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月，清定边左副将军、蒙古喀尔喀赛音诺颜部札萨克、和硕亲王成衮扎布，在塔密匀军营里接到哨探禀报，杜尔伯特大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通称三车凌）遣使巴颜克什克等前来，呈述准部内乱，征战不断，要求归顺，部众3000余户在额克阿喇勒待命。成衮扎布立即派人前往侦探情况。因准部首领一向诡计多端，他怀疑车凌之来有诈，担心他们趁此机会率兵入侵，便调遣军营的喀尔喀士卒，严加防范，并派使者飞速上奏朝廷。
乾隆皇帝阅完报告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谕告军机大臣。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十分重要，是清政府改变对待准噶尔部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志，对西北地区形势的剧变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乾隆帝讲的一番话，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他敏锐地察觉到准部大变，准确地把握住准部内乱这一至关重要的实质问题。谕中提到“达瓦齐与讷默库济尔噶尔用兵不已”，对准部长期纷争内战不停的混乱局面进行了归纳。乾隆帝虽然在即位后积极争取与准部议和，双方建立起朝贡的和平关系，关系一直都很正常，但他并未把它置之脑后漠不关心，而是密切注视着准部形势的变化。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西藏郡王颇罗鼐遵旨派人前往准部刺探消息后，向清政府报告，准部人员“出痘死者甚众”，噶尔丹策凌连续对属下台吉及邻近部落用兵。十一月，乾隆帝得知噶尔丹策凌于九月病故，“恐伊部落内，彼此心离，易生变乱，或潜至边境，偷盗牲畜”，谕令西北两路将军“固守边疆，严谨卡伦”，预先进行防范。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九月，达瓦齐率众降清大受阻挠，不得不暂时避居哈萨克，由于达尔扎穷追不放，哈萨克阿布赉汗不敢久留他们，他们只好重新回到过去的旧游牧地。
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达瓦齐情绪变得非常消沉沮丧，“计无所出，日夜涕泣而已”。他的盟友阿睦尔撒纳鼓励达瓦齐振作起来，与其束手待擒，不如铤而走险。达瓦齐采纳阿睦尔撒纳的冒险计划果然成功。他们仅用一千五百多名士卒偷袭伊犁，就成功地扭转了当时的危险局势。
阿睦尔撒纳的才能、胆识远在达瓦齐之辈之上，但居然把唾手可得的汗位宝座拱手让给别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前，他不仅对达瓦齐应该登汗位没有异议，而且想方设法帮助达瓦齐夺位，把达瓦齐的敌人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但是，根据阿睦尔撒纳的为人及当时复杂社会背景来判断，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阿睦尔撒纳不能自立，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难处。
第一，在重门第出身的准噶尔社会中，他的出身地位较低微，身份不如达瓦齐。
第二，达瓦齐所拥有的支持者及其军事实力明显超过阿睦尔撒纳。
第三，哈萨克阿布赉汗及沙皇俄国对达瓦齐的共同支持，又在阿睦尔撒纳心理上增加了一层压力。
毫无疑问，当时的形势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对达瓦齐有利，阿睦尔撒纳只好暂时将夺权的野心收敛。
胜利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配共同得来的利益。过去在攻打达尔扎时，达瓦齐曾许诺事成之后，将伊犁以北地区让阿睦尔撒纳来管理，卜罗塔拉以南由他自己管理，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月，阿睦尔撒纳派人要求达瓦齐兑现诺言，“因达瓦齐不允”，双方发生争执，矛盾公开化。
矛盾公开
一方面达瓦齐忌恨阿睦尔撒纳，担心他的权势超过自己使自己无法控制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离不开阿睦尔撒纳，“每遇急难，必邀阿逆至，与之调停”。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二人关系一直都是貌合神离，达瓦齐也只能在私下里与人大发牢骚：“彼虽才能，终为我之臣仆，何敢以臣凌君，而忘其已为所立也。”
面对达瓦齐的反复无常，阿睦尔撒纳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退路。在下决心与达瓦齐反目之前，他派人试探哈萨克阿布赉汗的态度，请求提供4000匹马和骆驼、一万只绵羊，结果非常顺利，于是阿睦尔撒纳进一步邀请哈萨克出兵帮助他袭击达瓦齐的牙帐，也未遭拒绝。
对于阿睦尔撒纳这样一个政治赌徒而言，哈萨克方面的态度使他下定了孤注一掷的决心。
