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中庸的道理，讲究的就是不偏不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而“中庸”体现在做事方面，则必须要做得恰到好处。不及肯定是不好的，太过了则会“大贞凶”。所以，最好的道就是中庸之道。
一个人要想做到中庸，就必须要加强自己的品德与修养，提高自我调控的能力，使自己的言行、情感、欲望等都要适度恰当，避免“过”与“不及”。
“中庸”强调的是做事守“中”，也就是说既不左冲右突，又不参差不齐。其实这种人生哲理，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中都可以体现出来。
商汤的开国大臣伊尹，不仅能把握做菜口味的“中庸”技巧，甚至干脆就把它上升到“齐家治国”的高度上来了。
伊尹辅佐汤推翻了夏桀的残暴统治，建立起在我国历史上维系约600年之久的商朝。伊尹原来不过是汤身边的厨师，也是汤的妻子陪嫁的奴隶，他之所以被汤看中而委以重任，是因为他确实有一番才干，并且也善于从生活中发现人生的智慧。
比如，当伊尹看到汤成天为与夏桀争夺天下而忙碌的时候，显得十分焦急，以致于一日三餐都食不甘味。于是，伊尹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引起汤的注意。他把第一顿饭菜做得特别咸，然后，做下一顿饭菜又故意不放盐，让汤吃得感觉不对味而来责备他。接着，他又把每顿饭菜都做得咸淡适中，美味可口，让汤吃得十分满意。
伊尹能算计到汤一定会表扬他。果然，有一次饭后，汤对伊尹说：“看来你做菜的本事确实不凡啊。”
这时候，伊尹早已成竹在胸，他不等汤把话说完，就借题发挥说：“大王，我做饭的本领并不值得夸奖，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只要把佐料调配得当，人吃起来才自然觉得可口有味。这其实和你治理国家是一个道理，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急于求成，只有掌握好分寸，才能够把事情办好。”
孟子后来对伊尹的评价是：“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意思是说，伊尹在天下太平时能入仕做官，在天下动乱时也能入仕做官。伊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他善于把握好分寸，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可以说，他是深悟中庸的为人处世哲理了。
而下面这个“傻小子做客”的故事也颇发人深省。
一个傻小子到朋友家去做客，朋友殷勤地做了几道好菜来招待他。因为一时匆忙，朋友每一道菜都忘记了放盐，所以每一道菜都淡而无味。
傻小子吃了几口后，对朋友说：“你烧的菜怎么都淡而无味呢？”
朋友立刻想起忘了在菜中放盐了，于是就赶紧在每道菜里加了一点儿盐，并请他再尝一下试试。
傻小子吃了以后，觉得这一回菜都变得非常可口了。于是，他就自言自语地说：“饭菜之所以鲜美可口，就是因为放进了盐的缘故。只加一点儿盐，味道就那么鲜美，若加多一点儿，那一定更好吃了。”
这样想后，他连菜也不吃了，就抓起大把的盐往嘴里塞。当然，他咸得哇哇大叫。
就常理来说，盐不能吃得太多，也不能吃得太少，要恰到好处才对身体有好处。同理，炒菜做饭不能夹生，也不可太烂。生熟恰到好处时，饭菜才最好吃。这个恰到好处，就是我们要说的“中”。
再比如商人们卖东西，如果要价太贵了，人们就不买了；如果要价太低，他自己又赚不了钱。所以，必须是在要价适中的时候，才恰到好处。此恰到好处，也就是“中”。中庸之道既讲恰到好处，又讲因时而中。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
南怀瑾先生又解说了“大贞凶”的意思。他说：“什么都死死板板的很正，像学理学的人，在这个时代，还是言行呆呆板板，矫枉过正，并不是好事，所以大贞则凶，也就是说人生要通达，不通达就不对了，不知道变则是大贞凶。”
有时候，坚持固然是一种良好的品性，但在有些事情上，过度的坚持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浪费。就好比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目标的态度。人要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功，首先要有一个目标，这就是人生的起点。如果人没有目标，就不会有动力，可是这个目标必须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要合乎实际情况。如果不适度合理，即使你再有本事，付出千百倍努力，你也不会获得成功。
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波林说过：“一个好的研究者知道应该发挥哪些构想，而哪些构想应该丢弃，否则，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差劲的构想上。”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有些事情你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最后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你所走的路线也许是一条死胡同。这时候，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抽身退出，去研究别的项目，再寻找成功的机会。
