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蔚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河南开封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天天在上空盘旋，进行侦察。自从平津失守，华北沦陷，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步步向内地深入，中原就要沦陷。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学校都准备迁往豫西南，开封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中共河南省委正在研究对策，组织各方面抗战力量，省委还决定开办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学生。训练班的主任是河南大学教授范文澜同志，他在社会上是有名望、有号召力、有影响的人士，能够在社会上公开露面，便于做统战工作。那时，我正在开封北仓女中，还没有毕业，因为工作需要，组织分配我到训练班学习，认识了我敬爱的教师范文澜同志。
训练班就设在河南大学。校园的西北角上有一个破旧的四合院，过去是学生宿舍，现在已经荒芜得没有人住了。院里有两棵一搂粗的槐树，显得特别阴森空旷。就在那惶惶不安的日子，范文澜同志经常到四合院来看望大家。他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大褂，戴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细高的身材，瘦骨嶙峋的，讲一口浓重的绍兴话，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举止斯文稳重，有一种长者风度。他经常在大礼堂上大课讲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联系到中国的抗战，感情激愤。他那渊博的知识、强烈的正义感、谦虚朴素的作风，博得了我们青年人的尊敬。训练班还请了一位八路军的公开代表来教游击战术，范文澜同志担任了服务团的团长，亲自带领我们从开封出发，深入后方做抗日救亡工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革命力量。
腊月天，天上飘着雪花，从开封城北黄河滩上吹来凛冽的北风。我们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救亡青年，革命热情非常旺盛，背着挎包，跟在行李车后，踏着公路上的积雪，精神都很抖擞。女同学穿着棉旗袍，围着五颜六色的毛围巾，男同学穿着棉制服，一边走，一边哼着抗战歌曲，忘记了寒冷。范文澜同志走在我们中间，他和我们的总队长冯远同志谈着话，在风雪弥漫的路上，迈着脚步，走得有些吃力。他已经50多岁了，眼睛高度近视，身体又弱，和我们青年人一样走，一气走了几十里，真够累的。我们劝他去坐行李车，他始终不肯，一直走到朱仙镇。
朱仙镇是中国的四大名镇之一，现在已经非常破旧，街道不整齐，房屋稀稀拉拉。城外有一座岳飞庙，已经破烂不堪，院墙倒塌，大殿顶上的绿琉璃瓦脱落了，长了很多茅草。庙里的岳飞像也没有了。只见院子里竖着明代的石碑，它铭刻着当年岳飞在朱仙镇大败金兀术的事迹。岳飞虽然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不幸遭到奸臣秦桧陷害而死。范文澜同志熟悉中国的历史，他联想到今天，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半壁河山，国土一天天在沦丧，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责任落在这一代人身上，感慨地说：
“前方的战士在浴血抗战，而国民党后方却有人在准备投降，还坚持反共的立场。”
我们走了多半天路，大家又饿又累，就在朱仙镇城外一家店铺的茅草棚下休息。开饭的时候，长条桌上摆了一个柳条筐，里边是从开封带来的馒头和咸菜，又买了朱仙镇特产的豆腐干，烧了两桶开水。我走近范文澜同志，看他和我们一样吃着凉馒头，喝着白开水，吃得喷香，不觉在心里为他担起心来：他是南方人，习惯吃大米，而现在却吃着冷馒头，他的胃口吃得消吗？一位小同志关心地问范文澜同志说：“范先生，你吃馒头习惯吗？”
