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162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康熙六年改石门县，在今桐乡西南余杭东北）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清军入关时，家道开始败落。顺治十年（1653年）参加科举考试，很快得到了很高的声誉，后结识黄宗羲、黄宗炎、张履祥等人，思想逐步发生变化。康熙五年（1666年），找借口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被除名。后来致力于研究学术、收授门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作“东海夫子”。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开博学鸿词科，他坚决拒绝浙江省官员的举荐。康熙十九年（1680年），浙江的地方官想以隐居乡里的贤士向朝廷举荐他，被他严辞拒绝，并剃度做了和尚。他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吕留良生前大讲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其门徒严鸿逵、再传弟子沈再宽等接受了他的思想，并加以传播。由于吕留良的观点大都写于他的日记、诗词、文集中，并没有公开流传，所以在曾静案发生之前，并未被清朝统治者发现。
曾静当然也一向对吕留良极为佩服。所以张熙到了浙江，就往吕家求取吕留良的遗着。
他得到了吕留良的门人、子孙后代们的热情接待。吕留良的儿子把父亲遗着《钱墓松歌》
及《题如此江山图》等饱含民族情绪的文字送给了他。
回到湖南，曾静一见这些书，“开始感到奇怪，接着变为怀疑，再后来相信它是正确的”，终于完全信服。从此曾静开始思考一系列“华夷之辨”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推翻异族统治，贫苦汉族人才有出头之日。
根据当时的社会传闻和自己的一介书生之见，曾静认定只有川陕总督岳钟琪最有可能使自己的抱负得到实现，便决心去策反他。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曾静吩咐张熙、张勘（张熙的堂叔）去做这件在他们看来惊天动地的事情。曾静和张熙都为此事作了必死的准备。
在他们的诗里有“但有虹贯日，竟无轲入秦”的句子，他们以战国时剌杀秦王的荆轲来勉励自己。曾静还在身穿的大褂上，写上“曾静死于此”。
张熙当掉了本来就很微薄的全部家产，作为路费，孤注一掷，全力以赴，以完成这一事业。他们一路风尘仆仆，经贵州到四川，在打听到岳钟琪已驻扎陕西后，又由四川辗转来到陕西，于九月十三日抵达西安。
到西安后，二张打听到，岳钟琪其实是当今最受皇上重用的封疆大吏，他对皇帝也忠心耿耿。二人一听，简直感到从头上凉到脚跟。张勘丢下张熙，独自一个人跑回家去了。
而张熙却想反正把家产都已卖完了，退路被截断了，不如豁出性命一试，说不定有可能说服岳钟琪，于是才有了西安拦路上书的那个举动。
事情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而所谓的“六省势力”仅仅是张熙自己吹出的一张经不住一戳的破牛皮。这样看来整个事件不过是几个穷苦失意的汉族读书人头脑的一时简单冲动，是没有任何力量支持的反叛企图。按理说，事情可以很快解决。可是事情很快被复杂化了，它衍化成一个“轰天大案”，并在雍正帝手里，得到了一种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处理方式!
诱供出张熙的秘密后，岳钟琪立即将曾静一案涉及到的湖南、浙江等地十余个“同伙”
的住址及吕留良家藏反书等情况，密报雍正。
鼓动掌军封疆大吏造反，当然算得上是一大案。
自从登基以来，每天雍正都处于有人可能要推翻他的紧张气氛之中。以前他挖空心思地用年羹尧取代皇十四弟，现在用岳钟琪取代年羹尧，目的都是为了使作为军事重地的西北边疆牢牢控制在自己亲信手里。所以雍正的首要步骤是安抚岳钟琪，以防他内心有所顾虑，被“逼上梁山”。另一方面，十月间雍正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初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作为钦差急赴湖南，协同巡抚王国栋，扣押了一批乡村读书人。
他们是曾静、刘之珩（原永兴县教谕，曾静好友）、陈立安（刘之珩的学生）、陈达（陈立安之子）、张新华（张熙之父）、张照（张熙之兄）、张勘（曾静的学生、张熙的堂叔）、谯中翼（华容县学诸生，与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谯大谷（谯中翼之子）、曹珏、廖易（都是曾静的学生）等人。陕西宝鸡县贡生毛仪，因张熙在去陕西时路经他家，也被拿下。雍正同时还让浙江总督李卫去查抄已死了的吕留良的家，将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及其一些学生一干人等捉获。经过反复刑讯拷问，证实这不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谋反集团，也不存在什么六省“在我一呼可定”的安排和可能。雍正帝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这才下命将各犯解送北京，关押在刑部大牢进一步审查。
处置曾静案
曾、吕两案一出，立即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由于曾静曾指出雍正有篡位、杀兄、屠弟、贪财、好色等十大罪状，当时社会上也盛传雍正是通过假造诏书得到皇位的。