牛顿早年一直是永动机的追随者，当他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失败之后，他很失望，但是他很明智地退出了对永动机的研究，而是在力学研究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最终，许多永动机的研究者都默默而终，而牛顿却因摆脱了那些无谓的研究，而在其他方面脱颖而出了。
在人生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审慎地运用智慧，做正确的判断，选择正确的方向，同时别忘了及时检视选择的角度，并适时调整。一味过分地坚持并不是一件好事，很多时候，放掉无谓的固执，懂得变通的道理，冷静地用开放的心态去做正确的抉择，那么，每次正确无误的抉择将指引着我们走在通往成功的坦途上。
让我们再看一看“中庸”。孔子说，如果两个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应该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正确的一面，舍弃其不对的一面，才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时还感叹说：中庸“民鲜久矣”。对此，南怀瑾先生也慨叹，那些一般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许多时候，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在很多学者们看来，中国人的生活最高典型应属于中庸的生活。林语堂在《谁最会享受人生》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
林语堂先生说：“我相信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这里，他提倡的其实就是一种中庸的境界。
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更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常常是走向两个极端：不是在劳累中死去，就是在懒惰中堕落。一个以悲壮的方式，告别了本来可以给他慰藉的生活，而另一个则以一种可鄙的态度，宣告了对生活的抗争。两个极端，分别从幸福的左边和右边滑过，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
有的时候，不讲究中庸之道还会引来杀身之祸。
清朝大贪官和珅可以说众人皆知，但鲜有人知道他早年的身世。据历史上记载，和珅3岁丧母，9岁丧父，留下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弟弟和林，弟兄俩相依为命。后来，和珅在咸安宫官学里读书，因长相和才华出众而被大学士冯英廉选为孙女婿，之后和珅开始走上仕途，且一发不可收拾。
许多野史都强调和珅官场得意是由于乾隆帝的错爱，这种说法应该有失偏颇。想一下，如果他没有一点真本事，恐怕只能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说和珅这个人办事能力是很强的。
不过，和珅有个毛病，那就是太贪了。也许这是因为他小时候的日子过得太苦，所以他穷怕了，而且因为长期受到亲友的冷眼，因此使得他有一种疯狂敛财的心理，所以和珅在为官期间，千方百计地聚敛财富，正因为不知收敛，以至于贪到富可敌国的程度。民间有话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据统计，和珅聚敛财产的三分之一就价值二亿二千二百万两白银，还有玉器珠宝、西洋奇器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从和珅的故事中，我们看不到半点的“中庸之道”。退一步来说，如果和珅能够做到“适可而止”的话，相信就算他贪，也是不会使他送命的。“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这是和珅在狱中写的一句诗。为什么会二十年来枉劳神呢？都是因为这“过分”二字啊。
生活中，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讲究中庸之道，做到适可而止。其实，在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古今哲学当中，我们至今也可以说，还没有发现有一种比中庸更深奥的真理。中庸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有条不紊的一种生活，所以理想的人物，应该一半有名，一半无名；于懒惰中暗自用功，在用功中又有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今天的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完全不用工作；也许会弹琴，但是技艺不是十分的高明，只能弹给知己的朋友们听一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自己消遣；古玩也可以收藏一点儿，书也可以读读，可是不会死坐十几年的冷板凳；学识也许挺广博，但是又成不了专家……这种生活应该说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了。
事实上，中庸作为一种处理事情的法则，现在也正在被西方学术界所认可，博弈论实际上就可以认为是中庸的经济学表达。历史上的中庸往往会被认为是没有原则，或者是简单折中的平庸，实际上，中庸是一种平衡的艺术，它强调凡事都要有一个“度”，应该平衡各种分力，而且能够兼顾各种矛盾，让各种冲突徘徊在一种合适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彻底消灭和纵容。