范文澜同志坐在长凳上休息，用疲劳的眼睛望着我们，意味深长地说：“我长期在北方生活，早已习惯了。现在大半个中国都快要丢光了，我们能吃上馒头，就算不错了。”
下午，我们又走了40里路，来到了我的家乡尉氏县。一到尉氏县，远远就望见了东关塔，坍塌的城墙上，还有阮籍啸台的遗迹，进了小东门，就是县立完小，现在学校正放寒假，我们就在教室里用干草打上地铺，大家忙着做饭，烧开水，洗脸洗脚。范文澜同志和男同学一起住在地铺上，坐在刚打开的行李上，和冯远同志研究工作，准备在尉氏县停留三天。我想请假回家去看看母亲，我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领着年幼的弟弟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范文澜同志仿佛知道我的家境，见我走进来，主动对我说：“你的家不是在尉氏吗？你回家去看看吧，好好做做老人的工作，如果思想搞不通，可以在家多住几天，随后再到许昌去找团体。”
晚上，我来到仓西街，爬上高高的台阶，走进了土院墙，望见家里的草房、黑色的房门，心里高兴得直跳，我知道母亲正日日夜夜地盼望着我放寒假回家，心情是多么迫切。我冲进房门，看见母亲在外屋地上，守着一盏小油灯，坐在草垫子上正在摇车纺线。我的出现使妈妈怔住了，我上去搂住妈妈的脖子，高兴地说：“妈妈，我回来了。”
妈妈欢喜地拉住我的手，赶忙站起来，看我孤身一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忙问我说：“怎么这么晚才到家？白天到汽车站去接你，连人影也没看见。你这是怎么回来的？”
“妈妈，我是随河大抗敌服务团从开封走回来的，走了整整一天。”
“回来就好了，”妈妈的眼睛里闪着高兴的泪花，用手心擦去，她不大理解什么服务团，也没有深问，接着说，“走一天路够累的，快休息休息，我给你弄饭吃。”妈妈忙三倒四，不知道该怎么接待我才好，打来一盆洗脸水，就去捅煤火。我望望妈妈和善可亲的面孔、勤劳的双手。我的回来，好像使妈妈孤独的生活突然充实起来，她哪里知道，我就要离开她呢？我坐在煤火旁，烤着手，想着心思，怎么对妈妈说明我参加抗战，又不让她难过呢。我不愿意立即打消妈妈欢乐的心情，这一夜我没有对妈妈说明一切。第二天清晨，我一睁眼，就看见妈妈正在给我杀鸡、炖菜，还准备包饺子，忙得脚不沾地。我没法开口，等吃完了饺子，我才慢慢对妈妈说：“妈妈，你知道么，日本侵略军已经快要打到开封了，书念不成了。我们青年人，要参加抗战工作，唤起群众，团结对敌。我们团体在尉氏县宣传三天，就到许昌去。”
我鼓起勇气说：“妈妈，我已经参加河大抗敌服务团了，我想和团体一起走。”
妈妈不放心地问：“什么时候走？得去多长时间，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我在心里盘算着，怕说的时间太长，就说：“我们用不了两年，就能把日本侵略军赶走。”
妈妈沉默了，呆呆地望着我的脸，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忽然，妈妈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别离就在眼前，真想不到啊！我安慰妈妈说：“妈妈，抗战胜利我就回来看你。”我想给她讲些道理，她连忙摇着手，不让我讲下去。妈妈虽然没有文化，却懂得大道理，遇事想得开，对独生女也从不像旁的母亲那样溺爱，一向都支持我、信任我，她宁肯自己在家里吃苦受累，也要让我求学上进。妈妈经过考虑，终于果断地说：“那好吧，两年以后回来，再念书也不晚，救国要紧，不用惦记我，可要常常来信啊！”
我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紧紧握住妈妈的手，什么也说不出来。
晚上，我回到了团体，心里还很难过，不管怎么样，总算闯过这一关。第二天，我们就要出发了。清晨，我们正在整理行装，妈妈带着年幼的弟弟来学校送我，我把她领到范文澜同志那里，她看到范文澜同志的长者风度，心里虽然惦记我，却通情达理地说：“范先生，你是有学问的人，把我的孩子交给你，跟你们去参加抗战工作，我也就放心了。”
范文澜同志安慰妈妈说：“你是一个好母亲，我们团体人很多，大家都能互相帮助，请你放心吧。”
我们离开尉氏，踏上通往许昌的公路时正是新年元旦。
