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韩信遭遇双重莫须有
前面说过，韩信死案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而韩信的云梦之擒，同样也是个莫须有事件。两个事件的罪名，都是反叛，看来反叛这个罪名注定要阴魂不散地纠缠着韩信的余生，并最终要了他的命，而且还要延续到韩信的身后，或让人指责，或让人感慨。韩信的云梦之擒，事见《淮阴侯列传》、《陈丞相世家》、《高祖本纪》，而这三家记载颇有出入，其中有假史存焉。而且从这里开始，韩信的事迹的真伪更成问题，需要推敲之处颇多。比如这个事关云梦之擒的假史，亦是真假参半，且各有各的假。其中主要的假，还是假在韩信之叛上。这三个材料如下：
项王亡将锺离眛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後，亡归信。汉王怨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眛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眛计事。眛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於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後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淮阴侯列传》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於陈。陈，楚之西界，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後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陈丞相世家》
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於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天下。《高祖本纪》
锺离眛的事，仅见于韩信的传，而不见于另外两个记载，未必属实。据书剑和谐兄引网上诸文作《钟离眛之死》指出，钟离眛之死此前已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汉五年九月，“王得故项羽将钟离眛斩之”。此王即当时的楚王韩信，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汉高祖刘邦（菜九在十多年前就做过《秦楚之际月表考释》，居然未涉及此条，惭愧）。汉五年九月之后还有一个后九月，也是汉五年，距汉六年尚有一段距离，距韩信之擒的六年十二月之后，就更远了。因此，锺离眛之死似乎与韩信之擒没有必然关系，至少不是同时发生的事。那么，《淮阴侯列传》中说得活灵活现的韩锺对话，并将时间记为汉六年刘邦出巡之前，就有栽赃的嫌疑了。在史料珍稀的情况下，亦不妨认可韩锺交好而藏匿的情节，至于锺离眛是否为韩信供出去的，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即锺离眛之擒，应该是汉诏楚捕之的结果。但因没有实据，就只得存疑了。退一步说，即使真有像列传所说的韩锺谋反商量，锺离眛已被逼死，韩信自己是不会说出去的，所以此事为汉政权捏造的可能性居多。设想，如果汉政权真正掌握了韩锺商量这内容，韩信之罪名就不完全是莫须有了。无论事情的真相怎么样，出自汉政权的锺离眛死难场面，对韩信的历史形象多有不利。因为锺离眛已于数月前就被韩信处死，当时的韩信是不可能感受到了汉政权的压力的，这表明锺韩私交并不像列传所记的那样好。根据刘邦不追究季布罪行的事迹来看，若韩信与锺离眛真的私交深厚，应该也是在刘邦的容忍范围内的，如果韩信能说动锺离眛愿意为汉政权效力，刘邦也不见得非要追究他的战犯罪行。
锺离眛事迹提示，《淮阴侯列传》所说的韩信在云梦被擒前有欲反的企图，亦不足采信。且不说韩信未必有反叛之心，即使真有反叛之心，至少在那个时候，他应该没有做好反的准备；至少在刘邦方面，查不出韩信反叛的任何真凭实据。进一步来说，如果韩信真的有反叛的事实，处理起来也不会像这个样子；而韩信如果真有反叛的把柄抓在刘邦手里，日后两人也不会相安无事。根据现有史料来看，韩信的最后几年相对是比较闹情绪的，不太像有把柄被人捉住的样子。