而这时，达瓦齐似乎也预感到一场解决双方争端的最后决斗不可避免，于是他对部众说：
“不诛阿某，祸终未艾。”
乾隆十九年（1754年）六月，达瓦齐带精兵3万直奔额尔齐斯，又命骁将玛木特带乌梁海兵八千东西左右夹攻。阿睦尔撒纳虽然早有防备，却没想到达瓦齐来势如此迅猛，只得率部向内地迁移，沿途且战且退。七月抵喀尔喀蒙古境内，在获得清政府同意之后，于八月进入卡伦，其属下兵丁、妇女人众计约2.5万余名。乾隆先后命贝子扎拉丰阿、散秩大臣萨喇尔、员外郎唐喀禄、侍郎玉保等对其进行赏赐及具体安排驻扎等事宜。
乾隆对准部事务的了解主要通过边疆大臣的奏报，并不十分清楚其真实的情况。乾隆十五年（1750年）九月，原达什达瓦旧部宰桑萨喇尔因不满达尔扎的残暴，愤然率部千余户内投，乾隆立即召见并详细询问有关准部近期以来的局势变化。萨喇尔坦诚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但乾隆这时并不是很想对西北用兵。十八年（1753年）八月，他曾对军机大臣们说：
“达瓦齐本系别支，胆敢作乱弑君，自为台吉。若系属国，尚当兴师问罪，但我大国无乘乱兴师之理。”
同年十二月，他再谕军机处，重申“堂堂天朝”“不肯乘衅发兵攻取”的立场，同时下令边关将士做好两件事：一是接纳“穷蹙来降之人”，二是严密注视边卡动静，“以逸待劳”。但是，时隔数月，当阿睦尔撒纳来降的消息传入京师时，他开始有些动心了。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初四，乾隆对廷臣宣布：“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他选择这个时机表达戡定准部的意向并非偶然。
西北准噶尔部众，生性不畏劳苦，非常勇猛，在天山以南、葱岭以西及阿尔泰山以东各部众中素有威名，每闻其至，无不四散逃走。于是从噶尔丹开始，准噶尔部每每进行内外兼并，横行于厄鲁特各部及回疆、唐努乌梁海、青海、西藏、哈萨克、喀尔喀蒙古各地，俨然成为西域霸主。清朝西北地区的安定与否，关键之处就是能否遏制准部割据势力的膨胀，所以康、雍两朝多次用兵，然各有胜负，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乾隆一直在寻找机会，以完成祖上“积年未成之功”。但光有这种心愿还不够，既然是康、雍两朝都未能完成的大事，其难度肯定不小，所以他要有足够的耐心。噶尔丹策凌之死引起准部汗位之争，西北边陲大乱，乾隆认为戡定西北的大好时机来了。另一方面，准部对其他蒙古诸部的侵扰，使得内附的人口日益增多。如何妥善安置越来越多的西北内附人众的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乾隆历来以“天下共主”自居，对周边内附来者不拒。乾隆十五年（1750年），萨喇尔归附，安插在察哈尔一带。乾隆十八年（1753年）杜尔伯特部三车凌举族内徙，朝廷为此颇费心思，派人往黑龙江等处勘地安插。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月，阿睦尔撤纳要来的消息传来，又是一个安插问题接踵而至。乾隆此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最明智的选择是出兵西北，以求一劳永逸。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以天下大君，焉有求生而来者不为收养之理，转致被达瓦齐戕害。夫收之则必养之，若令附入喀尔喀游牧，非惟喀尔喀等生计窘迫，数年后必有起畔逃避之事，则喀尔喀等转受其累矣。况达瓦齐作乱之人，今即收其数万众，虽目前不敢妄举，而日久力足，必又蠢动，侵我边围，与其费力于将来，不若乘机一举，平定夷疆，将车凌、阿睦尔撒纳安置原游牧处，使边境永远宁谧之为得也。”
尽管乾隆自认为西征准部机会难得，朝中却没有几个大臣敢于冒险支持，唯大学士傅恒不“牵于浮论”，赞同出兵。应该说，不赞成出兵准部者，也自有道理。达瓦齐对清朝并无恶意，对改善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态度非常积极。乾隆十八年（1753年）八月，舒赫德建议派使臣与达瓦齐修好，结果遭乾隆训斥。次年，达瓦齐主动派贡使到北京，极力表现谦恭的态度，希望获清政府谅解，受到和平时代噶尔丹策凌同样待遇，允许赴藏熬茶等。乾隆说，“堂堂大清，中外一统，而夷部乱臣，妄思视同与国”，断然拒绝。达瓦齐的谦恭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部分清朝大臣的支持。他们希望边疆安定，没有冲突，要求维护与准噶尔部的和议。但在乾隆心目中，达瓦齐已失人心。准部内讧正炽，这正是勘定西北边陲的大好时机，岂能放手。因而他对一切要求维持和平局面的建议，一律予以拒绝。
从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开始，清朝加紧备战。乾隆指示，由阿尔泰山与巴里坤分西、北二路进兵，其中北路军3万名、西路军2万名，分别从京城满洲兵、黑龙江兵、索伦巴尔虎兵、绥远城右卫兵、西安满洲兵、西安绿营兵、宁夏兵、察哈尔兵、新降厄鲁特兵、宣化大同绿营兵、甘肃各营兵等兵营中征调。备战需战马15万匹，另外，乾隆还谕令各地等筹集粮饷，踏勘进兵路线。他还接连赏赐、欢宴蒙古各部王公、台吉、宰桑，特别是刚刚率部内附的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和车凌孟克等，以争取他们齐心协力征讨达瓦齐。