许昌是一座古城，历代都是一个名镇，位于平汉线，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市街整齐，买卖兴隆。国民党对许昌的统治比较严，一二·九运动时，许昌的青年学生也很活跃，要求抗战的呼声很高。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许昌，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关麟征派到那里去。许昌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排着队，走在许昌的大街上，纪律非常好，一个个背着挎包，风尘仆仆，吸引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我们住在一个中学的教室里，打上地铺，挑水做饭，打扫院子，和群众打成一片。原来，国民党在许昌也有一支宣传队，他们住在旅馆里，出门坐汽车，女的烫着头发，穿着高跟鞋，到街上贴几张标语，在戏院演两场戏，招摇过市，群众议论纷纷，对他们讨厌死了。而我们一来，学校里立即围满了人，帮我们扛行李、背席子，送来了饭碗、水壶。青少年们更是热情，天天来叫我们教唱抗战歌曲。我们的话剧团到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群众，大街小巷贴满了宣传画、漫画，沉寂的许昌顿时活跃起来。我们应青年同学的请求，办起了一个训练班，培养救亡青年。我们在市里开展工作以后，准备分头到四乡去做宣传工作，把城乡的群众都发动起来。关麟征部得知我们还要下乡发动群众，弄得坐卧不安，深怕我们把群众发动起来，扩大影响，想方设法限制我们的活动。
范文澜同志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向他们做了很多统战工作，但下乡的工作总是受到阻挠。一天，范文澜同志回来的时候，满脸愁容，皱着眉头，眼睛里冒着怒火，一进屋，便愤愤地说：“关麟征这家伙，撕下了假面具，他不但不许我们下乡，还限我们三天内离开许昌。”
大家一听，感到非常突然，又是激动，又是纳闷，究竟为什么，国民党丢了大半个中国，难道我们宣传抗战的自由都没有？同志们都感到气愤，心情受到沉重的压抑。喜欢唱歌的同志不唱歌了，准备演出的停止了化装，要下乡的也停止了准备。我正在编写街头墙报，想到团体的命运，也写不下去了。范文澜同志比别人更加激愤，他焦灼不安地在屋里大步走来走去，愤愤不平地说：
“他们不抗战，还不许我们抗战，我要去和他们讲理。”他愤怒的眼光落在总队长冯远同志身上。冯远同志埋头沉思，现在请示上级已经来不及了，必须作出决断。他气愤地说：“关麟征讲理吗？这些花岗岩脑袋都是死顽固，挂着国共合作的招牌，实际是挂羊头卖狗肉，假抗战真反共，他们的专长是制造摩擦，限制抗日，我们要揭露他们的阴谋。”
1933年，范文澜同志在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当院长时，是地下党员，经常给党募款和转款，后被蒋介石的侄子、宪兵三团的蒋孝先逮捕。关麟征部当时也驻守在北平，知道范文澜同志的政治面貌。这次在许昌遇到范文澜同志领导的河大抗敌服务团，他便断定这是一个“赤化”团体。
冯远同志和范文澜同志匆匆走出去，商议怎样进行合理的斗争。当天晚上，他们又出去了。我们望着范文澜同志那瘦骨嶙峋的身材、倔强而沉重的步伐，不禁为他提起心来。一个知识渊博的教授，为着祖国的命运奔走呼号，怎么对付得了那些阴险狡猾的家伙呢。我的心里是多么难过、愤愤和不安呵！天已经很晚，教室里点上了昏暗的油灯，他们还没有回来。难道会发生什么变故吗？大家的心都揪成了一块疙瘩。
第二天我们接到了一张请帖，上面写着驻军关麟征部和许昌国民党市党部联合欢宴河大抗敌服务团全体队员，以表欢送之忱。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不是什么请帖，分明是一道逐客令，真使我们气炸了肺，恨不得狠狠揍他几拳，都愤恨地说：
“我们谁也不参加，叫他的宴会见鬼去吧！”
下午，就在学校的大教室里，摆上了酒宴。穿白衣服的厨师出出进进，忙忙碌碌。过了一会儿，关麟征一伙姗姗来了。他穿着笔挺的黄呢子军装，头上戴着镶有旗子的大盖帽，戴一副金丝边的眼镜，装腔作势地走进院子，干咳了两声。后面跟着几位穿军装的参谋长和副官，还有穿长袍的市党部书记长。关麟征一进院子，就皮笑肉不笑地假惺惺地说：“范先生在吗？”
我们都闷闷地坐在屋子里，隔着窗户看他们的丑态。同学们恨得有瞪眼睛的，有摔皮带的，有啐吐沫的，心里暗暗骂他们这帮无耻的家伙，气得真想哭。今天将会怎样收场，谁也没有考虑，反正是“不去”。这时，只见范文澜同志和冯远同志都沉着脸，从屋里走出来，关麟征好像得了救一样立刻满脸堆笑，迎上去说：“我们是特来看望范先生和同学们的。小意思，请吧，请吧。”
这时，冯远同志走进来，叫我们大家都去入席。冯远同志在团内做党的工作，大家都很信任他。他说关麟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利用这个场合，和他们斗争。同学们只好勉强地走进“宴会厅”。
