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他试图用他的科学头脑对这一切现象作出解答。他熟读自然辩证法，精通科学推理学问，智慧高超，能猜透天上的玄妙奥秘，然而他却陷入了目瞪口呆的困境。可悲的是他相信了一切美丽动人的辞藻，不懂得世界上会有伪装真理的谎言。他的诚实给他招来了更多的麻烦。
“戴文赛，你老实交代！你和帝国主义有哪些勾搭？”一伙至高无上的“法官”开始对他进行“审讯”了。
戴文赛想起了他在解放初期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应该“襟怀坦白，无事不可对党言”，便详详细细地说出了他和国外人士的交往。他在燕京大学时出席过司徒雷登的宴会，他和某一外籍教授的私人交往比较密切，如此等等。他又一次“把鸡毛蒜皮都写上了”。他还真以为在“经风雨见世面”哩！他踏进了“牛棚”，接着又被送到大桥工地上去劳动了。他仍然相信这对他是一种“锻炼”。他推起了小车子，跑得飞快。白天推小车，晚上挨批斗。他的脚踝骨在泥泞的路上跌折了。
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家里的墙上也贴着斗大字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还有什么地方讲得不够清楚呢？他探索了又探索。骨折还没有痊愈，他又被迫拄着拐杖下放到溧阳的农村去了。他和其他一些“牛鬼”
被安排在一间农舍里，在潮湿的烂泥地上滚地铺。离开了家，离开了妻子，这下可真的需要锻炼了。圣梅也来溧阳了，可是住在十里以外的村子里，照料不到。他衣服脏了，只好自力更生。可是这里用的水，是同志们从几里路以外挑来的，他舍不得用。他把衣服浸湿了，擦上肥皂——这一点他是懂的，然后咬牙打一盆别人挑来的水，把衣服在盆子里漂上一漂，就晾到绳子上去了，旁边的同志告诉他：“戴先生，你这样洗衣服是洗不干净的！”他指指水桶说：“我的脚不好，我又不能去挑，怎好多浪费水呢？”同志们说：“这不叫浪费，你尽管用好了。”他摇摇头：“不了，不了，这样很好的。”
他在溧阳，既不能下田劳动，又不能看书写字，只好每天坐在地铺上发呆。他心里还在探索一个问题，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探索的结果，他仍然像一个天真的孩子面对魔术师的戏法一样地不理解。
1972年，戴文赛又重新工作了。这一年，他正好年满花甲。学校是一个烂摊子。他的圣梅得了一身的病，他的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有道是：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还能有多少时间呢？”
一想起这些，他恨不得把身上每一个细胞的能量都调动起来。他从事天体演化的研究已经20年了。这是一项重大的基本理论研究。1956年制订全国科学规划时，是他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编写天体演化资料的任务。不完成这项工作，他是死不瞑目的。如今，他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有许多难关需要攻克。所以他在恢复工作以后，就像一部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样，日夜不停地飞转。他常常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把自己搞得神思恍惚。
一天早晨，他到盥洗室里去刷牙洗脸，忽然大声喧嚷起来：“圣梅！圣梅！我的毛巾到哪里去了？”“嘿！真新鲜，你的毛巾不是好好地挂在架子上的吗？”“没有啊！你来帮我找一找吧！”圣梅进去一看，简直哭笑不得，“我的天哪！你怎么把毛巾扔到马桶里去了？”
他回到天文系，看了看久违了的国外资料，看到人家这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心里更加焦急了。他决定要把周围的人推动起来抓业务，再充当一次“雨点的凝聚中心”。他首先倡议南京的一些科学工作者举行跨单位的小型活动，接着又在1975年发起了“南京地区天体物理讨论班”。这就是天文学界所谓“南片”活动。（后来扩大到安徽、上海、云南等地）在“四人帮”还没有被粉碎的时候，发起组织这样的活动，是得冒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但戴文赛却想得很天真，他说：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集会讨论学术问题——而且是远离地球亿万公里之外的问题，怎么会有什么风险呢？
不料，在远离地球亿万公里之外的宇宙中也包涵着敏感的政治问题，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根据科学家对星系物理的研究，发现宇宙中的河外星系正以极大的速度，互相跑散开去，有的星系跑散开去的速度甚至达到光速的一半。天文学家中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大爆炸”或“宇宙膨胀”。但在“四人帮”时期，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下，有些人简单地从哲学上的“唯心”“唯物”的概念出发，笼而统之地把“大爆炸”或“宇宙膨胀论”斥为唯心主义，斥为“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把宇宙学列为不准研究的禁区了。1976年8月间，“南片”在合肥举行学术讨论会。戴文赛打算就这个问题作学术报告。他倾向支持总星系膨胀的学说，反对笼统地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简单化做法。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总是不能靠政治术语来解决的。可哪里知道，会议刚开始，气氛就变得非常紧张。他的报告还没有做，会上就沸沸扬扬地传说，有人要对他进行批判了。他的几个学生担心他“政治上不够敏感”，连夜去向他通风报信，劝他别把观点都亮出去。
