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复号称名流而乃为夸论曰：“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退之，诗溺于陶，其法亡于灵运。”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论，至于退之、陶、谢，亦可少宽宥矣。独谢集稍不易评，愚则以为：登涉之言，缔构密致，妙绝穷情，极态如川月岭云，玩之有余，即之不得，虽骨气稍劣于建安，而寓目辄书，万象罗会，使后代擅场之士，内无乏思，外无遗物，皆斯人为之启导也。前薪见凌，势固宜然，文彦无穷，不可欺也，徒以体、语俱俳病之，则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系于诗者当辨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乌足较矣。
对谢灵运的评价是问题所在。黄省曾在李梦阳去世后写成的《李先生文集序》里称颂李梦阳是：“体新挥述，齐能于杜甫；祖辙求源，法同于康乐。”把谢灵运对李梦阳的影响与杜甫相提并论，认为谢灵运是唐诗源头而杜甫是“体新挥述”。这种“祖辙求源”之说与杨慎推崇六朝俪篇的说法如出一辙。但是，对谢灵运的褒赏未必就是从李梦阳的创作中紬绎出来的诗歌观念，而根植于吴中文人根深蒂固的六朝情结和审美偏好。
推崇谢灵运的话头在黄省曾文集中如呓语般反复出现，他早年“略删汉魏以迄唐初作者六十三人”，编成《龙凤集》，在其中的《小序》里给予谢灵运极高的评价：
康乐雅好山水，故其登涉之言，妙绝古今，穷情极态，如岭云川月，玩之有余，把之不得，可谓神于赋咏者矣。但其肆览庄易，博综百家，故骈玉俪金，往往不可期而有，虽骨气稍劣建安，而寓目辄书，万象罗会，诗家能事备矣。故使后代擅场之士，内无乏思，外无遗物，斯人为之倡导也。譬之花萼，在建安时开耀其半，尚多浑含，至于康乐，精彩敷发，殆尽机妙，无余蕴矣。千年以来未有其匹也！
同样的措辞，在嘉靖三年的《晋康乐公谢灵运诗集序》中又重复一遍。嘉靖七年写给李梦阳的这封信，不过是《小序》和《谢灵运诗集序》的删节本。删掉的是其无以复加的评价：“千年以来未有其匹矣！”言下之意，建安骨气遒劲，康乐精彩敷发，建安与康乐各有所长。但唯有谢灵运才是凌跨千年的最好的诗人。因而，我们可以想见，当黄省曾看到何景明“诗溺于陶，其法亡于灵运”的提法时。是如何地错愕与不满；当他在李梦阳集中发现所谓“临眺诸篇，逼类康乐”，又是何等地惬意。
黄省曾偏好谢灵运，便褒扬李梦阳“祖辙求源，法同于康乐”。但李梦阳决然不会以为谢灵运的诗史地位等同于、甚至高于建安诗人。其《刻陆谢集序》说：“夫五言不祖汉则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即当效陆、谢矣，所谓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谢灵运虽然是“六朝之冠”，但终究是“体贰之才”。学习陆、谢只能是“画鹄不成尚类鹜者”。许学夷《诗源辨体》说：“王元美论李、何诸子云：‘长歌取裁李、杜，近体定轨开元，天地再辟，日月为朗。’此见元美及李、何诸公，所见所造，皆归于正。薛西原、杨用修，工于六朝初唐，又自以导仲默为功。予谓薛、杨二子实为祸首。然仲默人初唐止七言古一体，而它未尝人也。”明确指出，六朝和初唐只是文学复古运动的诗学谱系里的次要部分。但在黄省曾那里，作为“六朝之冠”的谢灵运被推崇为“千年以来未有其匹”的伟大诗人。他以花为喻，认为建安诗风如花含苞，尚多浑含；谢灵运之诗则如花绽放，殆无余蕴，前者含蓄而后者舒展。但唯有谢灵运的“穷情极态”而内无乏思，“万象罗会”而外无遗物，才是诗歌发展的极致。当黄省曾把《谢康乐诗集序》寄给复古派巨子王廷相时，王廷相不客气地说：“《康乐集序》称许颇过。若然则苏李十九首、汉乐府、阮嗣宗当何如也！”或许因为王廷相的反驳，黄省曾再次抄录这段文字寄给李梦阳时，悄悄删去这句“经典”的评语。