在这个大教室里，一共摆了十几张圆桌，铺着白台布，满桌的酒肉，冒着热气。看来，国民党为了限制我们抗日，驱赶我们，倒不惜花费本钱。大家坐下来以后，关麟征和市党部书记长陪着范文澜、冯远同志。参谋长和副官们分别坐在其他桌子旁。关麟征又咳了两声，拿起酒杯站起来，向范文澜同志恭恭敬敬地挺起身子，敞开嗓子大声说道：“今天敝军和市党部特备宴欢送河大抗敌服务团的同学们，你们在范先生领导下，远途跋涉，途经敝地，不辞辛苦，宣传抗日，实在可钦可佩。兄弟代表军政当局，来慰劳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为早日打败日本侵略军，复兴中华而干杯！”
追随关麟征的那些喽啰们一个个齐刷刷站起来，都举着酒杯向我们敬起酒来。这场面真叫人厌恶、仇恨，大家都感到难忍的压抑，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眼睛里燃烧着怒火，没有一个人去理睬他们，谁也不站起来，不拿酒杯，不动筷子。范文澜同志和冯远同志都沉着脸，一声不吭。关麟征和他的喽啰们碰了钉子，只好垂头丧气地坐下来。这工夫，范文澜同志突然站立起来，右手高举酒杯，压抑在心头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了，他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着喊声，只听“咔嚓”一声，他把酒杯狠狠地摔到地上，接着失声大哭起来。范文澜同志的哭声撕裂着我们的肺腑，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号啕大哭起来。这哭声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对他们最有力的抗议。同学们一边哭，一边激愤地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无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教室里，口号声和哭泣声混合在一起，宴席被打乱了，酒瓶子扔到地下，酒杯在空中乱飞。关麟征那帮家伙见势不妙，一个个抱着脑袋慌慌张张离开座位，匆忙向外逃跑。同学们跟着他们一股脑儿涌到院子里，在他们背后呼着口号，激愤地唱起抗战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事情发生以后，冯远同志向河南省委做了汇报，省委肯定了我们的斗争方式，统一战线是在斗争中求团结的，组织上为了保护范文澜同志，把他接走了。我们流着眼泪，送别了我们心目中敬爱的范先生，离开了许昌，迈上新的征程。
范文澜同志离开我们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时局发生很大变化。日本侵略军攻陷了开封，占领了尉氏，沿着平汉线继续南下。国民党采取消极抵抗政策，节节败退，为了阻止敌人，掩护他们的退却，竟在花园口扒开了黄河大堤，使滔滔黄水淹没了豫东十几个县，成了汪洋大海，遍地都是难民，人民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我们多么想念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范文澜同志呵！他那亲切和蔼的面孔，谦虚朴素的作风，坚强不屈的斗争毅力，关心他人、严于律己、正直真诚的为人，都一点一滴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可是，范文澜同志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正当我们怀念他的时候，他又来到了我们身边。
