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南部的另一个回藏贸易中心是夏河的拉卜楞。拉卜楞寺是安多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有寺僧3000余，管辖13个庄、18个旗。平日寺前设立市场，贸易繁荣。如遇宗教法会活动，更是香客云集，商贾辐揍。由于拉卜楞寺东通内地，西接西康，南达四川，北邻青海，地处要冲，内地商品贩至此地能获厚利，所以商业一直比较发达。河州回族商人在拉卜楞有很大势力，拉卜楞的商业权十之八九在他们手中。拉卜楞的羊毛收购业务初由外国洋行占主导地位，民国初年因甘肃政局不稳，洋行相继撤回天津，河州回族商人乘机占领市场，成立羊毛商号，垄断羊毛业务。先后成立的羊毛商号有天庆魁、同心店、福顺祥、步云祥、复兴隆、隆顺和、德申亨、集生西等。这些商号，大部分都和青海马家军阀有密切联系，名义上请求领本，实际上将其倚为靠山，受其保护。民国17年（1928）前后，在拉卜楞经营的河州回族商户约200余家，每年的商业旺季，各地的皮毛商蜂拥而至，此时，各族商人超过400家。藏区牧民也大量进入拉卜楞，一为拜佛，二为置办年货，因而形成了商业旺季。羊毛商号在经营方法上，借官僚资本的名义和势力，采用洋行所经营的办法，派人到拉卜楞、循化、保安等地设庄，一方面收购当地羊毛，另一方面与熟悉藏语的中小回族商人订立合同，预付现金，去较远的牧区收购回来后，作价整交。由于羊毛业务获利颇丰，这些商号都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回族商人成为拥资数十万至上百万银元的巨富。这些商号经营羊毛的业务，直至抗战爆发，天津等地港口沦陷后，始趋于停滞。河州回族商人在拉卜楞除投资于皮毛业外，还经营着杂货业。民国17年（1928）前后，在有字号的杂货铺中，比较盈实有名的有祥顺和、福兴昌、振兴福、荣成泰、春盛魁、亨丰涌、天顺祥、公兴元、德兴元、世兴锡、义兴马、同心马、同兴盛、兴盛元、协隆祥、义兴元、天顺成、福盛荣、义兴号等，他们经营绸缎、布匹、日用百货，以及民族特需用品等，深受藏胞欢迎，济济效益也很好。河州回族商人在皮毛、牛羊肉及民族日用品等为主的商品贩运贸易方面的大量活动，使得甘肃回族地区与安多藏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源源不断，开拓了民族市场。
西宁是青海地区最重要的回族商贸中心，整个民国时期，其一直为回族军阀马麒、马麟及马步芳父子兄弟所牢牢控制。早在清末，马麒、马麟即在循化及河州等处，先后与他们的亲属合资开设了德义恒、德顺昌、德源永、德盛厚和步云祥等商号，从事大规模商务活动。民国16年（1927），其亲属马禄在化隆开设了义源祥号，后被马步芳收为巳有，民国18年（1929）移往西宁，以西宁为总号，涅源、化隆、贵德、同仁等地设立分号。其后在大通、互助、门源、循化、都兰、共和、乐都、玉树、兴海、刚察、祁连、惶中、同德、白玉寺等处，成立了分店或支店。到民国27年（1938），改义源祥总号为德兴海，分支机构遍于青海各县、市镇。民国35年（1946），改德兴海总号为涅中实业公司，它的业务主要是统制和收购青海藏区羊毛、鹿茸、康香、虫草、红花、大黄、甘草、牛皮、羊皮及各种野牲皮、肠衣等；统制和购销青海林木、沙金、石料、煤炭、粮食、油脂等生产和生活用品；经营批发和零售百货、布匹、棉花等各项商品，等等，利用特权，笼断了青海藏区贸易。
松潘是四川西北部回、汉、藏坐商及各种贩运商云集之城。坐商都按各自不同的地区经营某一商品，组成了商业帮口，有专门经营茶叶的陕西帮，经营皮革的成都帮，经营羊毛的重庆帮，经营廖香的河南帮，经营药材的灌县帮。在松潘城中的丰盛合、义和全、本立生、聚盛源、裕国祥、大盛源等商号专门经营茶叶，资金雄厚，其中丰盛合、义和全、本立生、聚盛源四茶号经营大包茶叶（每包重120斤），受官府奖赏，被封为“裕国通商”而驰名。此外，还有裕厚长、锡丰、利贞长、利亨永等四大商号，以及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开设的德兴海商号等。据统计，松潘城内有大、小坐商100多户，流动行商及商贩1200余家，资金最多的丰盛合茶号约有银40万两，其余的30万、20万不等。此外，活动于藏区经营贸易的回族小商贩也迅速增多，他们中有的是从无本经商到有本经商，这主要是由于商贸的发展，进出物资的增多，需要的人力、畜力一也相应增多。有的则开始时受人雇用，时间久了，人地两熟，就逐渐从坐商的商号中赊购货物，运至藏区农村、收场，走村串寨与农牧民交换各类产品。待销售之后，再付钱给商号，从中获利，积累资金，最终成为小本经营者。这类小商凭经营的本领，又多数是久住藏区交通沿线的，熟知藏族习俗，懂藏语，因此，他们的购销都是受藏民欢迎的适销对路的商品；经营方式也是灵活多样。他们只要与当地的上层人士搞好关系，送给很少一点礼物，他们的货品就可以受到保护。
