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秦穆公曾经为了向东方扩张，派了三员大将带兵偷袭郑国。由于郑国离秦国比较远，于是蹇叔就劝穆公说：“像我们这样长途跋涉，士兵们肯定在不到郑国时就已经疲惫不堪了。再说，这么浩浩荡荡的大军去偷袭，郑国又怎能没有防备呢？”
秦穆公不听蹇叔的意见，还是坚决要进攻郑国。蹇叔于是号啕大哭，因为他已料到秦国这次一定会败，而他的儿子正是这三员出征大将中的一个。
秦军在行军途中遇到了郑国大商人弦高，当得知秦军要攻打郑国的时候，弦高一面找人急速报告郑国，一面犒劳秦军，并对秦军将士说：“你们三路大军奔波得这么远，浩浩荡荡，影响多大啊，估计郑国早就有准备了，你们恐怕不可能偷袭成功了。”
秦国三员大将一听就犹豫了，以疲惫之师去攻打以逸待劳的郑国，就算人家不做准备，自己一方也肯定会损失惨重。于是，他们就开始撤退。但是在归途中，却又遭到晋军的偷袭，最后秦军全军覆没，三员大将也被俘虏了。
当秦国三员大将历经艰难险阻，逃回到秦国的时候，穆公披着孝衣，亲自到郊外30里地迎接他们。他哭着说：“让你们受委屈了，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啊，我不该不听蹇叔的话坚决让你们去进攻，你们没有罪啊！”
秦穆公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失败的责任都担在自己身上，首先检讨自己，这正是一代仁君风范的表现。他这样做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威信，相反却让他的将士们更加信服于他，更加愿意为他效劳。
我们说，做人要勇于认错。事实上，再大的领导，首先他也是一个人，是人就会犯错，而且，有时错误是很明显的，也是公开的，绝对没有掩盖起来的可能。一般来说，错误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可是如果充耳不闻或垂头丧气，肯定会欲盖弥彰，从而影响到你的威信和形象。所以，在出现失误的时候，不要灰心，要勇敢地承认错误，承担责任。
很多时候，勇于认错，也许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过失，但这并不是在把我们的污点无限扩大以降低你的威信，相反，我们如果可以适当地认错，反而可以把污点变作亮点，提高你的威信，所谓“小过不掩大德”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能够勇敢地认错，实际上正是在显示你的“大德”。
《论语》里有关于子夏与孔子的对话是这样的。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他们说的是什么呢？译出来是这样的——子夏说：“小人对于自己所犯下的各种过错，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求一些辩护的理由，以掩盖他所犯下的各种过错的真相。”孔子告诉他说：“有了错而不改正，这才是真的错了。”
是的，人类最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恐怕就是犯错，而最让人害怕的却是认错，最让人悲哀的是不知道自己的错，最感到糟糕的是知错而不改过。其实，就算是伟人，他也有出错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不可原谅的错误，只要我们肯承认，我们的错误就会减轻一些；只要我们意识到那是错误，那我们所犯的错误便可减轻一半；如果我们知道去改正错误，并能以行动去证明我们是在改正的话，我们的错误便都可以原谅。
孔子所说的，其实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自省”。柏拉图曾说过：内省是做人的责任。而在实际中，人的一生就是责任的一生。一个人要尽他应尽的责任。比如父母的责任、夫妻的责任、儿女的责任。其实，作为一个领导者，也要敢于为下属承担责任，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智慧。
司马炎还在做魏国将军的时候，曾命征南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讨伐过东吴，并与东吴大将军诸葛恪对阵。毋丘俭和王昶在听说东征军兵败后，就各自逃走了。后来朝廷对战败的诸将进行惩罚的时候，司马炎首先说：“我不听公休的话，事情以至于此，这是我的过错，诸将们没有错啊。”
当时的雍州刺史陈泰请示与并州诸将去合力征讨北方的胡人，雁门和新兴两地的将士们听说要远离妻儿去打胡人，于是都纷纷造反。司马炎又引咎自责说：“这是我的过错，非玄伯的责任啊。”
老百姓们听说大将军司马炎能够勇于承担责任，也敢于承认错误，都很佩服他。司马炎把几次失败都归于自己的过失，这不但没有降低他的威望，反而得到了更多人的拥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假设一下，如果司马炎不敢自己承担责任，将责任推给部下和下属，那么最后必然会使上下离心，哪里还会有以后的以晋代魏的局面呢？
将帅的威信都是从律己中来的，这是一个很浅显又很深奥的道理。所谓“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对于雄霸天下的那些人来说，有了这样的威信，才能对属下有感召力。
做下属最怕的就是做错了事，尤其害怕的是在费了很大的心血后依然闯了大祸，因为随之而来的就会是责任追究了。而生活原本就是一连串的过失与错误，再仔细、再聪明的人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所以，在一个领导者的眼中，他既是领导，那么他的下属如果犯了错，就等于是他的错，最起码他也有监督不力或用人不当的失误。
