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系辞》看。《系辞》是《周易》经文的总概括，它论述了《周易》经文的含义与功用，涉及到了《周易》之筮法、八卦之起源等问题。但《系辞》之说也是多依《说卦》之义。诸如，《说卦》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则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很显然，《系辞》之言是对《说卦》之义的概括。不仅如此，《系辞》还依据《说卦》之义提出“一阴一阴之谓道”的命题，将《说卦》的阴阳学说提升到了宇宙法则的高度。又如，《说卦》言：“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短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故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系辞》则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于其中矣。”很明显，《系辞》之言是对《说卦》之义的进一步发挥。并将《说卦》之“天地定位”赋予了尊卑、贵贱等伦理道德之义。可以说，《系辞》之成必当在《说卦》之后。事实上，《系辞》不仅成书于《说卦》之后，而且亦在《文言》之后。《文言》有：“‘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而《系辞》照抄了一遍：“‘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说卦》是《周易大传》即《易传》的首篇文辞。《说卦》的产生对《易传》其他各篇的产生和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事实上，就整个《易传》各篇而言都是对《周易古经》的阐解和注释，而其阐解注释始终围绕着《周易》的卦象而展开，而《说卦》则直接设定了《周易》的卦象。故笔者以为，《说卦》应位居《周易大传》之首，而不应屈居第五。
三、《说卦》的形成时代及其作者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文言》《系辞》《说卦》，读《易》韦编三绝。”认为《易传》诸篇为孔子所作。但据学术界多数学人认为，《易传》不可能为孔子所作。原因在于，首先，《易传》诸篇中存在大量“子曰”类文字，此必为孔子后学引述孔子的治《易》文句，若为孔子所作，何言“子曰”？！其次，《易传》诸篇中存在大量道家墨家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易传》亦不可能为孔子所为。为因如此，《易传》诸篇之成，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至秦汉间之作品。这样一来，便有人开始给《说卦》寻找作者，有说是子弓的，有说是丁宽的，有说是田何的，等等。其理由是依据《史记》及《汉书》的两则资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此之子弘即子弓，而此子弓有作《易传》的可能性。《汉书·儒林传》有：“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看来丁宽也有作《易传》的可能性。《儒林传》还言：“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诸篇。”而此“《易传》诸篇”中有《说卦》。可以看出，以上诸论，多有附会之嫌。笔者以为，《说卦》为《易传》之首篇，其成当属最早，很可能在战国以前即春秋时代就已形成。而不可能形成于战国至秦汉间，更不可能与丁宽、田何之徒有染。理由如下：首先，读《说卦》之文，如上所言，均为设定《周易》八卦卦象之文辞，其形成不会距《周易古经》之成很远，也可能与《周易古经》同时产生。这是因为，一、从逻辑顺序来看，《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全由八卦演变而来，没有八卦之成，就不会有六十四卦。而《说卦》之文只言八卦。据此可以推定，《说卦》之文当形成于六十四之前，或至晚不当晚于六十四卦形成之后。二、从六十四卦之卦象来看，六十四卦均由八卦两两相合而成。而两两相合所得之每一卦之卦象，不论以下象与上象言，或是以内象与外象言，都是依据《说卦》之意。没有《说卦》关于八卦之卦象的设定，六十四卦之象就无法破解，更不用说其中还含有何种义理。依此而言，《说卦》早于六十四卦之成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三、从文献角度看，《左传》《国语》中有诸多筮例，其取象喻理与《说卦》相同或相近。诸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言：“……‘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左传·僖公十五年》言：“……《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左传·昭公五年》言：“……‘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如此等等，其所言卦象与《说卦》之义相同。可以说，《说卦》之成当在西周至春秋间，而不可能形成于战国时代或秦汉间。其次，《说卦》之成可能与春秋筮官有关。我们将《说卦》形成之时代大体推定在西周至春秋间，其与《周易古经》之形成时代大体相当。而《周易古经》之成当是西周至春秋筮官之所为。关于《周易古经》之成，《系辞》言，为包牺氏观天法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作之；《史记·周本记》则认为是周文王囚羑里而作之。然此两说并未得到学术界一致认同。包牺氏乃神话传说中人物，他是否就是《易》作者当然值得怀疑。而文王作《易》据多数学人考证认为《易》卦文辞中有文王之后的历史史事，看来《易》之成可能在文王即周初之后。据《周礼》记载，西周时代设有专职筮官，《周礼·春官》言：“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礼记·祭仪》言：“昔先圣王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亦不敢专，以尊天也。”这些专掌筮卜之法的“大卜”之“易”也可能就是周代的巫史之士，他们的职责就是专事筮卜并整理记录筮卜之象与筮卜之辞。这一点从《左传》《国语》之筮例中即可看到。诸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言：“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在这里，是“陈侯使筮之”，而不是陈候筮之，即陈侯指示筮官筮之。《左传·闵公二年》言：“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又筮之，遇《大有》之《乾》……”在这里又是“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筮之”，而非桓公筮之。如此等等不一而举。而这些巫史筮官在其筮卜过程中遇其卦象便有说辞。诸如，《左传·闵公元年》言：“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再如上引《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仅此两例即可证明，卦象与卦辞全凭筮官所说。因此，卦象与卦辞均出于筮官。
再次，《说卦》之最终形成也可能与孔子有关。孔子删除整理《周易》这是不争之事实，正因于孔子的整理，《周易》遂成为儒家经书之一。孔子何以整理《周易》？这是因为，在孔子之前，尽管《周易》已广泛使用于筮卜，并在各诸侯国中普遍流行。但《周易》最终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文本。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左传》《国语》的筮例中亦可看到。而且其对卦象的解释也不尽一致，特别是对《周易》意义的认识还不是很明确。所以，孔子对此等现象并不很满意。《系辞》就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表达了孔子对春秋以来《易》的流传状况的不满心境。“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可以说，是对《易》之功用的整体校正。在孔子看来，“《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夫《易》开物成务。”“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故《系辞》言：“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系辞》所反映的孔子对《易》的这些观点与看法，与《说卦》之意有相通处。《说卦》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牲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可以看出，《说卦》之此段文字很可能就是孔子在删除整理《周易》时所加。正因为如此，易学史上便有人称此为“孔子为《周易》加冕”，这话看来是有道理的。可见，《说卦》之成与西周至春秋间之筮官有关，也很可能与孔子的加冕有其一定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