此外还为边远藏区形成了不少新的回藏贸易市场，如四川的阿坝、黑水，甘肃的拉勒关（今在碌曲县境内），川、甘两省交界处的郎木寺，以及青海的果洛等。
以阿坝为例，阿坝是川西北草地腹地的一个市场。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前，就有临潭、松潘等地回汉商人用茶、粮食换取皮毛、牲畜、鹿茸、廖香等土特产品，利润一般在2倍以上，后有部分中小商户集资到阿坝，出现皮毛庄和鹿茸庄。初来行商，须先向土官送礼，并与藏民交朋友，取得居住权，修房、札庄，请求土官保护。清光绪三十年（1905）左右，出现墨颖、堪布、格尔登三个甲康（回、汉人住房），有回、汉商入30余户，形成祟拉（市场）。民国18年（1929），墨颖土官划地筑墙，将回、汉商集中，规定30包茶收税1包，一驮布收税白洋5元，一驮杂货收税白洋2元，一间房地每月收1—2元。民国24年（1935）后，鸦片进入阿坝市场，吸引更多商人到阿坝。民国30年（1941），市场以鸦片交易为主。驮运、屠宰、饮食、皮工、枪工、铁工等工商行业出现，到民国34年（1945）祟拉已具相当规模。至解放前夕，工商户达140余户。经商大户每户有驮用编牛20—300头，每到收购季节，分散到各部落收购，就地运走。回商多受到土官保护，经营和运输皆有保障。据解放初调查，阿坝有商业334户，1213人从业，其中回商117户，浇1人，汉商20户，80人；万元以上的大商户62户中，回商48户，汉商11户，全市场资本总额403万元中，回商资本328万元，汉商资本54万元。
回藏贸易的货品和交易方式
回藏贸易交易的货品主要是藏区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及从中原转入藏区的生活必需品。明清时交易的商品主要有来自甘肃、西宁、洮州的茶叶、红糖、钢铁锅、铜火盆、锅撑、白米、麦面、土布、挂面、葡萄、枣、柿饼、瓷碗等，输出的产品主要是马匹、鹿茸、麝香、冬虫夏草、大黄、知母、贝母、羊毛等，到清末民国时期，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1.藏区畜产品。藏区畜产品其中大宗是牛、羊、马皮毛及骆驼毛等。据民国29年（1940）统计，青海有绵羊31.7万头，山羊15.7万头，甘肃有绵羊280.8万头，山羊138.7万头7。抗战前甘青地区畜产品的销量，甘肃每年产皮毛（羊皮、羊毛）233.1万斤，羊皮167.5万多张。其中拉卜楞年集羊毛之最大量为300万斤（包括青海的果洛在内），羊皮总产量20多万张。丹噶尔城皮毛业也十分繁荣，不仅成交量巨大，而且品种也很繁多，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每年的成交量成千上万，总价值为32万两之多，而其中的羔羊皮、羊毛数量大，故而“西宁毛”、“羊羔皮”名誉全世界，颇受外商的青睐。较为珍贵的则为“貂鼠、白狼、艾叶豹、猞猁狲、毛狐、沙狐、鹿、糜”等皮毛，转销量也是空前的。除了皮毛业外，“牝牡骊黄”的交易量也是巨大的，仅在西宁就“伏枥常以万计”。
2.药材。首先为畜产药材，其中鹿茸、麝香较为名贵，驰名中外，藏区的麝香最能吸引回族的先民来藏区贸易。早在阿拉伯帝国时代，据雅库比的《阿巴斯人史》（872）说：“最好的麝香是吐蕃麝香，其次是粟特麝香，再次是中国麝香。”其次为植物药材，大约有20余种，其中以甘草、冬虫夏草、当归、大黄等为主。特别是甘肃的甘草“年产达400万斤，青海年产亦达100万斤，主要都运入松潘再转销内地”。再者，青藏区的大黄以质优量高而独占鳌头，大黄成为河湟回族商人转口贸易的大宗项之一，而且“这宗生意基本掌握在青海回族商人手里，他们不仅在西宁，多巴、白塔儿市场，而且在河西各镇以及中国与中亚地接壤的边境贸易中，以雄厚的资金和善于经营的竞争能力，几乎垄断了青海大黄的收购和出口贸易”。交易的方式一般都是“以实物相交易”的不等价交换，这种自然性的以物以物的交换方式虽然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但都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
回族与藏族这种特殊的经济往来，加强藏区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促进藏区经济繁荣，历经清代、民国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20年及在当今的西部大开发中充分显示着自己的广阔前景，推动着青藏高原的经济发展，加强了青藏高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往。下面仅以西道堂为例，看一看改革开放以来会藏贸易的发展形势。
