）年均增长7.3%；在整个1952到1978年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3%。有记录的GDP指标显示，1966到1978年间，年均增长6.62%，1952到1978年间，GDP年均增长6.5%，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话，这就已经叫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黄金时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了，即便是数字里有些被高估的成分，也丝毫谈不上是“经济停滞”。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咱们总觉着那时候过得那么惨呢？王志纲王志纲，中国着名战略咨询专家。是这样讲述的：“中国曾经有长达100多年的贫穷甚至近乎赤贫，这种贫困甚至延续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过‘饥饿’的记忆。1966年，我当时11岁，我哥哥12岁半，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妹妹，家里实在养不了，就送到省城我外公那边。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一封信，是我外公写来的，‘两个孩子到此一月，至今未送粮票到来，如果再不送来，将尽数全返’。我的哥哥当时决策说，得赶快把这封信送到乡下妈妈那去，但是要花八分钱买邮票，于是他说让我干脆走路给妈妈送信去，这样可以省下八分钱给我。我当时饿坏了，皮包骨头，当场同意，我哥哥就用那八分钱搞了一碗粥给我喝。为了一碗粥，我在贵州的大山走了40里路，在饥饿这个‘鞭子’的驱赶下，在零度以下，穿着个破棉袄，边走边滑倒摔跤，顺着电线杆，从早上8点走到晚上6点。”见杨林林，《共享中国：高端专家访谈》，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
这是一个当代“成功人士”当年的真实经历。为什么在经济增长率不低的情况下人却在挨饿呢？其实也正是这些鲜活的感性认识使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经济增长有了偏颇的认识。其实，刚刚也看了数字，我们是增长了，但是，可以说没怎么真正的“发展”——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毕竟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人类的基本需要、自我肯定和自由选择（机会、生活方式等）。
农业的果实拿出一部分用来还债，又拿出一部分保障战时需要，再拿出一部分支持工业生产，还剩下多少；工业本来就是从零开始，增长了也不会让我们即刻就享受到成果，更何况大部分还都是重工业。这就难怪我们会觉得经济没发展。
理性认识是，如林毅夫所说，中国1949到1978年间的经济结构，是基于一种优先考虑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而形成的。在此种赶超战略下，为解决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与市场机制下资金稀缺之间的矛盾，整体的经济制度设计，由国家为主导，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为的对市场价格制度的扭曲，通过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价格，实现经济资源集中计划和配置。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一系列的作为对整体经济的附加制度的规制设计，形成了的给予人贫困生活体验的可以说有些畸形的体系。
然而我的意思却不是说人们感受错了，恰恰相反，我在辩解说咱们经济增长了的同时还要肯定人们的感受——发展不发展不是数字说了算，是人说了算。要让人享受到增长的成果，这才叫发展。正是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的“人的感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来结论经济的成败”，我们才会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注重人的感受，注重人的发展，才会在今天强调以人为本，让最广泛的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吧，那么可不可以说没有无缘无故的今天的共享中国。
不能回避的两段时光
其实我并不想这么笼统地一说就把1958到1962年和1966到1976年这两个时间段糊弄过去，我得再说说这两个时期，不仅是因为怕被读者说我避重就轻，更是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所谓的特殊时期，恰恰就是那个重要的、造就探索和调整的受挫时期，它们的身上也潜藏着历史进化的动力。
先说说“大跃进”，我手边的很多书都告诉我，“大跃进”的决策错误很大程度缘于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的超额完成。这里谈原因主要说的还是经济上的原因，毕竟是一本关于经济史的书。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就是这样的，说白了，就是前边做得太好了，高兴了，盲目了，路径依赖了，以为这个加速度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了，后面的指标定得高一点，再高一点，结果就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至于有多严重，我也不重复了，相信大家都能知道。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平铺直叙地一直就那么错下去的，也是经历了合情合理的几个反复。“大跃进”中有浮夸风，可是我们不能在介绍这段历史时，也给人家浮夸一下，这不是小说，就事情本身来说，人是敏锐的，事是复杂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中共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领导人早已有所察觉，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为了纠正“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在理论上确实提出了一些较为符合实际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这其中包括批评了“共产风”，明确了坚持价值规律和承认商品生产与交换存在的必要性，另外还解决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缓解了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纠错”政策在当时已经算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化了。见剧锦文，《中国经济路径与政策，1949~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九章。从1958年冬天到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多次得到了调整，虽然在粮食、棉花方面仍然保持着过高的指标，但是也有进步，钢铁等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等指标经过几次压缩，较原来的数字接近实际些。
1959年7月、8月的庐山会议后，政策又逆转回去了，来了个“再跃进”。这一下又给刚刚好转的国民经济一个打击。其实要说“跃进”时期的成就还是有的，但是为什么咱们直观感觉到的都是负面的呢？这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建设忽视了人的感受，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工农业比例失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使得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所以说还是本书开头时引用的罗斯托的那句老话：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人的生活水平上。