戴文赛在这些问题上的确不如他的学生们敏感。他也不是没有感觉到会场上“大批判”的气氛，（那时候的学术会议照例也是以“大批判开路”的。）但他仍然无动于衷。他挺心安理得地说：“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嘛！我有什么观点，应该充分阐明，坚持真理。”他大胆在会上亮出了他的观点。他是一个科学家，人家都感到他有点书呆子气。可这回他能顶住压力，倒也幸亏他身上的这几分书呆子气。
“南片”的学术活动是富有成果的。它使天文学界在动乱过后迅速跟上了国际的步伐，在天文学界培植了浓厚的学术气氛。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他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经在开花结果。我们国内过去在星系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今全国却有了几十位天体物理、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在开展研究了，并已经在星系结构、高能物理、天体演化等领域内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再拿南大天文系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年都难得拿出一篇论文，可是在1979年一年他们发表的论文就多至30余篇。这是一个何等可喜的局面。
傻瓜伯乐
一次庄严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听讲的人一个个都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黑板上的一大串公式。戴文赛教授也伏在课桌上，用心地记着笔记。
报告人的名字叫陆埮，他在向“南片”的天文物理工作者介绍国内外对基本粒子研究的新动向，他是南京电讯仪器厂的一个技术人员，业余研究基本粒子理论，发表过一系列的论文。戴文赛便是读到了他的论文和他交朋友的。是他，把他推荐给了科学界，邀请他来参加“南片”的学术活动的。后来，南大又聘请他到天文系任教。
陆埮回忆戴文赛教授时，讲了一个科学史上的轶闻。
丹麦有位物理学家，名叫玻尔，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气很大，曾被人称为原子物理学的鼻祖。以玻尔为首的一个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大多是由有成就的青年科学家参加的。玻尔曾应邀去前苏联讲学。前苏联人问他：“您是怎么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身边的？”他回答道：“因为我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不料当时担任翻译的李夫希兹把这句话翻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变成了：“我不怕青年人是傻瓜。”于是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事情过后，前苏联的卡皮察院士感慨万分地说了一句话：“李夫希兹一语之差的翻译，恰恰点出了玻尔学派和前苏联的兰道学派的不同特征。”
陆埮说，戴文赛教授对待晚辈后生的关心和爱护，使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玻尔的那种风格。
戴文赛的家里是他的学生和天文爱好者经常出入之所。青年人写出了论文来请他看，他是最高兴不过的：“好！好！出成果了！”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把文稿摊到桌子上，细心地抚摸着，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自己写了东西，也常常送给学生看，和学生一同讨论。如果他的学生帮他做了工作，替他验算过数据，他就要在文章发表的时候，把学生名字一块儿写上。他在笔记本上，还记着天文系历届毕业生全部名单和通讯地址。别人问他，这有什么用。他说：“为了随时给他们帮助。”他一向主张，作为一个教师，不仅学生在校读书的时候应该关心，学生踏上了工作岗位以后仍应该对他们负责。“文化大革命”中，天文系不少毕业生被胡乱分配到工厂和农村，被迫改了行。他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一直保持着通讯，并且经常把学术报告等资料寄给他们看。这些同志后来能够归队，调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他也出了很多的力。有一个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在气象站工作，还顶着压力继续搞科研，写出了两本书。戴文赛一直非常关心他。自己生病以后，听说这个学生想考研究生，又担心家庭经济有困难，正在犹豫不决，他在病床上就念叨：
