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地洋行专门向中国倾售商品、掠夺原料，所以除了从事销售买办以外，苏南还有一部分回族商人充当了外国资本家在上海设立洋行的买办。从事这一行当比较有名的就是与童楚江齐名的是马晋卿。一战爆发后，英法等国供应军用急需的牛羊生皮，马晋卿看到这一时机，将绝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对外贸易上，在四年多时间里，马晋卿垄断整个洋行，当时就有“马晋卿不到场，洋行不开盘子”的说法。其分号遍也及半个中国，主要有：1.沪宁线。有南京、和县、六合等点，设昌记号，经理分别是熊洪贵阿訇、金元忠、达应庚。2.津浦线。有蚌埠、徐州、皖北等点，设厚记号，经理分别是李幼三阿訇、武文连阿訇及杨益三。3.陇海线。有开封、洛阳、郑州、许昌等点，设志记号，经理分别是郭子良阿訇、王四阿訇及李光华、马泽民。4.京广线。有汉口、老河口、漯河、周口、驻马店，设晋号，经理分别是刘耀三阿訇、马骏斋阿訇、王大明阿訇。5.川滇线。有昆明、成都等点。在昆明设懋和号，经理是改实君，辖广西海防。成都设晋昌厚号，经理为杨蓝田、改春庭，辖重庆、自贡、宜宾。6.山西线。设晋号，经理为尹光宇。此外他还投资香港、科伦坡、常德、沈阳、无锡等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木材砍伐及开设缫丝厂等。马晋卿聘请至友刘彬如为协理兼财务总司。起用至亲郑敬五、武子超分别掌内外帐目，同时聘北寺三掌教刘耀卿阿訇、四川周子宾阿訇及杨福州为襄理，协助刘彬如处理公司事务。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管理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商号在上一级商号的领导下，无论在信息互通、物资采办、市场销售上都负有责任感，富有敬业精神，使各企业面临困难时渡过难关，面临机遇时又能牢牢把握住。这就是著名的联号制。这种联号，是指一个财东出资对所经营的在各地不同行业的商号加以管理的一种体制。可以看到马晋卿在全国各地的经理绝大部分都是阿訇，聘请阿訇开展业务。不是因为他们可以消息便通，更主要的他们是为真主办道的人，具备高尚的品德、广泛的号召力，会比普通人工作得更好。这也是苏南回族商人借助伊斯兰开展集团式垄断经营的初步尝试，将全国性的牛羊皮垄断不仅为买办阶层带来了财富，更为为回族带来的巨大财富。1916年，马晋卿与钱某合作在无锡开办昌记缫丝厂，由于种种原因，经营亏空，造成企业破产。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也是苏南回族商人把商业资本转移到产业资本的又一次尝试。
绥远商帮
绥远商帮则不同于云南马帮和苏南商帮。对于绥远商帮深有研究的佘建明和袁纣卫先生认为，绥远回族商人是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动荡等特殊情况下以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精神依托，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而有利害相关的社会网络，遍布大半个中国，突破了传统经营的区域，带来了整体经济竞争优势，为中国回族商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萌芽走向成熟提供了历史契机。
20世纪初崛起的绥远回族商帮主要由家族商团、姻亲商帮和宗教商帮三方构成。它们三方并存，在商业运作中血乳交融，它们相互沟通，组成了回族经济多层次的整体、宝塔状的结构，是回族商帮的三种组织形式。尽管内部结构不断地调整、整合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它的内核伊斯兰宗教文化始终没变。
家族商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归绥、包头等都城市的商业机会丛生，善于把握住商业良机的归绥回族商人，开始挺进汉族商人垄断控制的高利润行业。他们深刻体会到珍视家族成员之间亲情的价值，用家族凝聚的力量共同对抗经济活动中充满变数的不稳定因素，可以在汉族商人强势包围中生存。这里以“德厚堂”曹家最具代表性。
实力雄厚的“德厚堂”曹家初涉驼运业，一出手就购买60峰骆驼走库伦（今乌兰巴托），超过包头所有回族驼户的规模。并在第一次驼运中获利200%。在这样的机遇面前，曹家及时压缩家族其他行业，抽调家族成员积累的商业资本用于驼运业。尤其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乌里雅苏台（绥远人称之为前营）、科布多（绥远人称其为后营）地区发生灾荒粮价暴涨，曹家在去新疆贩运粮食的途中，认识到新疆市场的巨大需要，尤其是奇台的需求量很大。从此专注精力远征新疆，这也是归绥回族驼帮开始兴起的标志。1932年，曹家凭借群体的力量赢得了以银元计算上百万的商业资本。曹氏家族中的创业第一代人曹凤岐，第二代人曹延旺、曹延贵，第三代人曹万、曹瑞、曹英、曹钰，第四代人曹席珍、曹世思、曹梦麟，团结协作，在清末民初数次巨大的风浪打击中稳健发展。
站稳脚跟后，曹家开始向多行业进展，借助家族群体力量开展集团式垄断经营的尝试，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络，闯出了一个全新的集团经营方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好景不长，1936年曹家请了大寺的著名乡老刘朝、马永祥等人为证，将财产平分为4份，抓阄分配。这种传统的遗产分配习俗战胜了科学的合作方式，曹家开始走向衰败。不仅曹家如此，“聚盛德”逯氏家族、“兴盛恒”王家家族也有同样的命运，这种分家后的单打独斗，使绥远回族家庭面对众多汉族商帮的包围，绥远回族商人在两难中徘徊、权衡，一再错失商机。残酷的客观环境需要回族商人凝聚力量，共同面对外界压力，回族商人中出现了利用姻亲关系尝试解决问题，这就是姻亲商帮。
