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行善于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他曾对先秦的天文遗产，以及“太初（历）至于麟德（历）二十三家之众义”进行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吸取其精华，为大衍历的编制奠定基本的模式。他还曾经对印度的天文历法知识给以足够的重视，从中获取新思想和新概念，大衍历中关于太阳、五星运动的某些创新，也许就曾经受到了这种启迪。
第四，勇于创新。一行并不满足于原有的结论，他善于发现疑点，提出问题，而且还敢于提出新的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这些都是以对翔实的客观素材的深入研究作为前提的，譬如关于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新描述，赤道岁差的考定，九服晷漏和九服食差的新算法，对五星运动的很多新认识，新数学方法的探求，恒星位置的古今变化，子午线1°的长度的概念和数值，等等问题，都是这样去做的。一行认为印度的天文学，也是经过实践，谨慎地加以鉴别和证实，最后赋予了它们新的形式和新的内涵，把它们纳入了中国传统的天文历法体系当中去。这些都是一行天文学思想的主导方面。
一行作为一名佛教徒，他的天文学思想必然有其消极的一个方面。
西汉的董仲舒创造了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如果做的坏事太多，天就会惩罚他。一行认为日、月、五星的运行是合乎常规的，是可以用历法加以预推的，但是他又认为人间政治的清明或者腐败，教化高尚或者堕落，都将会使日、月、五星的运动突然加速或者减速，这就是所谓日、月、五星的失行之说，是历法不能推知的。这是一行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引入到天文历法领域造成的恶果。日、月、五星的失行之说为历法的失误提供了主观的、随心所欲的辩护，它阻碍了人们对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精益求精的探索，对一行的天文历法工作也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一行还把所谓的大衍之数作为历法必须与它吻合的又一个根本原则。对于一系列天文数据必须由神秘的大衍之数的简单加减乘除来推演而定，这在实际上影响了由实测而来的天文数据的本来精度，动摇了大衍历的客观基础，给大衍历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主观随意性的色彩。
总的说来，一行的大衍历用众多的创新极大地充实了传统历法体系的内容，对后世的历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代名历载入史册。
一行本人更以他对天文仪器制造、天体观测、历算等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行与瞿昙悉达
一行在把大衍历的初稿写出来的当年，也就是公元727年的农历九月，由于积劳成疾，病情危重。过了几天，感觉好了一些，就随同唐玄宗到了新丰（今山西临潼）。
农历十月八日，一行的病情再次加剧，在新丰圆寂。唐玄宗赐予一行以大慧禅师的谥号。
一行去世后不久，唐玄宗为了使新历法能及时颁用，诏令特进张说（公元667-730年）、历官陈玄景和善算赵升等人依照一行新历法草稿的原意，稍作润色补充，汇辑编次成书，并作序。
公元728年，张说等把新历法整理成定稿上呈给唐玄宗。
公元729年，大衍历才正式被唐玄宗颁行全国。
一行的中国历法，曾受到印度历法的影响。
天竺人瞿昙罗曾在唐朝担任太史，高宗颁行《麟德历》时，瞿昙罗上《经纬历法》九卷“诏与《麟德历》相参行”。又于武则天圣历年间受诏作光宅历，但因为与传统历法不一样而没有得到颁行。从经纬历的名称来看，知道这种历法是用黄道坐标计算的，这种历法“有黄道而无赤道，推五星先步定合”，正反映出印度历法的特点。
瞿昙罗的儿子瞿昙悉达（公元670-730年），继承了瞿昙罗的专长，在青年时代就进入太史监做天文工作，于公元712年奉敕主持修复北魏天文学家晁崇于公元412年制造的铁浑仪，这时他已担任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史监门官。
公元718年，瞿昙悉达奉敕翻译《九执历》。《开元占经》也是瞿昙悉达奉敕编修的，其中载有“见行麟德历”和神龙（公元705-707年）以前所有历法的积年日法，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718-728年之间。
733年，瞿昙悉达的第四子瞿昙潠、陈玄景等人曾经控告大衍历剽窃《九执历》的成果。
在一行52卷的大衍历中，确实有《天竺九执历》一卷，这一方面说明一行善于消化和吸收国外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说明瞿昙潠等人的控告并非毫无根据。
其实，《九执历》并不是简单的译作，而是依据印度历法的法数重新编纂的，文中也已汇入中国历法的特点，例如在求积日章中有求干支的方法，这就是中国历法所特有的。《九执历》还有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和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两个历元，开元二年这个历元是在中国行用过程中改定的，它的测定年代是在公元665年以前。《九执历》朔望月为29530583日，回归年为36524669日，恒星年为3652762日，塑望月和回归年的精度大致与何承天（公元370-447年）的元嘉历（公元443年完成）相当。