黄省曾在《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里提出自己对诗学的根本看法：
诗歌之道，天动神解，本于情流，弗由人造。故虞书显为言志，泗夏标之嗟叹，古人构唱，直写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态各畅，无事雕模，末世风颓，矜虫斗鹤，递相述师，如图缯剪锦，饰画虽妍，割强先露，故实虽富，根核愈衰，千葩万蕊不如一荣之真也。是以小夫或夸，达士弗尚，匪难作者，亦鲜赏音。岂识雁唳哀哀而会节，鹂鸣响响以成章。凡厥有声。无非律吕之数也。但世人莫省自然，成遵剽窃。古途虽践，而此理未逮，艺英虽遍，而正轨未开，秀句虽多，而真机罕悟。独见我公天授灵哲，大咏小作，拟情赋事，一切合辙。
这段内容丰富的论述也是《诗言龙凤集序》的删改版，在“古途虽践。此理末逮”前删掉了“正德以来”四个字，其嘉靖三年时对正德诗风的批判，遂隐而不彰。而所谓“世人莫省自然，咸遵剽窃”，“来哲纷纷，难臻斯奥”，难道不包括那个“正德以来”的文学领袖、被钱氏论定为“模拟剽贼”的李梦阳？但黄省曾抹去了四个字，添上了“我公天授灵哲”的颂辞。于是，对当代诗学的批判变成普适的诗学论述，李梦阳被排除在俗流之外，字里行间彰显出黄省曾的微妙心态。
黄省曾信中的主要观点是缘情与求真，认为千葩万蕊不如一荣之真，透过一切生色与意态，要追寻的是春蕙与秋蓉的生命之根。他在《答武林方九叙童汉臣书》中说：“仆尝爱陆生云：诗缘情而绮靡。一言尽之。缘情者质也，绮靡者文也，故衷里弗根者，靡孚格之感；斧藻不备者，缺扬耀之色，然包文挟质谁不谈之，但良玉丑碔，虽姿彩相似，而真伪迥殊，此当契辨耳。故读之枯凋凑合者，皆伪也，使人意动情应者真也。”文学之根就是“本于情流”的内在表现。“绮靡”是文、是藻、是千葩万蕊；“缘情”是质、是根、是一荣之真。不论是开耀其半的未放之花，还是精彩敷发的千葩万蕊，内涵其中的是蓬勃的生命力。“真”一以贯之地贯注其中。和“真”迥然不同的是“伪”。出于情伪的作品，久读必然生厌。只有本于情流、真情感发的文学作品，才葆有生机蓬勃的艺术魅力。
李梦阳在《诗集自序》里曾确切地表达了自己对“真诗”的追求，认为“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号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黄省曾或许于此受到启发。所以，他在《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里说：“所系于诗者，当辨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乌足较哉！”李梦阳受到“真诗乃在民间”的启示，不断自我否定。追寻真诗，在情与辞的协调中，在民间与古典的抉择中，他走上一条南辕北辙的漫漫歧途。黄省曾则以真挚自然为真，他写给李梦阳的信里说：“古人构唱，直写厥衷。”又谓：“盖词非伪借之可传，语必肺本而修永。”“直写厥衷”才是古道。因而，他称曹植“霞篇珠什，皆达肺隐，未尝少假往彩以润已撰也”，陶渊明“胸腑如海月皎空，浮云映岳，光粹无染，故发之诗撰，洁而无疵”，反对“饰画虽妍，割强先露，故实虽富，根核愈衰”。黄省曾的文学思想更多地受到陆机、钟嵘等六朝名家的影响，崇尚何贵用事的“直寻”说，以此修正李梦阳“求真”之方向：不是把重情求真的视野投向古典或者民间，而是投向生命世界的直观表现。