本纪与世家都有刘邦部将欲武力解决韩信之楚的记载，但这种记载也是靠不住的。刘邦陈平的对话，以为楚兵强于汉兵，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楚强于汉，那是项羽之楚，而非韩信之楚。韩信从归封到被擒，时间应不足一年。他从齐王转为楚王，并没有带军队就封。在和平年代，韩信在楚国也不应该招募大量的军队。所以，即使楚国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跟汉政权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虽然最终刘邦采用了陈平提议的方式，显然好于动武的方案，但说汉不敌楚，那就明显不对了。
韩信之擒的具体时间，当以《荆燕世家》汉六年春为准。而上述三个记载只有本纪给出明确时间，也不过说是十二月有人上书，捉拿韩信的具体时间则没有交代。根据《陈丞相世家》所说的“与功臣剖符定封”一说，则韩信之擒的具体时间可以缩小到⑴汉六年十二月甲申之前，⑵六年十二月甲申到六年正月丙午之前这段时间里。六年十二月甲申之前，感觉上太仓促了。因为从上书到部署出巡要花一段时间，感觉时间太紧了。幸有《荆燕世家》在，完全排除了十二月的可能性。至于后面这个时间下限，是因为刘邦之弟刘交为楚王---即楚元王、刘邦同宗刘贾封为荆王，正是在正月丙午。表明韩信已被擒而让出了楚王的位子，而其旧封之楚分为荆楚二国（事见《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与功臣剖符定封”之说，给人的印象是汉第一次封功臣，实则在此之前也封过一批。就是在六年十二月甲申，这一天曹参、靳歙等十余功臣受封，正月丙午这一天，受封的功臣就更多了，像樊哙、张良等人都是丙午这一天封的。而韩信也不是在正月丙午日受封的，据《功臣表》，韩信封侯是汉六年四月，也就是说，并非如世家与列传所说的一到洛阳就赦罪为侯，而是又拖了至少三个月。
世家与列传说韩信一到洛阳就赦罪为侯，与《高祖本纪》明显不同。《高祖本纪》所记似乎更加具体，其曰：“是日，大赦天下。”这个记载非常有内涵，即在抓捕韩信的同时，就赦免了他的罪行。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反叛一说，实为让韩信腾出位子。所以，根本不存在汉政权觉察到韩信要反叛，只是为了消除韩信可能反叛的远期隐患，而将反叛之罪名强加到韩信头上，以达到撤销韩信楚王的目的。记载刘贾事迹的《荆燕世家》也称“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则废韩信楚王的行动不像是因为他要反叛，完全是汉政权要收回楚地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司马迁的互见法记载非常有价值，于此可见一斑。即以韩信之擒来说，此事为刘邦方面策划的一件大事，刘邦是主动发起方，陈平、韩信只是承应方，其最核心最要害的问题，就被记在刘邦的资料中了。抓捕的当天就赦其无罪，刘邦的做法似乎是，韩信你这个人在外面让我实在不放心，至于谋反与否，并不那么重要，就委屈你一下吧，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在韩信一方当然非常不爽。韩信可能会想，你要我让出位子，也犯不着用这个罪名嘛，完全可以商量嘛。而在刘邦一方，不如此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事情又哪里是可以跟对方商量的？谈崩了怎么办；就算韩信同意，又如何昭告天下----我对韩信不放心，所以要他把这块地盘让出来----显然行不通嘛。因此，韩信日后一直不开心，并从来也不掩饰，刘邦都不予计较，其中的原因双方心知肚明。即使是抓捕韩信的现场对话，也反映了这样的内涵。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从这个现场对话来看，韩信肯定没有任何反叛的准备，所以梗着脖子说赌气话，口气也相当地冲；刘邦的应答显然也只是个场面交代话，纯属敷衍，没有实质性内容。所以，韩信当时的不反是肯定的。只有这样，韩信才可以当场对刘邦使使性子，发发态度，也不会有什么大碍。韩信明显是这场游戏中吃亏的一方，刘邦也就不会再找麻烦。