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情形大多是这样的：大多数领导者在处理下属乃至于他本人的失误时，不敢承担责任，总是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唯恐遭到连累或者引火烧身。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些领导者不懂得下属犯错其实等于是自己也有失责，因为，领导者的责任之一，就是教导下属如何去做事。
所以，领导者在下属有过失的时候，首先应该冷静地检讨自己，然后将下属召集来，心平气和地共同分析整个事件，或者告诉下属失误在何处，也可以一再表明自己的宗旨——每个做下属的在做事的时候都应该全力以赴，如果漫不经心、应付差事是要受到惩罚的。
当然，还得让下属们明白，无论如何，自己永远是他们的后盾。也就是说，当下属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受到责难的时候，或者是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时，作为上司千万不能跟着落井下石，更不能找替罪羊，最佳的做法是自己勇敢地站出来，实事求是地为下属去辩护，主动承担责任，这样的领导才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和爱戴。
原心与原迹
上联：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
下联：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
“原心不原迹”就只看他的心孝不孝。只要有一份孝心，只要他这份情感是真的，我们就不能说他不孝。“原迹贫家无孝子”，意思是说，如果一定要在事实上有表现，那穷人家里就没得孝子了。
这个道理非常清楚，我们用这个道理来解释，就是说明“事父母能竭其力”，即尽自己的心力做到了就是孝。而要说到做恶的话，就要看一个人的行动作为了，而不能看他心里怎么去想。如果单看人们心中所想而不去看他的所作作为的话，对人的评判就会有偏差。
南怀瑾先生在论到孝的时候，说到过以上这副对联。实际上，将这种心与迹的双重评判标准用在管理上也很合适。
如果一位员工做了错事，领导者衡量时，就应该看这个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如果是坏心办坏事，那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但如果是本来是出于好心，结果做成了坏事，这样的情况，就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什么事原心呢？我们不妨来听一个故事。
齐桓公即位以后，发令要杀他的弟兄公子纠，并要把管仲送回齐国治罪。因为管仲做公子纠的师傅时，曾差点一箭射死齐桓公，结果齐桓公假死才逃过这一劫。
当管仲被关在囚车里要送往齐国的时候，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气愤地说：“管仲拿箭射我，想要我的命，我还能用他吗？我恨不得拿他千刀万剐！”
鲍叔牙说：“以前他是公子纠的师傅，所以他为了维护公子纠才用箭射您，这不正是体现了他对公子纠的忠心吗？而且要是论起本领来，他比我可是强得多了。您如果想要干一番大事业，管仲可是一个用得着的人啊。”
齐桓公本来也是个豁达大度的人，听了鲍叔牙的话，不但不办管仲的罪，还立刻任命他为相国，让他管理国政。管仲帮着齐桓公整顿吏治，进行改革，后来齐国就越来越富强了，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齐桓公为何能既往不咎呢？还是鲍叔牙的话一语点破了玄机，管仲的内心并不是坏的，事实上他对主人很忠心，于是齐桓公就与他化敌为友，最后使齐国强大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原心。
那什么时候原迹呢？如果要评判一个人的功与过，一般就得原迹了。我们再看下面的故事。
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对王珐说：“大家都说你善于鉴别人才，更是善于评论人才。现在，你就不妨对这些大臣们一一做评，说说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并说说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吧。”
王珐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一意地为国操劳，凡所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的，在这方面我是比不上房玄龄的；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进谏，让皇上有时候觉得很丢面子，在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能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能进入朝廷担任宰相来管理朝政，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者转达官员们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与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会解决难题而且办事井井有条，在这方面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明，行事疾恶如仇又好善乐施的，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在臣们来说，我也许有一点点长处了。”