一个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倒下去了（虽然也有其存在的合理一面），那么还得有N个赶超战略站起来，毕竟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超常的举措尽快赶上去。于是我们在思索之后，开始调整政策，这就出现了之后的国民经济的大调整（1961-1965年）。
这次调整还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但是由于方法符合了当时的体制的内在规定性，并且调整的决心和力度还是很强大的，因此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基本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衡、国民经济下滑的被动局面。
我们当时也终于关注到了人的生活水平问题，开始降低重工业生产的比重，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进行综合平衡，稳定和调剂市场，给城市职工供应高价商品，并且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到粮食、副食品等基本生活资料供应相对较好的农村去，还能参加农业生产。到了1962年，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供应增加，不少原来供应不足的商品已经基本能够满足需要。我画两个图咱们来看看，这次的调整在有些问题上还真的调整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同上，第186页。
我们可以看到，1957年后国民收入确实下降了，但是恢复之后，到了1965年，国民收入总额的水平明显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达到了近200，如果只把1958年到1960年间就像图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当成一个波折的话，那么可不可以说13年间翻了一番。
再来一个，看看积累与消费的比例。
我们可以看到，1958年到1960年间的收入积累率过高，这也就影响了人的消费水平、生活水平，而到了1961年以后，经过调整，积累率维持在了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上，提高了消费的比例，大体上使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符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人们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现在该说到“文化大革命”了。对于它造成的混乱和损失，尤其是反映在人的身上的混乱和损失，我想已经不需要我多说了。我们就谈谈经济方面的，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站着说不腰疼）俯下身来看，看看它都给了我们什么。
首先，我们要说清楚，“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的错误，也存在着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见陈东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应当说，这是我们正确评价这一阶段历史的基本准则。而在我的文章里，我们关注的不是“文革”本身，而更多的是在这段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与经济有关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有波动的，经济建设经历了“上升——下降——回升——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三起三落的过程。前三年，是第一次起落。
1966年，由于之前五年经济调整的积极影响，以及冲击还主要停留在上层建筑领域，致使国民经济仍然有相当程度的增长，工农业生产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但是1967年、1968年由于动乱，国民经济开始遭受损失。这是第一个起落，分别从具体数字和指数上给出了更直观的认识。
钢（万吨）121515321029904原煤（亿吨）2.322.522.062.20资料来源：于景森，《振荡中发展——新中国经济3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19页。
那么1968年的动乱是什么呢？或者说本质上“动乱”在哪了呢？是动乱导致的国民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经济管理机构瘫痪或基本瘫痪，经济生活陷入全面混乱，1968年竟然没能制定出国民经济计划。这对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来说，才是真正的再严重不过的动乱。
从1968年底到1969年，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给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央开始进行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努力。这一年，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二起”也从1969年延续到了1973年：
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3.8%，1970年比上年增长25.8%，1971年比上年增长12.2%，1972年比上年增长4.5%，1973年比上年增长9.2%。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46页。
到了1973年的时候，又开始出问题了，或者说积累下来的问题开始暴露了出来：“以备战为纲”的国民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导致工业比例严重失调，你想，随着基本建设规模和国防重工业生产急剧膨胀，职工人数必然迅速增多，1970、1971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306万人，可实际上增加了983万人，多冒出来两倍多的人，到了1971年底，职工总数达到5318万人，这使得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大大超过计划——原计划1971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为296亿元，实际执行结果达到302亿元，原计划粮食销量为794亿斤，实际执行结果达到855亿斤。粮食开始紧张了，可是农村劳动力呢，又有一大部分去了工厂，因为城镇的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去上山下乡了，那么就得用农业人口来补给。在1970年至1971年全国新增加的职工中，约有600多万来自农村，占新增职工总数的60%以上。还有县社企业职工、临时工等，加起来从农村抽调劳动力约占当时全国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7，个别地区甚至达到、超过1/4。于景森，《振荡中发展——新中国经济3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42-244页。
本来，挤了农业、轻工业，就相当于挤了人民的生活，商品粮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就会不足。这时候，职工人数多了，发的工资多了，供应的商品少了，货币回笼不了了，银行增发的钞票超过了实际需要，这对国民经济来说已经是个很危险的信号了。再加上1974年又开始政治运动，又“不上班、不劳动”了，导致当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大部分未能完成，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二落”。那么1969-1974年这中间6年就形成了“二起二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