不论黄省曾对谢灵运的推崇，还是把“缘情绮靡”概括成“一言尽之”的审美理想，都与杨慎对六朝诗的倾倒有相似之处，与希慕汉魏民谣的李梦阳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黄省曾重情求真而譬之花萼的文学思想，非常接近于杨慎“论诗如品花”的观念。但是，在黄省曾求真的意向里透显着吴中文人对性情之真的独特体验。罗宗强先生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里指出吴中文人“所崇尚的是性情之真”，“他们要尊重真道学，真道学就是天，天是道之原，是诚，是真，其实就是本然。这一个思想用以说明他们这种一群体之行为，就是重性情之真，无所伪饰。”这针对吴中四才子说的，同样适用于黄省曾这些吴中后学。黄省曾曾千里负笈，到会稽向王阳明学习，在他看来，良知“知侧隐，知羞恶”而“不借丝毫思索，不得纤毫助长”，这就是人的“发自真心”的“曾无纤毫假者”。其重情求真的文学思想与本乎性天的生命哲学是同一事情，黄省曾把阳明学“良知”解释成了某种性情一如的“恻怛嗟叹之真”，他的文学思想里夹杂着吴中士人的性情之真和阳明心学的致良知的多重意味。
黄省曾还引人注目地强调“天动神解”的文学观念。其《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云：“诗歌之道，天动神解，本于情流，弗由人造。”《诗言龙凤集序》说：“诗者，神解也，天动也，性玄也。本于情流，弗由人造，故虞书显为言志，泗夏标之嗟叹，盖重词复语不出初源，叠韵盈篇悉形一虑，观之三百，自可了如。”神解是嘉靖年间文学思想的关键词。汪道昆《信阳何先生墓碑》比较李梦阳和何景明说：“主典则者张献吉，主神解者附先生。”王廷相也以“神解”定调何景明的文学写作：“乃间世精气所钟，造化灵秘之久，一旦勃勃附化，何所不神耶？”“非神解之故，乃尔能之耶！”神解基于写作主体精神的充溢勃发，自然流行。黄省曾曾称颂王廷相说：“峥嵘发彩，卷舒风云之色，慷慨宣毫，鼓动江山之气，由公神解朗于金镜，皎识湛于秋阳，故缔思密理，毅挺掊其遐襟，轨裁舒其浩气。”其措辞与王廷相对何景明的解读如出一辙。在《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里对何景明极意贬损的黄省曾，其天动神解的观念难道源自何景明、王廷相一系的文学思想？
黄省曾本性、缘情、求真、敷藻的文学思想和天动神解的创作观念，体现了出诗人的一种睿智情怀，但其创作显示出与他所崇尚的李梦阳相似的书写症状，即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的偏离。黄省曾以“一荣之真”自期，王世贞却嗤之以鼻：“勉之诗如假山池，虽尔华整，大费人力。”陈田《明诗纪事》说：“勉之与献吉书云：‘……图缯剪锦，饰画虽妍，割强先露，故实虽富，根核愈衰，千葩万蕊，不如一荣之真也。’勉之所作，正坐斯蔽，所喟叹他人之未工，忘自己之已拙。”可见黄省曾的文学写作也难免“非真”之责难。皇甫汸《五岳黄山人集序》说：“其诗往往娱康乐之清晖，摒渊明之喧嗑，缅景纯之仙游，契摩诘之禅理，兼以苞蓄既富，探汲不竭。譬玄黄杂组而缛彩炫目，金石叠奏而英韶盈耳。瑶玙并俪而世觏其宝，椒兰俱熏而人挹其芳，思剧沉幽，语罕仍袭，凡象外难摹之景必铸以新范，虽目前尘琐之态亦缘以华辞。”从皇甫汸的盖棺定论看，黄省曾的创作只是突出千葩万蕊之娇娆，而“一荣之真”的生命情怀反倒是湮没不现了。
三、吴中诗人的典范选择和中唐风格的语脉
吴中是人文荟萃之地。黄省曾《吴风录》说：“自六朝文士，好嗜词赋，二陆撷其英华，国初四才子为盛，至今髫龀童子，即能言词赋，村农学究，解作律咏。”又说：“自王、谢、支遁喜为清谈，至今士夫相聚觞酒，为闲语终日，然多浮虚艳辞，不敦实干务。”六朝的遗风流韵，源远流长。早期吴中诗人，刘麟、顾磷与徐祯卿号江东三才子；又有三俊或四杰之称，包括顾磷、陈沂、王韦和朱应登。嘉靖前期，以黄氏与皇甫氏中表为中心的吴中才子又崭露头角，成为当时除嘉靖十才子以外最重要的诗歌群体。
顾存仁《皇甫司勋集序》论正德、嘉靖时期的吴中文学，以为：
弘德之间，于时李氏献吉、徐氏昌谷，崛起南北，各成宗匠。成谓倥侗今之迁甫，秦汉以来，寡见其俦。而昌谷力瘁苦吟，南国精华颇推独擅。或疑‘未化’，遽还造物，不其惜乎！恭遇世庙中兴，弘新制作，海内响风，比隆姬代，三吴作者，如皇甫伯仲，黄、王、袁、陆诸君，竞爽儒林，星聚方域，而司直、勉之尤畜盛藻，雄视江东。