“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他啊！”对于青年人，他真像一位慈爱的奶妈爱护自己哺育大的孩子一样。
来到戴文赛家里作客的，还有许多素昧平生的天文爱好者，因为他是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科普作家。他一生写了80万字的科普著作，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大量来信，有的人慕名前来拜访。他除了热心解答他们的问题外，还招待吃饭，甚至资助路费。这些天文爱好者提出的问题也促使他在建立自己学说的时候把问题考虑得更周密，论证得更充实。他和不少天文爱好者交了朋友，并在他们中间发掘人才。有不少同志便是在他的热情关怀下走上天文工作岗位的。有人说，戴文赛是一位有心人，是个伯乐，这话绝不是浮泛的溢美之辞。
鞠躬尽瘁
太阳贵庚？46亿岁！人生几何？不过数十年！以数十年的时间，去穷究数十亿年的历史，这是多么悬殊的对比！一个天文学家的分分秒秒，都是何等宝贵！
戴文赛在和时间赛跑。他要完成关于太阳系演化的新学说的研究，写完《太阳系演化学》。接着，他还想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以吸引和排斥这对矛盾去解释星系的演化，这又将是一部很厚的书。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分册的副主编和撰稿人，他有许多行政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做。组织上给他配备了胡中为等几个得力助手。但是，正当严冬过尽万木春，任凭雄鹰展翅飞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了，患的是结肠癌。经过手术，癌细胞又扩散到了肺部。
他一声声咳嗽着，仍旧伏在案头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病魔一步步地夺去他的时间，迫使他一步步地退却，从每天工作5小时退却到4小时，3小时，半小时。他还是把助手们找到床前进行着学术讨论，让家属记下他的片断想法，以便将来作进一步研究。他大概连自己生的是什么病也没有工夫去想。
妻子眼看他越来越不行了，便把他哥哥从上海请来，暗示他嘱咐遗言，但他却说：“哥，你放心回去，我有什么事再写信告诉你。”
从他动手术到临终前的1年零9个月中，他写了10多万字的手稿，校对完了《太阳系演化学》（上册）的原稿。他写了全国科学大会上的报告提纲和南大校庆会上的学术报告稿。1977年10月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在黄山召开的时候，他已进医院了。但他说他还能当一个“通讯院士”，一连给大会写了4封长信，对8年规划的制订工作提了很多建议。他在病中发起了天体物理学丛书的出版筹备工作，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临终前的这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是他在学术上取得丰收的季节。
从他病室的窗口，可以远远望见建筑在孝陵卫的一座太阳塔。这是我国第一座研究太阳活动区物理的新设备。为了建造这个太阳塔，他也曾到处奔走，费过许多心血。太阳塔建成了，他自己却被关进了医院。他一直想要到工地上去看一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天天站在病室的窗口，用一架望远镜朝它瞭望。
这天，他正在窗口站着，忽然发现楼下院子里来了一群孩子。他正在奇怪，病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护士领着这群孩子走了进来。原来他们是南京第十中学三年级的同学，一群科学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慰问病中的戴伯伯的。
“戴伯伯好！”孩子们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戴文赛笑了。
一位小客人打开捧在手里的一卷宣纸，向他朗诵了一首他们自己写的诗：
神秘的宇宙啊，浩瀚无际，
空中的繁星啊，点点缀缀。
太阳是火球还是星点？
天空中到底有多少银河系？
宇宙的秘密数也数不清。
你——人民的天文学家，
把自己的每一点心血，
都倾注到这些秘密里，
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迎来了一个个灿烂的黎明！
你书房里的灯光啊，
和闪烁的星星连成一片，
……
戴文赛听着朗诵，他的眼眶润湿了。可惜，他现在已没有过去那样的精力，来跟孩子们讲述遥远的故事，让房间里充满银铃般的笑声了。
送走了孩子们，他在床上躺下来，轻声问陪在身边的圣梅：
“圣梅，你可还记得？”
“啊？”
“过去我们住在北京的时候，也常常有小朋友到我们家里来作客。”
“怎么不记得！有一次，我还给他们烧饭吃哩。”
“他们当中有几位，现在翅膀硬了，成了优秀的天文工作者了。唔，你还想得起来吗？”
圣梅扳起手指，一个个数了他们的名字。
他慢慢地合上了眼睛，脸上浮着安详的微笑。他睡着了。他做着美美的梦，梦见刚才看见的一个个可爱的小脸，小脸又化成了一朵朵鲜花。是啊！
科学的鲜花，一定会把我们祖国的大地点缀得花团锦簇。大地的鲜花和天上的星空相互映辉，风光万千，群星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