和光同尘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意思是说“道”就像一个硕大无比的容器，但它里面所蕴涵的内容，其运用的领域却是用之不竭的。
“渊兮，似万物之宗”，是说它来自于万物的内在本质博大精深，就像是万物发源的根源。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说的是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要不断消磨认识的锋锐部分，消除各种认识的意见分歧，融合各种观点的光辉，最终形成共同的观点。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说的是我们不知道“道”是怎样产生的，好像是在天地形成之先（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道”是客观存在，却又深奥莫测。
《老子》一书中的这一段话，说的是大道的本体是虚空的，但它的作用又是永无止境的。它是哪吗深奥，它仿佛是万物的宗主，它消磨掉万物的锋芒，化解开万物的纷杂，协调好万物的光辉，混同了万物的尘垢，而自己依然深不可测，永远存在。人们都不知道大道是谁生出来的，在“万物之母”以前，它就已经存在了。
南怀瑾先生读到这段话时说，修道的基本，首先要能冲虚谦下。能够做到冲虚而不盈不满，自然可以顿挫坚锐，化解纷扰。然后参和它的光景，互同它的尘象，但它依然是澄澄湛湛、和而不杂、同而不流地若存若亡于其间。倘使真能达到这种造诣，具备了这种素养，便符合了“道”的精髓。
道能冲而不盈，和合自然的光景，与世俗同流而不合污，周旋于尘境有无之间，却不流俗，混迹尘境，但仍保持着自身的光华，南怀瑾先生认为，将这种“挫其锐，解其纷”、“和光同尘”战略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代表人物，便是中唐时期的郭子仪了。
郭子仪被唐德宗封为尚父。在古代，尚父这个称谓是一个十分尊崇的称呼，自古以来只有周朝武王这样称过姜子牙。由唐玄宗开始，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这四朝都是由郭子仪保驾的。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爆发，玄宗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命令他带领朝廷军队讨逆，从那个时候起，唐朝的国运几乎都系于郭子仪一身了。
唐代宗在位的时候，天下大乱，新疆的回教联合西藏的回教一同造反，几乎快要打到长安城了，皇帝只好下诏请郭子仪出山。
当时，郭子仪手中一支部队都没有，跟在身边的只有数十位老部下。在接到诏命后，他只好临时凑合出发，勉勉强强把没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兵、退伍的老弱兵一起加以整编，最后也只凑了5000人，而敌人却有十万雄兵。
于是，郭子仪对跟随军队一起出发的儿子讲，这仗不能打，他要一个人去敌营，或许还能有一点办法。就在郭子仪将要出发之际，他随军的儿子紧紧地拽住父亲的马说：“听说回纥人如狼似虎，父亲大人你可是堂堂的元帅，怎么能自己送上门去当俘虏呢？”
郭子仪却告诉儿子：“现在敌强我弱，如果硬拼的话，我们父子都要战死，那么，江山社稷也就会更加危险了。如果能与回纥谈判的话，就有可能说服他们倒戈，那就是我们黎民百姓的福气了，能不能扭转战局，就在此一举了。”
说完，他推开了儿子，一个人骑马向回纥军营而去。
敌军将领听说郭子仪来了，都是将信将疑，他们生怕有诈，于是就命人弯弓搭箭，严阵以待。而只见郭子仪在军帐前摘下了头盔，脱掉铠甲，同时放下兵器，一个人缓缓而行。
当他来到那几位首领面前时，回纥酋长们一起拜倒在地，表达了他们诚心诚意的欢迎。就这样，郭子仪凭借自己一己之力说服了回纥的首领。郭子仪单骑退兵，从此名震千古，被传为佳话。
之后，只要是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郭子仪都能一一化解危机。当天下太平无事，皇帝又担心郭子仪功高盖主，因为朝中的文臣武将大都是郭子仪的部下，于是皇帝就下令让他归隐。所以，很多时候，郭子仪一旦发现皇帝心存疑虑，想要罢免他时，他就马上主动上书申请辞职，把事务移交后就坦然离去。可是，等国家有难的时候，他总是一接到命令，又不顾一切马上行动，因此，尽管郭子仪屡黜屡起，但是四代君主都离不了他。
可以说，郭子仪是我们知道的能够将冲虚之道运用得挥洒自如的那类人，他常以雅量容忍身边的事与人。据说，在唐代宗面前有一个颇有权位的太监叫鱼朝恩，这个人常常用各种花样专门来整郭子仪，但郭子仪从来都不记恨。到了最后，鱼朝恩居然指使人在暗地里挖了郭子仪家的坟墓，对此，郭子仪也是不动声色。
当唐代宗来吊唁慰问的时候，郭子仪向皇帝哭着说：“臣带兵数十年了，士兵们在外面破坏别人家坟墓的事情，我常常是顾及不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给挖了，这也许是因果报应啊，与别人无关哪。”一个人的宽容与胸襟，由此可见一斑。
郭子仪还很洞悉世事人情。他的汾阳郡王府从来都是大门洞开，不论是贩夫走卒还是文人墨客，都能随意进进出出。郭子仪的儿子们多次劝告父亲说不能这样，一个堂堂的王府怎能任人走动，没有规矩呢？郭子仪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咱们家的马吃公家草料的有500多匹，家里的奴仆们吃官粮的有1000多人，如果咱们筑起了高墙，不与外面相来往的话，那么，只要有人与郭家有仇，或者是那些嫉妒郭家的人在上边煽风点火的话，咱们郭氏一族很可能就会招来灭族之祸啊。现在我大开府门，任人进出，咱们家里什么样子都在人眼里，这样就算是有人想诬陷我们，恐怕也找不到借口啊。”儿子们这才恍然如悟，都很佩服父亲的高瞻远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