因此，雍正遂想利用曾静一案找出这种传言的根源。湖南巡抚赵弘恩按照皇帝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追查。终于查明，阿其那（允禩）等人在被发配去戍地的路上，沿途宣传自己是冤枉的，散布胤禛（即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流言，这样雍正就找到允禩集团是“矫诏得位”舆论的散播者。为此，雍正一面再次宣布允禩等人的罪过，一面就曾静所指摘他的十大罪状逐条进行批驳澄清，发布了许多上谕，又命主持审理此案的官员杭奕禄对曾静进行“多方劝导”，曾静承认其反清是错误的，并写出了表示忏悔的《归仁录》一书。至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世宗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编辑在一起，在后面附上曾静的口供和忏悔的《归仁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刻版刊行，颁布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使读书士子都通读知晓这件事。如果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同年七月，对此案作出最终裁决。因曾静投书，才使清廷得以查出雍正“矫诏得位”的舆论根源，使百姓得知事情的真相。因此，雍正命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宣讲《大义觉迷录》，然后秘密押送到湖南，在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张熙则由尚书史贻直带往陕西，在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宣讲完后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随传随到。
重惩吕系
雍正对曾静师徒展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仁慈，而对吕留良一案的家人师生却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处理方式。
雍正九年（1731年），正式决定：将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严鸿逵三个已经去世的人掘墓，劈棺戮尸，枭首示众；斩另一子吕毅中、严氏之徒沈在宽二人；吕和严的众孙辈全部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做奴隶；吕家财产全部没收充官，作为浙江工程费用。已死的黄补庵的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被流放二千里；吕氏着作的刻书人车鼎臣、车鼎贲、与吕留良交往的孙克用、收藏吕留良书籍的周敬舆均判斩首，秋后处决；吕氏门人房明畴、金子尚被革去生员的功名；陈祖陶、沈允怀等11人革去教谕；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在任广东连州知州时，曾供奉吕留良牌位，吕案发生时，被革职严审，后死于狱中。
吕家悲惨的遭遇，受到很多人的同情，后来民间就编出了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为亲人报仇、刺杀雍正的传说!但是，对于吕氏着作，雍正也采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处理办法：
同年十二月，雍正帝下令内阁不要禁毁吕氏着作。
雍正认为，书无论怎么毁，都不可能做到“彻底不被留传给天下后代人”。所以倒不如像把曾静当“反面教员”一样，把吕氏着作当成是“反面教材”,“来讨论其道德学问的真假”。这样，吕留良的着作除了未刊刻之《备忘录》《日记》、抄藏残稿、信札等外，都没有被焚烧查禁。
同时雍正帝还命令大学士朱轼等人，将吕书《四书讲义》《语录》等进行逐条摘驳，编辑成书，刊印颁发各地学官，与《大义觉迷录》一起向读书人宣讲。
吕氏学派不走运，遭到屠戮，但曾静、张熙师徒也只走运了几年，两颗被雍正暂保下来的头还是被新继位的乾隆皇帝砍了下来。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继位。25岁的新皇帝乾隆目睹了从曾静谋反案到吕留良文字狱的全过程，但很明显他与父亲对这件案子的认识并不一致。雍正帝死后仅仅一个多月，他不顾先皇雍正保留曾、张二人性命的叮嘱，下令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拿解京城，凌迟处死，并将与这两案有关的材料《大义觉迷录》和吕氏着作等书籍一概收回，严禁流传。这样《大义觉迷录》就成了清朝最神秘的书。
密健皇储
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8岁的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100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明亡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为建储之事伤透了脑筋，皇太子废了又立，立了又废，其他皇子们又分成几派展开激烈斗争，势如水火。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雍正即位后，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争夺皇位时的亲身体会，始创了“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他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大臣、九卿等朝中要员，讲了一桩关系百年大计的问题：