“勉之”指黄曾省，“司直”指皇甫淳，“司勋”指皇甫汸。皇甫汸作《黄先生墓志铭》说：“（黄鲁曾）寡所交游。弟省曾外，唯王守、王宠，余兄弟以中表犹密。八子齐名，吴趋之为语曰：‘黄家二龙、王家双璧、皇甫四杰，凤毛鸾翼’，同学莫敢仰视也。”皇甫兄弟与黄氏孔仲齐名。长兄皇甫冲，以诗著名，终老举子，仲氏皇甫涍举嘉靖十一年进士，叔氏皇甫汸举嘉靖八年进士，季氏皇甫濂举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并有盛名，称四皇甫。”涍、汸进士及第后，积极参与陈束、唐顺之、王慎中等六朝初唐派的酬唱活动，最为知名。皇甫汸晚年更是誉满天下。穆敬甫说：“皇甫兄弟以诗为业，各臻妙境，而司勋尤为白眉。”冯时可《雨航杂录》说：“皇甫子循诗名与王元美相累，吴下能诗者，朝子循而夕元美。”可见，以皇甫访以代表的“四杰”在明诗史和吴中诗人群体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吴中才子远宗缘情绮靡的六朝美学，近推徐祯卿清妍婉约的初期风格。作为吴中文人的典范，徐祯卿在释褐前曾有摹写六朝的文学经验，弘治十八年及第后，才专攻汉魏盛唐。四库馆臣论徐祯卿诗说：“《迪功集》是所自选，风骨最高。《外集》殊复奕奕。《焦桐》多近体，最疵。《鹦鹉》多学六朝，间杂晚唐，有竹枝杨柳之韵。”徐氏的《迪功集》属晚年制作；而其他诸集大都是早年作品，风格在六朝、晚唐之间。正德六年，徐祯卿去世，李梦阳整理遗稿，序其诗曰：“守而未化，蹊径存焉”。对此，钱谦益颇不以为然，认为徐祯卿“标格清妍，摛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伧父槎牙界兀之习。江左风流，故自在也。献吉讥其‘守而未化，蹊径存焉。’斯亦善誉昌谷者欤！”盛赞徐祯卿早年风格自含江左风流，讥讽李梦阳乃不识货的槎牙募兀的中原伧父。皇甫兄弟在嘉靖初年增刊《迪功外集》，选辑徐祯卿“未遇空同之作”，重新估定徐祯卿诗歌之特质和价值。皇甫津说：
尝谓徐君之诗，可以继轨二晋，标冠一代，斯不诬矣。夫并包众美，言务合矩，检而不隘，放而不逾，此述藻之善经也。奚取于“守化”而暇抵其“未至”哉！始君弱冠为文赋，即可垂世。而人莫之知。然于诗未为工，而《榆塞叹》、《西阊呤》等篇。则既藻丽如梁陈语，顾人弗称；即他诗最纤下者，则称之不置。李子当弘治、正德间刻意探古，声赫然。君与辨析追琢，日苦吟若狂，毋吝荣誉，卒所成就多得之李子，而其知君顾未尽，况非李子哉。古称“知难”久矣，谅夫悲哉！
皇甫汸说：
弘治、正德间，李、何诸子追述大雅，取裁风人。一时艺林作者，响臻同好，景附成足，驰骋海内，而徐君亦独步江左矣。然而，意见凿枘，造诣堂室，耻凌好胜，诋诃生焉。君兼尚玄虚，守寂寞，禄位不显，声称亦微。毛嫱虽妍，不悦于凡鸟；阳春诚丽，寡和于巴人。李子“未化”之谈，家兄“知难”之叹，可合而观矣。
皇甫津极意推崇徐祯卿早期“藻丽如梁陈语”的风格，质疑李梦阳所谓“守而未化”的合理性，认为正是这种风格才使徐祯卿获得“继轨二晋，标冠一代”的文学实绩。皇甫汸认为徐祯卿天赋隽绝，其质本华，“丹以素掩华，兰以熏夺气，顾变态不穷，岂形质复绝者哉”，以为李梦阳《迪功集》之选辑和评骘，以其素掩其华，以俗学之熏襄夺其妍美之生气。这些评论颠覆了早期复古派所建构的审美观念和诗学主张，与徐祯卿晚年《谈艺录》的思想并不相符。对此，王世贞就表示强烈的不满：“李献吉序《徐迪功集》云：‘大而未化’。吴子辈谓献吉忌昌谷，此非也。昌谷偏工，虽在至境，要不得言具体，何论化乎！”认为徐祯卿早年诗歌“殊多下乘恶趣，大抵六朝，时沿晚唐，以此标饰迪功，如出狐白裘而益羊悖也。”所谓“大抵六朝，时沿晚唐”的诗学趣味，深为正统复古派所不许，却获得以皇甫兄弟为代表的吴中诗人的由衷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