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等关于古典诗歌文本具体文意的分析，就是这一方面实践的代表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瑞恰兹等新批评家那里，将文本里的比喻，作了具体的分析。朱自清认同并接受了这种分析的观念与方法，认为在这些比喻里面，“都有三个成分：（1）喻依；（2）喻体；（3）意旨。喻依是作比喻的材料，喻体是被比喻的材料，意旨是比喻的用意所在”。朱自清在很多地方，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来分析古典诗歌作品。如他运用瑞恰兹的语义理论和维姆萨特的隐喻术语来解读古诗，最成功的一个范例就是对朱熹《观书有感》一诗所作的细读分析：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自清说，这首诗是写一个“抽象的题目”的“极罕见”的例子，然后具体分析：这儿“抽象的题目”似乎是“读书可以明理定心”。朱熹《答江瑞伯书》说：
“为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之法，又当熟读沉思，反复涵咏。铢积寸累，久自见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这一节话可以用来说明本诗的意旨——就是那“抽象的题目”。本诗是用比喻说道理——还是那“抽象的题目”
——；那“水塘”的比喻是一套儿，却分为三层，每层又各有“喻体”和“喻依”。镜子般清凉的“半亩方塘”是喻依，喻体是方寸的心，这是一。
“天光云影”是喻依，喻体是种种善恶的事物，这是二。
“源头活水”是喻依，喻体是“铢积寸累”
的知识，这是三。喻依和喻体配合起来见出意旨。第一层的意旨是定下的心，第二层是心能分别是非，第三层是为学当读书。这儿每层的喻体和喻依都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而三层衔接起来，也像天衣无缝似的。
这是因为这一套喻依里渗透了过去文学中对于自然界的情感，和作者对于自然界的情感；他其实并不是“用”比喻说道理——这道理是融化在情感里的。所以本诗即使单从字面的意义看，也不失为一首情景交融有“具体性”的诗。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朱自清将西方新批评的理论、方法与术语，自觉而恰当地运用于古典诗歌文本的具体分析，分“喻依、喻体、意旨”三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层面，将比喻的事物与被比喻的情感之间的关系，文句与文句、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联络，如一层层剥笋般的分析出来，讲解得丝丝入扣，合情入理，令人信服，与那些古典评点派或印象感悟派的批评比较起来，的确显示出他的现代解诗学思想对于古典批评方法的创造性的超越。
2.对诗歌细读分析的迷恋1933年5月的一天，朱自清与浦江清先生有过一段谈话，从接受新的批评观念方面来看，那次谈话是颇有意味的。朱自清在日记中记录了谈话的经过与内容：
“今日乃旧历端午节，午，江清在此便饭，论批评派别，余等同意中国批评乃古典的，而归于政治，所谓褒贬美刺之观念影响极大，此可谓之历史的。知人论世即此种态度。另一种为艺术批评，江清谓中国批评大抵欣赏，评点者大抵如此，抑指出作者用心，乃说明的，此则当归于温柔敦厚或褒贬美刺一类去。又论金圣叹之批评，亦是欣赏，且重在论事。江清主历史的批评，但非政治的之谓，盖取泰勒(Taine)之说，考作者之环境性格。又论以新理论应用于古作品，而不用新术语，可能否？江清以为不可。”讹他们将中国古典“批评派别”，分为历史的批评和艺术的批评两类，而认为“欣赏的”批评，也属艺术的批评。在讨论西方新的批评理论时候，认为将其用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应该引入“新术语”。不用“新术语”
想引入新的批评理论方法是不可能的。这似乎是吸收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必由之路。我们上举他对朱熹诗的分析案例，就是引入新批评方法与术语对古代诗歌细读的一种积极尝试。由于受瑞恰兹、燕卜逊等新批评派文本细读法的影响，朱自清在古典诗歌文本解读中非常重视进入文本语言层面的分析，进而自觉地进入对诗歌语言本体的认知。他认为“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如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这些情形，不论文言文、白话文、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样。”
20世纪40年代初，朱自清参与《国文月刊》开设“诗文选读”这样一个栏目，目的是要分析一些古典和现代的重要作品帮助青年读者“了解”细读法，以引起他们的“兴趣”，而“更注意的是要养成他们分析的态度”。他特别强调对这种“分析态度”的养成，就是一种对于解诗学理论与方法实践能力的培养。因为现代解诗学理论与方法的核心从实践意义上讲，就是培养细读并分析复杂文本的态度和方法。这里最重要的是对于作品的“细读分析”。所以，朱自清接着就非常清楚地阐述了“分析的方法”与“透彻的了解”以及“作品的欣赏”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一般的意见将欣赏和了解分成两橛，实在是不妥的。没有透彻的了解，就欣赏起来，那欣赏也许会驴唇不对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印象。