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今躬膺圣祖付托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乎？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帝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
或收藏数十年，亦来可定。（《世宗实录》）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雍正将一份亲书的继位书当众装入匣中，搁置在乾清宫正殿悬挂的“正大光明”匾后，另一份随身携带，明令死后才可取出，两份相对无误，才能对外公布，迎立新君。从此，“正大光明”匾便成了让皇子们仰视和惦念的地方了。
雍正七年冬，雍正染病，寒热时发，饮食不常，夜不能熟寝。八年六月，召见允禄、弘历、弘昼和大学士、内大臣数人，“面谕遗诏大意”（《清高宗诗文集》初集卷15《圣德神功碑》）。九月，又将立储密诏示知张廷玉，十年正月，再次密示鄂尔泰、张廷玉，“此时圣谕曰，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张廷玉《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8）。
由于皇帝预立的皇太子是何人，除皇帝外人人不知，这样就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而且皇太子已经册立，其名字放置在“正大光明”匾之后，这是满朝文武乃至全国百姓人人皆知的事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人心的政治效果。由于别人并不知道谁是太子，皇帝还可以封太子一定的爵位，按照满洲骑马民族的传统，使暗中指定的皇太子和其他皇子得到一定的锻炼。然后皇帝根据对各位皇子的考察情况，必要时能够以强换弱，更换太子人选，在有限的范围内好中选优。皇子要想让自己的名字进入“正大光明”匾之后的密诏中，必须竭尽全力表现自己，从而防止公开册立可能造成的皇太子骄纵不法。
从实践来看，这种方法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自从秘密建储以后，各朝均未发生像清初那样结党营私、争夺储位的现象。一直没有出现皇子觊觎储位以致形成争夺储位的现象，可以说秘密建储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一些作用。
雍正选中的人正是传闻中为康熙看好的皇四子弘历。弘历本人在几个弟兄当中，不论在才华上或政治上都处于优越地位，其父死时，他25岁，有较好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统治才能和几年参与军事机务的经验，所以极为顺利地掌握了政权。乾隆君临天下60年，开创出中国皇朝史上最后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应当说，雍正有眼力，有见识，看准并决定要乾隆继承、光大他的事业，确是选对了接班人。
雍正驾崩之谜
吕四娘刺杀雍正帝
暴死圆明园
雍正帝无疑是清朝260余年历史上，争议最大、留下疑案最多的皇帝，除了众说纷纭的继位之谜，他的死也同样备受关注。据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凌晨，雍正帝突然暴死于圆明园中。雍正帝平时身体十分健康，又不是年老衰亡（年仅58岁），怎么突然死亡呢？由于雍正帝残暴多疑的性格，生前对诸兄弟和功臣们的残酷迫害以及难以自圆其说的继位之谜，使他长期以来就形象不佳，最后突然暴死的结局，引来后人的众多猜测。尤其是到了现代，小说、影视作品中对雍正帝之死的演义和附会愈来愈多，使这一本来就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
吕四娘的传奇故事
在关于雍正帝之死的各种传说中，以吕四娘刺杀雍正帝的说法流传最广，《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记载。
雍正八年，发生了吕留良一案，死难者共达100余人，吕留良和他的长子吕葆中虽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次子吕毅中被斩首；孙辈男女全部被发配到关外宁古塔为披甲人当奴隶；吕留良所着的文集、诗集、日记全部烧毁。此案还株连甚广，吕的学生严鸿逵被凌迟处死，沈在宽被斩首；其他吕氏门生以及刊刻、贩卖、私藏吕氏着作之人，或斩首，或充军发配，或杖责，下场都极为凄惨。
这是雍正朝一起极为残酷的“文字狱”，在社会上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就因为这件事，雍正帝死后不久社会上便流传开了雍正帝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的传说。据说，雍正帝大兴文字狱，大肆株连时，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因不在家中，幸免于难。年仅13岁的吕四娘得知家中祖孙三代惨遭杀戮、迫害，义愤填膺。秉性刚强的她咬破手指书“不杀雍正帝，死不瞑目”九字。从此隐姓埋名，潜伏民间，拜师学艺，勤学苦练，练就了一身奇高的剑术，成为了当时有名的女侠。
雍正十三年八月，吕四娘乔装打扮，混入宫内。此后，她找到合适的机会，乘机砍掉了雍正帝的脑袋。雍正帝被杀后，清廷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制造了雍正帝病死的假象，因雍正帝头被吕四娘带走，清廷秘密造了一颗金头下葬。
鱼娘协助吕四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