《九执历》的回归年、恒星年、塑望月和恒星月的数值，比唐朝麟德历、大衍历都粗疏，而且测定的年代比较久了，所以预报交食不如大衍历和麟德历准确。但是，《九执历》引进了许多西方天文学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有些概念和方法是比较先进的。例如：
第一，《九执历》曾引进10个印度数字，这些数字都是一笔写成，书写方便，如果把它引进中国历算，对于中国历算的发展将是很有利的。
第二，《九执历》也引进了周天360度和60进位的圆弧度量单位，后人曾经评价说：“以整度驭零分，运算最便。”
第三，《九执历》引入以日月视径和地影径推交食的方法，再有推月视径大小变化的方法，也就更为精密。
第四，《九执历》推算交食时引进了黄平象限的概念，指出地平经纬随方而变迁，叫做随方眼，用来判断各地不同时分，又以黄道周分各节而记时，叫做断节著，这是中国天文学家还没有认识到的。
第五，《九执历》所用的太阳远地点的位置、黄白交点的运动周期以及月行迟疾大差、日行盈缩大差都比当时的汉历精确。
悉达的《开元占经》记载了《九执历》的内容，不但为研究古代中印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印度天文学史提供了难得的一份历史文献。
《开元占经》共120卷，约60万字，杂采自上古以来各家天文星占等书达300多种，辑录汇编而成。
编纂《开元占经》的主要目的是为星占服务，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大大超出了星占所需要的范围。这实际上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一座重要宝库，为保存我国古代天文资料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它的主要成就有：
第一，汇编了各家星占的原始文献，包括天、地、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的占文。
星占本身虽然属于伪科学，但是古代天文学往往都是和星占术交织在一起的，天文学往往寓于星占术之中，由星占术可以推知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水平。由于星占的需要，促使人们去观察天象，认识星座，观测它们的位置；观察和探讨日月五星运动和交食的周期；观察这些天体的运动速度及其方位的变化，由此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天象纪录，都与星占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为古代天象记录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第二，保存了中国最早的恒星位置的观测记录。
《开元占经》系统地记载着中国二十八宿古今距度的不同数值，为研究中国古代二十八宿分度的起源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战国时魏国人石申夫（公元前4世纪中期）写的《石氏星纪》中编制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但石申夫及其学派的著作早已散失，《开元占经》记载了石氏中官62，外官30，加上28宿，共计120座，同时给出了石氏星表这120座的121颗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是保存《石氏星经》121颗恒星赤道坐标的惟一文献，使得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能够保留到今天。
第三：系统地记录了甘德（与石申夫同时）、石早夫等三家星表的星名和星数，为人们具体认识三家星表提供了最详细的资料。
第四：系统地辑录了中国古代有关天文学家对于宇宙结构和天体运动的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宇宙理论提供了条件。
第五：系统地记载了中国有史以来直至神龙历所有历法的上元积年日法及其他主要天文数据，为研究中国古代历法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第六：系统地记载了麟德历的全部内容，由这些记载可以校正新旧《唐书》所记载的麟德历的错误，同时还补足了推入食限术、月食所在辰术、日月食分术等没有记载的部分，使得麟德历的文献更加完备。
第七：辑录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这些著作后来大部分都失传了，很多古代文献，只能通过《开元占经》得知其大概内容，其中以东汉以来的纬书资料尤其珍贵。
在唐代初年编写《隋书·艺文志》时，还有纬书81篇，《开元占经》中引用370多种，现在纬书几乎全部散失了。纬书中往往含有某些科学的知识，《开元占经》保存纬书大量的内容，是一项重要的贡献。
第八：载入《九执历》。
由于《开元占经》是用于星占的，唐朝政府害怕把它流传出去对自己不利，一直作为秘本，严禁在社会上流传。到宋代时已经失传，直到1616年，才由安徽歙县道士程明善从古佛腹中发现。随即刊刻发行，才得以流传。
在浙江天台县城北的天台山国清寺，有两处一行遗迹。他为修订《大衍历》，曾到国清寺居留，向寺僧求教数学。后人在寺前七佛塔后建墓纪念。
墓前立碑，上题“唐一行禅师之塔”七字。又传他到寺时，正值北山大雨，因而寺门前东山涧中水位猛涨，向西山涧中倒灌。今寺外丰干桥侧有石碑一方，上书“一行到此水两流”七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