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的欣赏，一分析诗就没有了。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得下细密的分析工夫不可，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囵吞枣的读去，所得到的怕只是声调辞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讹他以为，“就一首首的诗说，我们得多吟诵，细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诗便没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
他说自己在阅读作品中已经逐渐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我做到一件事，就是不放松文字。……我注意每个词的意义，每一句的安排和音节，每一段的长短和衔接处，想多少可以补救一些自己的贫弱的地方。”辇讹因此他认同和肯定古典诗学批评中有些接近“解诗”的理论，如他称赞历来对于《古诗十九首》的“说解”中，李善的“最为谨慎，切实”，“虽然他释‘事’的地方多，释‘义’的地方少。
‘事’是诗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辞，普通称为‘典故’。
‘义’是作诗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们日常说话里的‘用意’”。而“要透彻的了解诗，在许多时候，非先弄明白诗里的典故不可。……李善注《十九首》的好处，在他所引的‘事’都跟原诗的文义和背景切合，能帮助我们对诗的了解”
讹。他肯定了宋代评点派的理论与方法，认为“读诗首先得了解诗句的文义；不能了解文义，欣赏根本谈不上。评点大约起于南宋，向来认为有伤雅道，因为妨碍读者欣赏的自由，而且免不了偏见。但是谨慎的评点对于初学也未尝没有用处。这种评点可以帮助初学了解诗中各句的意旨并培养他们欣赏的能力”辇讹。并欣赏纪昀的《瀛奎律髓刊误》说“纪氏论诗虽不。
朱自清强调细密的分析作品，注意每个词的意义，不仅注重弄清“典故”背后的“事”，更要解析文“义”，做到“剖析入微”，了解一首诗的一种或多种的意义或意旨。这种“不放松文字”而深入追究“文义”的态度与方法，在朱自清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与批评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如朱自清说他“陶诗余最用力，而学生不甚起劲，大概不熟之故。嗣后当先将文本弄清楚，再弄批评”。自觉地致力于“弄清文本”，并以“多义”的现代观念，进入对古典诗歌文本解读的试验，这也是他写《古诗十九首释》、《诗多义举例》的初衷与目的。在这里，每首诗或虽仍保留有简略的注释（如《古诗十九首释》），或将注释文字列入阐释文字中（如《诗多义举例》），但朱自清显然是把重点放在逐句逐字的解析和细读上面。
1935年前后，朱自清已经读过瑞恰兹、燕卜免过苛，但剖析入微，耐人寻味，值得细看”
逊的有关着作，同时他认为这些着作中提出的“文本细读”、“多义分析”的方法很好，也“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这些尝试当然是他对于古典诗歌进行文本细读分析实践的结果。
（三）对传统解诗学思想的合理吸收和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古诗文本的细读分析与实践中，朱自清并没有简单地照搬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而是在进行文本分析的时候，充分尊重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特点，坚持和吸收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理论和方法中合理和有益的成分，剔除其不合理的因素，将它与西方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融合起来，形成具有自己特点和现代意识的现代解诗学思想。
在这些解释、吸收、改造和融合的成果里面，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运用现代解诗学思想，尤其是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思想，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批评方法中所包含的细读和解诗学思想作了合理的阐发与挖掘，将其有机的化合在现代解诗学理论之中，以弥补现代解诗学理论的不足。有三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是关于“释事”与“释义”的关系和结合问题。针对离开中国古典诗歌“典故”而进行单纯释义的意见，朱自清特别强调解诗中“释事”与“释义”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说：
“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组织得简约紧凑；似乎断了，实在联着。比喻或用古事成辞，或用眼前景物；典故其实是比喻的一类。这首诗那首诗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个儿的诗是离不开典故的。旧诗如此，新诗也如此；不过新诗接受外国典故罢了。要透彻的了解诗，在许多时候，非先弄明白诗里的典故不可。”