乾隆认定阿睦尔撒纳是此次征战达瓦齐的重要人物，他暂时根本无瑕考虑阿睦尔撒纳降清是不是迫于形势。乾隆十九年（1754年）七月，他对前去办理边务的大臣策楞说：“阿睦尔撒纳乃最要之人，伊若来降，明年进兵大有裨益。”对阿睦尔撒纳较为了解的前准部宰桑萨喇尔也及时进言指出：“其为部众所畏服，正可资以前驱，迅扫残孽。”是年十二月，乾隆匆忙移驾热河，急召阿睦尔撒纳一行到行辕陛见，探讨进军大事。十二日，降清者在避暑山庄御行殿受到庄严、隆重的接待。乾隆命王公大臣皆往陪宴，热情安抚，“并赐上驷舆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清朝皇帝的雍容气派和威严，让众降清者大开眼界。
对阿睦尔撒纳降清的诚意，清朝中有人持怀疑态度。办理北路军务的户部尚书舍赫德及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向乾隆提出两条处理意见：一是不宜将阿睦尔撒纳的部众留居乌里雅苏台附近，因为“军营粮饷军器马匹牲畜，俱在周围附近，又系通准噶尔大路，恐将明年进兵之事，向准夷泄漏”。二是“将阿睦尔撒纳等大台吉，一并留在军营候旨，其老少子女，俱令携带接济口粮，移至所指地方”。乾隆对他们进行了驳斥，指责他们见解错误，他说：“远方归顺之人，尚未知内地作何安插，乃甫经归命，即将其父母妻子发遣，留伊本身于军营，伊心岂有不生疑惧？”
当然，乾隆此番言论并不能证明他对阿睦尔撒纳真的如此信任。实际上早在本年五月，他就谈过阿睦尔撒纳为人“诡诈反复，全不可信”。但乾隆早已胸有成竹，他对阿睦尔撒纳与其说是信任，毋宁说是从策略上对其加以利用，阿睦尔撒纳可以作为清军征战准部的引路人。
进攻达瓦齐
乾隆十九年（1754年）八月，清政府修改并制订原派兵计划，喀尔喀兵由6000改为2500，以新降阿睦尔撒纳、讷默库等所率2300名厄鲁特兵替补。另外，绿营兵丁原定一万名裁至六千，宣大两镇炮手一千名减去。同年十一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主动请命，酌派精悍灵巧的福建藤牌兵随征，遭到乾隆帝拒绝。乾隆此时的指导思想相当明确，“即满洲兵丁亦不多用，仍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围绕“以准制准”的原则，乾隆还决定两路先锋均由准部降人担任。阿睦尔撒纳任定边左副将军，率所部出北路；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率所部出西路。乾隆尤其赞赏阿睦尔撒纳沿用昔日旧旗的请求，以使“彼处人众，易于识认”。此年年底，阿睦尔撒纳提出，原定二十年（1755年）秋季出兵不妥，应该提前：“塞外秋初时，我马肥彼马亦肥，不如春月乘其未备，且不能远遁，可一战擒之，无后患。又准部东境以额尔齐斯河与中国交界，本杜尔伯特原屯地，接近阿尔泰山，可屯田备饷，宜先遣兵万人据形势，而大兵二万整队继进”。
乾隆最后采纳这个主张，定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大军开拔。
清政府一方面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对准部发起政治攻势，以分裂达瓦齐的部属。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一月，乾隆亲拟诏书宣示准部。其诏书措词冠冕堂皇，语气软硬兼施，既阐明清政府出兵准部的原因和目的，又暗示清政府对准部的政策立场。
清军一切准备就绪，北路定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十五日由乌里雅苏台拔营。
因哈萨克人先行抢掠达瓦齐辖区，阿睦尔撒纳奉命提前三天于二月十二日动身，参赞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尔勒珠尔、郡王品级青滚杂卜、内大臣玛木特、奉天将军阿兰泰等随后。
二十四日抵达库卜克尔，三月初一到齐齐克淖尔。将军班第紧随其后，于三月初三带大队人马经过库卜克尔，与先头部队的行程仅为九天之隔。十九日，当后续官兵抵额尔齐斯河之西喇托辉地方时，前后之师已相距很近。这时乾隆反而顾虑阿睦尔撒纳的作用能否得以充分发挥，“一则阿睦尔撒纳，系准噶尔人众知名之人，令伊带哨探兵前行，人多认识，于收服准夷人众较易。再前队既有哨探，复有将军随后带兵继进，声势联络，军威益振。如将军副将军合并一处，则众人惟知有将军，不复更知有副将军，转置阿睦尔撒纳于无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长，殊于军行无益”。乾隆对阿睦尔撒纳的利用，于这番话中可窥其全部。
阿睦尔撒纳的前锋进展顺利，所向披靡，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有力抵抗。第一批请降是达瓦齐手下的大宰桑阿巴噶斯、乌斯木济、哈丹等人，乾隆特别吩咐要另行办理安插事宜。
四月初九，额米尔河集赛宰桑齐巴汗在路上迎接清军，向其请降，十七日，噶克布集赛宰桑达什车凌率2000户望风归顺。二十一日，阿睦尔撒纳听说达瓦齐驻兵察布齐雅勒地方，遂轻骑突进，二十八日，抵达尼楚滚，正好与西路前锋萨喇尔相为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