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途中患病的时候，毛泽东还躺在担架上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经过万里长征，书虽然破旧了，但他仍爱不释手，在延安还是经常反复地读。
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仍然经常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如前文所述，他用的这本书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和读《两个策略》一样，毛泽东在这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
这两本书早已丢失，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从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这两本书有了深刻的理解。一方面，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毛泽东特别重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复地学习和研究，并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
什么是“左”倾？
“左”倾的全称是“左倾机会主义”，它是指党内的一种错误思想，表现为急躁、冒进，不顾客观事实。机会主义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突出的表现是不按规则办事，视规则为腐儒之论，其最高追求是实现自己的目标，以结果来衡量一切，而不重视过程，如果它有原则的话，那么它的最高原则就是成者王、败者寇这一条。
毛泽东读到的《“左派”幼稚病》是怎样的一本书？
为了向各国革命左派、年轻的共产党人传授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帮助他们克服缺点、错误；为了帮助各国先进的革命分子建立或巩固已建立起来的党，并使之布尔什维克化；为了帮助各国年轻的党制定和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并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党；为了促进欧洲各国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列宁于1920年4月写了《“左派”幼稚病》，全名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5月又增补了一部分，同年6月8日（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发表。其后，相继用德、法和英文出版。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共产国际初期的重要历史文献，是一部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的重要著作，为当时各国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通过对各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分析和批判，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关于领袖、群众、政党、阶级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基本原理；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议会斗争、关于反动工会、关于妥协等问题的正确的革命的策略原则；强调各国共产党人要认真研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进一步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该书前四章主要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经验，重点阐述党是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第五、六、七、八、九章，列宁通过批评“左派”共产党人在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党对工会、党对资产阶级议会、妥协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论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策略原则。第十章则是全书的总结，概括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斗争任务，针对当时存在的“左派”幼稚病的错误，阐明了纠正和克服这种错误的办法。
受毛泽东推崇的本书第二章《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列宁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革命纪律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革命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即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
1.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保持两年半，其重要原因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和得到了群众的忠心拥护。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必须坚持铁的纪律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强调党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把党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本主义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更深刻地论证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的重大意义。
2.提出了维持、检验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三个条件
（1）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建立在广大党员的自觉性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的基础上的，它不同于机会主义的奴隶式的盲从，党员的觉悟越高，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就越强，党性与组织纪律性是一致的。
（2）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实行纪律一定要从维护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是一致的。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维护和加强党的纪律就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就党员个人的组织纪律性来讲，除本人自觉外，还需要群众的监督和帮助。所以，经常保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是维护和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保证。
（3）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它说明党的纪律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才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才能制定正确的纪律、正确的政治路线、战略策略。所以，正确的政治路线是维持、检验和加强党的纪律的根本条件。
这三点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
这三条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特征，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组织原则是根本对立的。
列宁强调的党的组织纪律建设，不仅在革命和巩固政权时期是重要的，在改革开放的建设时期同样重要。尤其是在当前惩治腐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作为领导中心的执政党，如果不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不做到有法必依、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3.分析了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制定和顺利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的原因
这里实际上是阐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大意义。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从1903年建党时起就以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列宁在书中描写了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说明俄国人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艰难困苦“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2）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经历了十五年的斗争实践后，获得了举世无双的丰富的经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最终形成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能够顺利地贯彻和实行无产阶级政党的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与组织纪律建设一样，思想理论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建设时期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思想理论建设是搞好党自身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又是搞好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及制度建设的有力保证。思想理论建设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牢固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核心是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也证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始终同党的干部的理论素养，同党是否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
这本书总结了俄国三次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初期的经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及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批判了第三国际机会主义和一些国家共产党内的“左”倾思潮。
这些内容和思想，特别是对于“左派”幼稚病的揭露和批判，同样使毛泽东感同身受。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特别是中央苏区愈演愈烈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正是一种“左派幼稚病”。因此，在中央苏区毛泽东读到列宁这本书，便感到“左”与右具有同样的危害性。
《“左派”幼稚病》对毛泽东治国思想的影响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其中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又是讲的“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直接引述了这一思想。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毛泽东还把列宁论党的纪律列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文件。
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1948年4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转为战略反攻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又重读了《“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中宣部及时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这本书的第二章。
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反动统治的
国家机器是头等大事
——读《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读《国家与革命》时，当时国内的情形怎样？
《国家与革命》里都有哪些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怎样影响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最早读到《国家与革命》是什么时候？
在大革命时期，被翻译到中国的马列著作还很少，尽管如此，毛泽东已经在1926年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
《国家与革命》是怎样的一本书？
列宁于1916年8月至9月写成了《国家与革命》。他在书中系统考察和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理论，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并且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关于国家和法学说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不仅清除了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并且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加以丰富，使它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普遍规律。
《国家与革命》是在论述国家问题方面最完整、最集中、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就其基本立场和方法来说，启发和指导意义是深远的。《国家与革命》在集中论述国家问题的同时，一些极有价值的相关论述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关注。
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伟大的著作中，列宁强调并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他这样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又提出：“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列宁曾经在《国家与革命》中这样描写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马克思所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要归结于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为要实现推倒资产阶级，就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所必然进行的拼命反抗，并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设新经济制度的这样的统治阶级，才能够做到。”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中不与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在经济文化工作中充分地使用一切在旧社会受教育的、但是愿意同劳动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是说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领导。在我国，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而且有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
毛泽东最早提到《国家与革命》是什么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