姻亲商帮
绥远回族利用“亲上加亲”、“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使婚姻在同一等阶层之间开始展开。通过代嫁的新娘带走娘家传统的经营手艺、工艺、管理方法等生存技巧和商业秘密，传到有姻亲关系的婆家家族，娘家所从事的盈利行业自然被复制到婆家，使同样具备厚实财力的回族商业资本进入这一行业，回族商人的优势行业外延扩大。还是以“德厚堂”为例，绥远回族富商看到“德厚堂”曹氏家族的成功，开始利用各自的姻亲关系进入这一行业，成为驼商，陆续加入绥远至新疆的驼运。“兴盛恒”王家的亲家曹家、逯家、孙家先后搞起驼运，王有恒看到他们发家，到20世纪初，依托亲戚的经验、网络，搞起了从归绥至甘肃、新疆间的骆驼运输业。“福喜堂”杨家开始搞起了从归绥至甘肃、新疆间的骆驼运输业，经过一段经营后，又开始增加了行商贩运，逐渐活跃在“丝茶之路”上。
杨福的驼队首次进新疆，人地不熟，多亏“德厚堂”曹瑞（字玉亭）给予大力帮助和支持，如商业担保、介绍朋友等，使杨福在新疆商界站稳了脚跟，杨福的驼队也逐渐增加到了300余峰。从此以后，就开始独立自办货物。他们在新疆设了“坐庄”的人，并聘请了精通业务的山西人张义、杨近驰为业务员。“福喜堂”商业得以迅速发展，不断壮大。此后回族驼户迅速成长，如穆成龙、杨发荣、逯旺、邸大红、白铭、杨福、孙才、孙茂、杨大贵、杨万、杨万元等，也纷纷利用姻亲关系加盟驼运，回族驼队成为绥远到西北驼道上的一支主要力量。还有相当一批中小驼户，利用姻亲关系合伙走一顶房子去甘肃省等地做生意，归绥八大家之一的逯家在创业初期也是联合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家，以张瑞为首，有逯旺、杨三贵等5家资金入股，以较雄厚的资金统一使用，发展驼运业做大宗买卖，这就是闻名当时的“五大股”。尽管绥远回族通过姻亲关系加强了回族商帮的凝聚力，可到了战乱时期，他们力量毕竟太小，难免遭受灭顶之灾。民国21年（1932），“德厚堂”派曹英在新疆坐庄，他在新疆承揽了新疆政府拓殖公司的绵羊肠衣68件等。曹家仍用回族传统的交易方式为他们办理了手续。曹英派其侄子曹席珍带队，拉着92峰骆驼从古城子出发，同行的还有归绥回族驮商王润、逯庭玺，曹家和王家的驮队合成一顶房子，逯庭玺的驼队自成一顶房子，共有300峰骆驼，行至察哈川附近，遭遇绑匪抢劫，曹家被巴嘎牙孜抢走10个皮驮子、5个驼毛驮子、5个玉石驮子和21峰骆驼、34担羊肠子及格米林肯的24担皮货驮和另外3个客商的羊肠驮子；王润被抢走10000斤驼毛和30峰骆驼；逯庭玺被抢走了73担驼毛和骆驼、马匹等。
族群商帮
随着商业城市、行业兴衰的变迁，回族商人经常变换行业，迁徙到其他地方，不论是行商还是坐商，都热衷于在异地他乡修建清真寺，生意做到哪里，便把清真寺修到哪里。这是因为：清真寺既是商业信息的传递的场所又是同业公会的住所。在他乡创建的清真寺便成了回族商人的议事场所，回族商人所从事的宰牛业、牙行等较穷行业公会就设在清真寺，与清真寺合为一体，形成了以经济脉络为中心的同业公会，构成回族社会的网络。
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部分伊黑瓦尼派穆斯林避难到绥远，由于人数少、力量薄弱，加之清政府对新派的排斥、歧视态度，宗教活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到了民国以后，不断有西北地区的伊黑瓦尼回回来绥远经商，民国十年（1921），西北回族中的代表人物李凤藻、苏金坡等联合归绥当地新教回回马文仕、白峻、康兴义、库成、麻子权等，共同发起在通道街十间房购买王家菜园12亩重建北寺，建寺费用全由新教回回捐资，并赴集宁、丰镇、大同、太原、包头等地募捐，兴建了清真北寺，定名为“甘绥清真礼拜堂”，作为伊黑瓦尼穆斯林的活动中心。清真北寺建成后，先后聘请了甘宁地区几位“尔林”颇深的阿洪任教长，许多原为格底目派的穆斯林改入伊黑瓦尼派。格底目和伊黑瓦尼两派回族商人内部结构又通过组织形式建立了以经济为脉络的行会、商会，作为商人与官府的中介，用自己的力量，保障穆斯林商人的权利，它是伊斯兰教商帮的外在组织形式。绥远驼运行业有归化城的归绥俱进会、新疆社、包头的清真驼社；牛羊肉行业有归绥回族牛羊肉公会、包头的回民公会；牲畜牙纪行业有归化城的清真民团、包头的清真社；皮毛行业有包头的皮毛社等行会组织。
绥远回族商帮以家族关系为辐心，以地域关系为辐射，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动荡等特殊情况下，以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精神依托，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而有利害相关的社会网络，虽然内部结构不断变化，但其伊斯兰实质未变。据了解，到2002年时，曾经辉煌、影响过中亚、北亚地区的绥远回族商帮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全部拆除，大量的商号记载、账簿等原始史料失散，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的收集大多也是口碑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