王珐的这番话说完以后，满朝的文武都没有什么异议。因为他说话的标准把持得很好。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碰到原心还是原迹的问题，对此，我们常常感到难以拿捏。或许道德层面上的东西本来就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评判标准，原心还是原迹，说到底还是一个标准问题而已，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身边能够感知的事物与人群出发。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情没有多少是绝对的，即使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也不一定就都是顶天立地的，所以并不是所有一切都有“迹”可循，而人“心”叵测，或许有时候也不全在我们的判断能力范围之内，所以，多数时候，我们还是得从实际出发。
其实，原心与原迹是管理思想的两个方面，原心所体现的就是领导者对下属的人文关怀和一种理解，它直接关系到的是人心的向背问题。事实上，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是驾驭这个人最基本的方式和要求。原迹指的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出色或者是不是成功的一个硬性指标。很多细则能在制度上得以实现，就是遵循这个标准的缘故。
我们说，原心可以拉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原迹则可以严格要求被管理者的习性与作为。原心与原迹的结合，才可以使一个组织或者团队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主意还得自己拿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粱惠王下》
这段话是孟子回答宣王问话时所说的。宣王问：“我怎样识别哪些人是没有才干的而不去任用他们呢？”
孟子回答说：“国君选用人才，如果不得已，将会使地位低的超过地位高的，关系远的超过关系近的，对此能不慎重吗？（对于一个人）左右侍臣都说他好，还不行；大夫们都说他好，也还不行；全国的人都说他好，这才去考察他，见他确实是好，这才任用他。左右侍臣都说不行，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不行，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行，这才考察他，见他确实不行，这才罢免他。左右侍臣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可杀，这才考察他，见他确实可杀，这才杀掉他。所以说，是全国的人杀掉他的。这样，才可以算是百姓的父母啊。”
南怀瑾先生认为，孟子所说的是身为一个领导人的用人之道，一个人无论有才还是无才，是好人还是坏人，做领导的不能随便听信人言，甚至全国人都说其人可杀或可用，也不能受到群众情绪的影响，必须由“明主”来自决自裁。
南怀瑾先生说：“无论是天下大事如国家拔擢人才，小则如一个公司行号，乃至一个小小团体，人挤人，人排人，总是难免的。因为人这个生物，天生就是如此不成器的。所以一个当主管的、当家的，一定要切记‘士无论贤愚，入朝则必遭谗。女无论美丑，人宫则必遭嫉’的原则，然后处之以仁义，运用以智慧德术，效果将会好得多。”
“处之以仁义，运用以智慧德术”，就是要求领导者本身要有辨识能力，要充满智慧，讲究方法，以仁义之心去对待下属。这一点，年幼的汉昭帝就做得很好。
汉昭帝的同父异母兄长燕王刘旦因为没有当上皇帝，心里老是怨恨不已，曾意欲谋反。而当时因为昭帝年幼，就让大将军霍光辅政。左将军上官桀妒忌霍光辅佐皇帝，心里很是不平衡，他认为自己与霍光都差不多年纪，论起带兵打仗，自己所立的战功并不比霍光少，为什么偏偏先帝要让他辅政，而没有自己的事呢？
上官越想越觉得生气，于是就想方设法给霍光捣乱。他想到了燕王刘旦对小皇帝一直不服，于是就想到了勾结燕王，密谋策划先挤垮霍光，再废昭帝拥立燕王为帝。燕王刘旦也是恨不得马上就当上皇帝，于是就催上官桀等人早点想办法采取行动。
一次，霍光出长安城检阅御林军操练，并且调了一个校尉到大将军府去工作。上官桀等人认为这是整垮霍光的好机会，于是乘机假冒燕王刘旦的名义给汉昭帝上书，状告霍光出城集合御林军操练，一路上耀武扬威，所坐的车仗违反了礼仪的规定，一点儿也不像个大臣的样子。还说霍光擅自做主，调用校尉，有图谋不轨的阴谋。最后，上书中还表示愿交还燕王大印，回到宫里来警卫皇上，查处奸臣作乱的阴谋等等。汉昭帝看了兄长的上书后，当时没有说什么，就把这事先放下了。
第二天早朝时，霍光已经知道自己被人告了，于是不敢去上朝，只留在偏殿里等待昭帝的处置。
昭帝一上朝，看到霍光不在，就问左右为什么不见霍光。上官桀趁机说霍光是因为被燕王告发，自己心虚不敢进来了。
汉昭帝派人叫霍光进来。当霍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入朝时，汉昭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霍光说：“大将军，我知道这封上书是假的，你并没有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