综上所述，韩信云梦受擒、废王为侯的历史记录虚假的成分太多了，显然这些虚假来自于汉政权。但是无论韩信的罪名是否为汉政权造假，最终的结果就是韩信的王位是彻底没了。韩信云梦受擒、废王为侯之后，刘邦对韩信的防范游戏，至此也应该落下帷幕，刘邦再也用不着为防范韩信而大操其心了。此事有史料为佐证，当时就有臣下以此为贺，以为韩信之擒与刘邦定都关中，同等重要。看来，当时的朝野上下都意识到韩信问题的解决，对稳定汉政权的重要性。那么，韩信的所谓反叛，就如同燕王臧荼之反一样，实乃是一个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一个罪名。因为韩信是汉阵营的中坚力量，且其所谓的反叛并不能坐实，于是就出现了罪名很重、处置很轻的奇特现象。日后韩信受封为淮阴侯，也只是一个荣誉闲职，却始终没有归封（《功臣表》上也没有给出受封户数，表明此封号只是个虚衔，属于享受待遇，而没有实质性的封赐），一直在京城刘邦的左近，应该说已丧失了反叛的机会。以韩信之英明，绝无可能以自己所掌握的区区家丁发动叛乱。所以司马迁用了“天下已集，乃谋畔逆”的措辞，就隐含了对韩信反叛一事的不采信（而此一逻辑亦可套用到燕王臧荼身上）。后世的学者也就顺着司马迁闪烁其辞的评价，不接受韩信会选择反叛这条路。
三个记载都有人有上书告反的记载，然告反者究竟为何人，不详，可能属于当局凭空捏造的诬陷栽赃，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比照最终韩信死难，也是有人告反，此人有名有姓有来历，后来还封了侯，为慎阳侯栾说。所以导致韩信云梦之擒的这个语焉不详的告反之人，如果不是子虚乌有的话，让菜九来猜测一下，这个人可能就是吕后。她当时跟刘邦说，韩信这个家伙，陛下可要防着他一点啊。正好刘邦也有这个心病，所以就用陈平之计，把韩信的王位给废了，收在身边，永绝后患。至于查获出反叛罪状没有，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当时的局势需要废除韩信的楚王，无论他真叛假叛，都不影响这个程序。也许是刘邦对韩信在楚地感到不安，但韩信规规矩矩无处下手，吕后知此情状出计曰何不干脆告他个反叛。刘邦受此启发，才向朝臣询计，才有了后面这些结果。所以《吕太后本纪》所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岂虚言哉？而到了吕后日后又以反叛之名处死韩信，刘邦也就说不出什么了。他总不会因这个事情，跟吕后闹翻。再说刘邦在韩信事件上也是有责任的，第一次你听信了吕后毫无根据的诬陷，第二次你也只能接受她毫无根据的杀人。
但绝无可能反叛的韩信，最终还是死于反叛罪名，这其中的猫腻亦不难指认。前面已经说过，陈豨与韩信密谋反叛属于汉政权诬陷，而韩信舍人之弟告发，亦可能是吕后制造冤案的固定套路。徐业龙先生有论曰：舍人弟所以要告发，是因为韩信要杀他的哥哥，怎见得舍人之弟不是诬告？如果韩信真欲谋反，舍人之弟又怎能知道如此重大的机密？韩信难道会如此粗心大意？而徐业龙先生对吕后除掉彭越一事的分析，对韩信一案颇有启迪。其曰：继韩信被杀之后，梁王彭越也被擒获问罪，刘邦把他贬为庶人，流放到巴蜀。彭越入蜀西行到郑，适逢吕后从长安往洛阳。彭越见到吕后，向吕后流着眼泪诉说自己无罪，并请求吕后能替他讲情，把他放回故乡昌邑。吕后假惺惺地答应了彭越的请求，带彭越一同回到洛阳。到了洛阳，吕后对刘邦说：“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吕后遂指使彭越的门客诬告彭越要谋反，把彭越连同其宗族全部杀戮。正如燕王卢绾所说:“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氏计……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均见徐业龙《仓皇钟室叹良弓——韩信“谋反”冤案评析》）此事提示了吕后诬陷功臣的手法，也表明了韩信之死在当时就没有骗过上层人物。联系到韩信之死，韩信在临刑前的喟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也明确把这个杀身之祸归咎于吕后。
没有叛乱行为，且没有叛乱实力的韩信，不构成对汉政权的威胁，在刘邦方面也没有非让韩信死的内心冲动，因此，韩信是可以不死的。当然，在韩信拥有实力，也数度让刘邦有所不满的时候，刘邦或者会生出对韩信的严厉惩戒之念。只是事过境迁之后，人的心态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在韩信失去实力后，他是有望在刘邦的屋檐下平安终老一生的。只是韩信的最终横死，可能确实不在刘邦的设计中。而韩信一死，受伤的就不仅是韩信，刘邦一世的英名也因此而受到严重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