“别家说解，大都重在意旨。有些是根据原诗的文义和背景，却忽略了典故，因此不免望文生义，模糊印象。”讹这种把对“释事”与“释义”相结合起来的细读策略与新批评的“语义和语境分析”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文本细读中的“释事”，实际上是由文本在长期纵向的语言运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它实质上是由一文本和它文本在长期互文性的运用实践中不断累积的结果，中国古诗中的典故和比兴象征意象是其两种主要表现形式。考察清楚这些典故、事象、比兴和象征意象的出处、来历和演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情与诗义。正如瑞恰兹说的：
“一个词可能牵扯到一部文明史。”不难看出，在文本的释义与释事的关系上，朱自清既吸取了新批评注重对文本细读和释义的原则，又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重外在的实证考索的释事原则与新批评重文本内在细读和释义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创造性的形成了一种既适合于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审美特点，又注重对文本自身语言意义细读分析的一种现代解诗学思想和细读范式。弥补了新批评重诗歌文本内在的释义分析而轻视外在的释事和考索的细读的不足。
第二，是反对解诗中以“教化”为核心的“比兴”观念。朱自清批评说，有些说解“并不根据全篇的文义、典故、背景，却只断章取义，让‘比兴’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谓‘比兴’的信念，是认为作诗必关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离别的作品，必有寄托的意旨，不是‘臣不得于君’，便是‘士不遇知己’。这些人似乎觉得相思、离别等私情不值得作诗；作诗和读诗，必须能见其大，但是原作里却往往不见其大处。于是他们便抓住一句两句，甚至一词两词，曲解起来，发挥开去，好凑合那传统的信念。这不但不切合原作，并且常常不能自圆其说；只算是无中生有，驴唇不对马嘴罢了”“比兴”的说诗讹。可见，这种教化”和“观念是一种观念先行的“意图谬见”，它的最大特点是先立己说，然后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用文本中的个别词句来进行附会己意。
第三，朱自清还充分肯定了宋代理学家朱熹等人所倡导的注重对诗歌文本本身“文义”的解说法，肯定了南宋以后的“评点派”注意对文本本身字句和辞义的解读与分析法，将其有机的化用在他的现代解诗学思想之中。他认为细读文本，了解诗句的“文义”是欣赏作品的前提。他说：
“读诗首先得了解诗句的文义，不能了解文义，欣赏根本谈不上。评点派大约起于南宋，向来认为有伤雅道，因为妨碍读者欣赏的自由，而且免不了偏见。但是谨慎的评点对于初学也未尝没有用处。这种评点可以帮助初学了解诗中各句的意旨并培养他们欣赏的能力。”
他又说：
“因为研究和批评诗，我就注意到语言文字的达意和表情的作用。这里说的‘达意’和‘表情’，因为照现代的看法，达意和表情可以分为两种作用，不该混为一谈。我们说‘达意’指的是字面和话面；说‘表情’指的是字里行间或话里有话。”讹他在宋儒朱熹等人对《诗经》的解说中发现了现代解诗学思想和细读方法，对其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关于宋儒对《诗经》解说中注重对“文义”本身分析的解诗学思想，古代文论研究专家郭绍虞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
“《伊川经说·诗解》云：
‘古人之学由诗而兴，后世老师宿儒尚不知诗义，后学岂能兴起乎？世之能颂三百篇者多矣!果能达政专对乎？是后人之未尝知诗也。’诗义不明则不能使人兴起，于是才感到解义之必要。而一方面体会有得，也自觉别有新义，不得不举以示人。于是一般道学家便纷纷别撰诗说，而宋儒说诗遂与汉儒异趣了。此后至朱子之《诗集传》而集其大成，成为解诗之一派，不能说不是这种主张有意促成之。”讹他又说：
“宋人解诗与汉儒异，但是所用的方法仍是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用同样的方法，而有不同的结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汉人以艰险求诗，所以多穿凿；宋儒以平易求诗，所以又一反汉人的见解。
一个时代的解释，都有各个不同的时代意义。汉人受了当时隐喻的影响，受了《离骚》美人香草的影响，受了赋家讽喻的影响，受了王道的影响，受了以三百五篇作谏书的影响，所以觉得只有以艰险求之，才为以意逆志。而宋人呢，重在修辞立诚，重在涵养德性，所以又觉得惟有平易求之才为以意逆志。同样的本着儒家的见地，同样的本着孟子的方法，但是结论不同，这是因于时代的不同。”
总之，朱自清吸收了传统解诗学中的重“考证释事”和宋儒以及南宋末年评点派重“文本释义”的原则，抛弃了比兴说诗的牵强附会，创立了一种符合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特点的内在的释义与外在的释事相结合的诗歌细读范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式的诗歌细读范式。
（四）“多义当以切合为准”
朱自清十分关注诗歌的“多义”与“复义”问题，在对诗的语言文字意义的解读上，强调人们要“细细想想”，“仔细吟味”，寻找“字里行间”或“话里有话”的意义，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来历”等等，正是要人们在诗歌的阅读与鉴赏中树立起一种多元接受的开放性思维。他对于西方新批评的意义学理论，对于“意义中的意义”、“朦胧的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