那时间，我们的团体回到了南阳。在一个四合院里，河南省委一位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肯定了我们一年多来的成绩，到处播下抗战的火种，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决定把我们编入新四军的挺进队，深入信阳敌后，在那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扩大新四军的武装。这次去敌后，仍然由范文澜同志率领我们。过了两天，范文澜同志来了，他脱去了长袍，穿一身灰色的棉制服，背着一个黄挎包，整装待发。他看见我们大家，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热烈地和我们握着手，我们立刻把他围在中间，几十双眼睛望着他，问长问短，不知怎么高兴才好。我们之间远远超过了师生的感情，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比我们的父亲还亲，他受到我们的尊敬和热爱，我们多么熟悉他的绍兴话呵，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的一些斗争、朱总司令在华北领导八路军进行抗战的英雄事迹。他告诉我们，坚持抗战的关键问题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对敌人开展游击战争。我们团体就是要完成这一新的历史任务。
我们从南阳出来，精简了行装，准备到挺进队过军事生活。我们的目的地是黄龙寺。要经过几个县，每天都走偏僻的小道，入了信阳境内，就进了山区。这里，山势峻峭，山路崎岖，山上树木、野花丛生，泉水从山间潺潺流下来，能看清水底的鹅卵石，同平原相比，风景是多么秀丽幽静呵。我们每天都得翻山越岭，水过河。范文澜同志确实很辛苦，很劳累，但他照样和我们一样：饿了吃馒头和咸菜，渴了喝白开水，夜里不是住在古庙里过夜，就是住在四面漏风的教室里，用干草打地铺，睡门板。大家的生活是苦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这一天，我们翻过一架山，绕过山坳，就看见前边山根下有一片浓密的树林，这个村子就叫黄龙寺。村口坐北向南有一座破庙，朱红色的庙门敞开着，门楣上有三个大字：黄龙寺，门旁有一棵粗大的老榆树。大家都高兴地坐在榆树下休息。只见一个穿着灰色军装的通信兵从庙门走出来，发现我们立刻转身进去通报。不一会儿，一个身穿军装、打着绑腿、头戴军帽的女同志急急忙忙走出来。她一看见我们，就跑上来紧紧握住范文澜同志的手，非常高兴地看着大家，热情地说：“欢迎同志们，我们从竹沟出发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来，想不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大家快进去休息吧！”接着她又亲切地去搀扶范文澜同志，关心地问道：“范老，你上了年纪，这一道山高路远，没有累坏吧？”
范文澜同志含笑说：“我很好，我很好。”他对我们大家介绍这位女同志说：“同学们，这就是危大姐，危拱之同志。”
范文澜同志临来时，就告诉我们，今后我们要在危大姐的领导下工作。她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将，是河南省参加革命最早的女同志，我们对她都很崇敬。危拱之同志看来不过30多岁，中等个儿，身材精干，目光敏锐，说一口信阳话，干脆利落，颇有军人的风度，听说在长征时，她做文艺宣传工作，性格活泼。抗战爆发以后，她曾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的秘书长，在开封做地下工作，领导扶轮小学的孩子剧团，为党培养了一批青少年，后来她到竹沟，做过组织工作。她对我们服务团的同志也很熟悉。她能文能武，现在带着新四军的一部分骨干挺进信阳敌后，要在豫鄂边界扩大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
危拱之同志领着我们，走进这座破庙，把我们安置在正殿大厅里。大厅中间有一个泥像，东西两侧可以住人。危拱之同志吩咐打上地铺，一边住男同志，一边住女同志。我们跟着通讯员去打开水，准备开饭。我们好像回到了革命的大家庭，处处都感到新鲜。每个人发了军装、水壶和挎包、绑腿、棉鞋。经常练习打行李，迅速集合，危大姐每天都来看我们，拍着我们的肩膀，看我正在打绑腿便走过来说：
“小鬼，学会打绑腿了吗？”
她像对待小妹那样亲热，怕我们过不惯游击队的生活。我对危大姐说：“大姐，我们在河大抗敌训练班学的就是游击战术。”
危拱之同志呵呵笑起来：“我知道你们是游击战术训练班毕业的，现在要联系实际了。”
我们在黄龙寺工作了一段，就要分头到别的山村开辟工作，配合部队发动群众，扩大武装，逐步扩大根据地。这时，范文澜同志来看我们，天气很冷，外面飘着雪花，我们在屋子中间用松树枝架起一堆篝火，大家围坐在四周，篝火上吊上一个水壶，冒着热气，大家说说笑笑，亲如兄弟姊妹。每到这时候，我们都希望范先生给我们讲讲形势。他坐在一个木墩上，望着我们一张张烤得通红的脸，高兴地说道：“现在你们就要分头去开辟工作，要独当一面，要离开拐棍走路了。”他嘱咐我们要深入群众，团结骨干力量。他讲了很多话，有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