回藏贸易的典范——西道堂
西道堂位于甘肃省临潭县旧城西南的西凤山下。这里气候高寒，东与岷县、卓尼县的洮砚、柏林、新堡三乡接壤，北与临夏的康乐县和定西地区的渭源县，西、南毗连卓尼，地理位置上与藏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西道堂的回藏贸易才如火如荼、生生不息。长期以来与藏族牧民和睦共处。
西道堂大门
西道堂初创时期，在马启西的带领下，建立了“天兴隆”商号，到1929年时行商队驮牛达到1000多头，乘马100多匹，资金十万多元，足迹踏遍甘、青、川三省的藏族聚居之区，而坐商店铺达15处，分布在甘、青、川三省的城镇交通要道，西道堂商业资金已达到200多万元，至1949年，仅旧城就有铺面六十一间，旅店两处，行商驮牛最多大量千头，骆驼六十峰，骡马四十多头……到第三代教主马明仁时，不仅在北京、张家口、兰州、包头、阿坝、康定、拉萨等地设立了商栈，而且行商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了以回藏贸易为特色的商业布局。商业活动范围从甘肃、青海、四川、西藏发展到内地的大中城市，商业资本达200多万银元。在商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建立了农场12处、耕地有7千余亩；牧场5处，各种牲畜约5千余头林场13处；各种作坊10余处，西道堂商业网络迅速发展，到本世纪40年代末，由于马步芳军阀势力对西道堂的种种限制，西道堂集体经济逐渐走向衰落。
改革开放以来，西道堂宗教集体经济模式成功转型，在古老的回藏贸易的垂青下，西道堂商业经济再次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西道堂群众从走乡串户的小货郎、摆摊设店的小本经营起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进行商业经济活动。在几年的经济活动中，凭着对藏区情况的熟悉，终于有了一定的商业积累。摆摊设店的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在藏区许多地方都设立了西道堂商业网点，零星贩运也变成了自己购买运输车辆，进行长途运输贸易。西道堂的经济逐渐发展了起来，既解决了西道堂教众许多人的就业问题也增强了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现在，西道堂经营网点已遍布安多藏区，并延伸到西藏拉萨昌都乃至历史上我国和印度、尼泊尔、不丹通商往来的口岸；在杭州、兰州、格尔木等大中市也设立了商号，经营以藏族用品为主的商品。连藏传佛教拉卜楞寺第六世嘉木样活佛到西道堂视察访问时称赞西道堂说：“清真寺搞经济很有办法，我们藏传佛教寺院应该学习你们理财的经验。”
西道堂的商业经济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不仅因为它坐拥藏区，占尽地利优势，还与藏民有着深厚的友情。从西道堂创立开始，就本着“友好和平、平等对待”的原则，赢得了藏族牧民的信赖。在商贸交易中，以“公平买卖、恪守信誉”为宗旨，在经营方式上，尊重藏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上，刻苦学习藏语，以便交流，使西道堂与藏族的关系日益紧密。藏族牧民的账房成了西道堂的驿站，居民点和寺院的囊欠成为了交互物资、联络信息的驻足点。不少藏族妇女还外嫁到西道堂，建立了回藏两个民族在信仰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助合作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安多藏区为例，西道堂一直与其有着良好民族关系，1945年第十世班禅转世和1952年拉卜楞寺第六世嘉木样活佛转世，西道堂都派代表参加庆典，教主马明仁还应邀参加了班禅继位庆典，基于这样的关系，西道堂在安多藏区的商业贸易蒸蒸日上，西道堂人称藏族朋友为“主人家”、“阿拉哈”，而广大的藏族同胞亲切地称西道堂地认为“求索玛让撒”（新教朋友），马明仁去世后，甘南藏族朋友数百人赶来参加了悼念活动。至今，他们仍然保有与藏族搞好团结的优良传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