一个男同志从危大姐那里听到范文澜同志的一点消息，忍不住讲了出来：
“范先生，听说你又要离开我们了。”
一提起范文澜同志要走，大家立刻停止了笑声，沉浸在惜别的沉寂中，谁也不说话了。范文澜同志为了安慰大家，用轻松的口吻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我要去的地方是中国最好的地方，是毛主席党中央居住的地方。”
“延安！”大家不约而同地欢叫出来。我和另外两个女同志天真地要求说：“范先生，我们早就想到延安去，你把我们也带走吧！”
这一天，范文澜同志在告别我们以前，热情又严肃地给我们讲了许多话。要我们加强纪律性，要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要向危大姐学习，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对我们个人的生活问题也考虑到了，他说这个问题应该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再解决。他语重心长，使我们内心感到温暖，我们可敬可爱的老师又要离开我们了，这使我们感到那么的难过。
1939年春天，延安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需要从根据地调一批女干部去学习。这时节，我们根据地不断扩大，挺进队的武装也日益壮大，准备进行改编，革命的形势很好。同时，国民党的顽固势力也加紧了和我们搞摩擦，军事行动越发频繁。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决定送我们四个女同志到延安女大学习。我们来到延安的时候，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延安的宝塔山耸立在山头，延安古老的城墙位于延河之滨，清澈的延河水像一条锦带弯曲地盘旋，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山岭上刚刚冒出嫩绿的草芽和黄色的花骨朵儿，一切是多么的清新。后来，我们打听到范文澜同志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住在杨家岭南山坡上，我们想见他的心情是多么迫切。我们在女大学习期间经常去看他，两年以后，我也被分配到杨家岭工作，见到他的机会就更多了。
范文澜同志在杨家岭住一间窑洞，对面是中央大礼堂，站在窑洞的斜坡上可以望见延河潺潺的流水，这里显得很安静。他除了领导中央研究院，还在集中精力编写《中国通史》。他身穿灰布军衣，戴着近视眼镜，不知疲倦地翻阅浩瀚的资料，提笔疾书。每次我们去看他，他才不得不停下笔休息一会儿，和我们围着炭火盆，烤手漫谈。
我们说：“范先生，你又在写历史了。”
范文澜同志谦虚地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人民写的，我只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一下。”
1943年，河南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水、旱、蝗、汤，四灾俱全。除了黄水泛滥、地里起蝗虫、干旱无雨之外，国民党汤恩伯的军队也成了一大灾祸，灾民被逼得逃荒逃难，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吃树皮，啃皮带，处在死亡线上。我们谈起这次灾荒，范文澜同志关心地问我：“你家在豫东，正是灾区，不知你妈妈怎么样？”
我刚刚接到母亲来的一封家信，信里说，自从我走后，因为生活无着，把田产衣物都卖光了。四叔一家三口饿死在路旁。母亲靠给人家洗衣裳做鞋卖过活，把弟弟送进了孤儿院，前途未卜。我告诉范文澜同志，现在组织上正在通过地下党设法给我母亲寄钱营救她。范文澜同志才放心地说：“那就好了，你母亲是一个好母亲，她很开明，家境困难，还支持你参加革命。”
最后，范文澜同志又开导我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再厉害，也不能一手遮天，毛主席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要赢得最后的解放。”
